武士道起源於古代的日本，是指以不惜命的覺悟為根本，為實現個人於集體、團體的價值，儘可能的發揮自己的能力，強調“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顧忌的死，毫不猶豫的死”。武士道精神最典型的行為是切腹。[1]
此外新渡戶稻造的著作《武士道》已成為解讀日本民族精神的入門書，是新渡戶稻造於1899年在美國用英語寫作而成
外文名。
歷史淵源
“武士道”一詞在江戶時代才出現，武士道的思想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融合重塑而成。
新渡戶稻造所著武士道
武士道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孔孟之道和神道教、佛教。它是日本武士階級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會中武士階層的道德規範以及哲學。武士道是基於一些美德如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的精神信仰。只有透過履行這些美德，一個武士才能夠保持其榮譽，喪失了榮譽的武士不得不進行切腹自殺。
新渡戶稻造認為，對武士來說，最重要的是揹負責任和完成責任，死亡不過是盡責任的一種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沒有完成責任所規定的事務，簡直比死還可怕。認為切腹是武士唯 一謝罪的方法的觀點是錯誤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國家滅亡卻畏懼死亡的人。
武士道重視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無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盡臣道）。中國的原始儒學是以孝為本，盡孝才是絕對的價值。如果“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但是如果“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武士道論者認為，儒家的“士道論”乃在粉飾貪生怕死的私心，慎於人倫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選擇生死，則面對死卻不乾脆去死。唯有純粹徹底的覺悟死，才是武士道強人之處。武士道徹底的覺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語、起居動作，也就與眾不同。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幾個方面：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
武士道
“義”是武士準則中最嚴格的教誨，要求武士必須遵守義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備敢作敢為、堅忍不拔的精神，同時要有高強的武藝。
“仁”使武士不至成為黷武主義的武夫，而要具有寬容、愛心、同情、憐憫的美德。
“禮”不僅僅是風度，更是對他人的情感和關懷的外在表現。
“誠”要求武士保持誠實，同時要擺脫來自諸如商人階層之類的誘惑。
“名譽”的意識包含著人格的尊嚴及對價值明確的自覺，它要求武士為了名譽而願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堅忍的品行。
“忠義”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於各種境遇中的人們關係的紐帶，忠於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須恪守的信條。
“克己”要求武士剋制自己的私慾，不能被慾望左右信念，這樣才能侍奉君主，保護領國領民。[1]
歷史背景
武士道興起於藤原氏專權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與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制的瓦解和莊園制的發展相關聯的。大化革新以後實行的徵兵制隨著中央集權制的衰落也日趨鬆弛。9世紀初改行“健兒制”，而導致服兵役成為貴族的專制，以至軍隊素質一落千丈。

日本武士
正於此時日本各地莊園興起，莊園主為了領土和安全，而慢慢分離一些農民去訓練，後來乾脆成立了專門負責保衛工作的武士團。一些寺廟、神社也組織了“僧兵”。但莊園武裝的建立，對地方構成威脅，於是地方勢力也組織了武裝力量。一般由當地的富豪組成，稱為“郎黨、郎眾”。
武士勢力的出現和加強，從11世紀初期開始逐漸形成了超越莊園範圍的地區性武裝集團。無數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統一指揮，組成了武士團。武士團的首領稱“物領”下屬稱“庶子”。武士團有著極 強的宗族觀念，堅決實行首領的命令，實行主從關係。武士在戰場上武勇和對主人的獻身精神，是武士個人和武士團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習氣”，“弓矢之道”等新觀念，成為維持武士團組織的重要思想支柱！[1]
武士興起的年代，正是日本從律令社會轉變為貴族社會的時期。也正是封建社會開始佔據優勢的時代。所謂武士的興起，決不僅僅是貴族與武士之間爭奪權利的過程，而且包含了武士從地方富農中產生的新興力量。那時，作為地方地主的武士，把根紮在土地之中。他們被任命為捕頭、押司等，並且擁戴出身名門的武將為靠山。
武士道一詞真正成為日語單詞是在日俄戰爭前後，明治32年新渡戶稻造在美國用英文“BUSHIDO”代表“武士道”當時僅為美國知識份子所知。直至明治41年此書從美國返銷日本才被正式翻譯成“武士道”。
優秀一面
武士道的目的與西方中世紀的騎士規章很相近：為戰士設定生存的理念，將他們由受僱的殺手的地位加以昇華。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堅毅、簡樸、質樸、膽識、禮節、信義、廉恥、武勇、忠誠、情愛、激越、豪爽、尚武等種種美德。只要武士忠於天職，就能得到榮譽。這種不計代價維護個人榮譽的信念，使得武士不會避開堪稱無謂的自我犧牲。被敵人團團圍住，仍然英勇廝殺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標準看，並非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樣的行為乃是武士由衷忠誠的具體表現。關於這一點，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是自殺的行為。事實上並非如此且類似於歐洲的騎士精神。[3]
受到武士道深深影響的武士，在考慮自己下一步的行動時，根本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對一切來說，還在其次，讓自己行動發揮效果才是正道。奮力一試，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嘗試來得好，因為武士完全不用考慮自己的得失，而勇往直前。不過這種精神仍然無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陣中逃走，畢竟他們也是血肉之軀。武士道並非要人不管勝算多寡、將自己陷入困境的一味死戰，武士必須智勇雙全，無謂的犧牲性命是錯誤而愚不可及的行為。像是經常出現的城內守軍開城迎擊敵人的自殺行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審視一番。出城迎擊圍攻城堡的敵軍，不啻是自殺行為，但要是能牽制敵軍，讓領主有時間擊退敵軍，就是忠義和英勇的表現，而不是自我毀滅的衝動。[4]
1600年伏見城最後兩百名德川家守軍，開城不斷迎擊西軍，正是此類的英勇行為。當然，這種精神也能用來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有太平洋小島上的日本守軍高呼萬歲的自殺式攻擊。
武士道仍長存於二十世紀的日本陸軍及日本海軍心中。武士道，和其他正式的行為規範一樣，也有負面的地方。武士經常殘酷的對待俘虜，因為俘虜放棄了武士道。許多武士的敵人在作戰後僅僅因為這個原因而遭處決。不像中世紀的歐洲，貴族和騎士被俘（通常會被監禁數年）可以用贖金贖回，日本人的作戰方式從未採取用金錢換回俘虜的類似作法。武士或大名在戰場上被生擒，通常都會不光彩地死在俘虜者的手下。[4] [3]
殘忍一面
‘葉隱’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髮指。
山本常朝的異母兄山本吉左衛門，依父親山本神右衛門的指示，5歲時就得斬殺狗，15歲時斬殺死罪者。武士大眾，14、15歲開始實習斬首。如此武士從小帶刀成長，養成斬殺別人而不在乎的習性。
武士道的本義，如日本戰前教育敕語所教諭，以“義勇奉公”為最 高原則，這是武士為“奉公人”的心裡準備，說來非常殘酷不人道。舉例說，佐賀鍋島藩第四代吉茂，年輕時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討其喜歡的，即將此人之妻的壞話寫在扇上，交給近侍說“你把此扇讓他看，再將那傢伙做何反應呈報”。此家臣看了扇之後，並不知道是誰寫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將此呈報。吉茂公曰“將主人書寫的東西撕裂，乃是無禮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義的表現”。山本常朝也說，武士應盡的忠義，是以殉死為最 高。
令人震撼的武士道精神，大家都看過在二戰時候的電影，日本軍人當中有集體自殺的場面，而事實上也是如此，是什麼讓他們這麼做呢，答案只有一個——武士道精神（也有說法是因為二戰時期日本軍官在軍中傳說中國軍人會極其殘忍的殺害戰敗的俘虜，很多日本軍人不投降），在那個時期的中國卻出現了無數的漢奸與幾百萬日偽軍。
武士道相傳也講究義、仁、勇、禮、誠、名譽、忠義等德目，但實際上是殘酷無情，慘不忍睹。
中世紀的平安時代末期，源氏家族親兄弟（源賴朝、源義經），骨肉相殘。又如因北條氏的策謀，功臣們也就斷了命脈。
日本戰國時代的無情，都有血淋淋的殺戮史為佐證。有殺主君的，松永彈正久秀叛逆弒君將軍足利義輝；有殺父親的，齋藤義龍殺其父齋藤道三；有殺兄長的，今川義元為了繼承家主地位，在長兄死後，殺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援家臣；有殺親子的，武田義信因為不願背棄三國同盟，仿效他父親當初流放祖父未遂，被武田信玄勒令自殺。
這樣的殘酷不人道，比比皆是，從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實面。[1]
心中的武士道
用櫻花比喻武士
因為他們認為櫻花的幾個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點。
首先，看過櫻花的人都知道，單個的櫻花很美麗，但成片的櫻花聚在一起就更加漂亮。這和日本武士的集團精神是很相似的。
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歐洲武士那樣注重個性的。但他的這種共性實際上比歐洲武士的遊俠精神還要狹隘，這個集團精神和團結精神是不同的，也絕非是愛國精神，他們愛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團。歷史上日本人評價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愛國來評價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誠於自己的武士團，比如戰國時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時期反天皇勢力的武士集團，日本人都給予很正面的評價，評判的標準不是他們的行為是否對日本有利，而是因為他們是忠於自己集團的武士群體，貫徹了武士道精神。[5]
二是日本人認為櫻花最美的時候並非是盛開的時候，而是凋謝的時候，櫻花花期不長，但凋謝的特點就是一夜之間滿山的櫻花全部凋謝，沒有一朵花留戀枝頭。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麗中達到自己人生的頂峰、發揮自己最大的價值，之後毫無留戀的結束自己的生命。武士自殺並非因為輸不起，也不是因為失敗而感到羞恥才因屈辱而自殺，武士並沒有這麼脆弱，自殺是因為感到自己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願已經了結，自己的一生已經不可能有更大的輝煌了，此時此刻就應該像櫻花一樣毫無留戀的凋謝。[6]
武士道精神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稱為“葉隱”（hagakure），是江戶時代的佐賀藩（肥前鍋島藩）所傳誦的武士道修養書。“葉隱”就如樹木的葉蔭，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捨身奉公"之意。此書是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傳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陳基（Tashiro Tsuramoto）聽聞書寫整理，在18世紀初的1716年完成“葉隱聞書”寫本，共11卷1200多節，簡稱“葉隱”或“葉隱集”。卷一、卷二講武士的心得修養，卷三講鍋島藩藩祖直茂，卷四講第一代藩主勝茂，卷五講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綱茂等，卷六講鍋島藩古來的事蹟，卷七、卷八、卷九講鍋島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講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補遺。
“葉隱”所表現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一般人對生命的執著，武
武士道起源於古代的日本，是指以不惜命的覺悟為根本，為實現個人於集體、團體的價值，儘可能的發揮自己的能力，強調“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顧忌的死，毫不猶豫的死”。武士道精神最典型的行為是切腹。[1]
此外新渡戶稻造的著作《武士道》已成為解讀日本民族精神的入門書，是新渡戶稻造於1899年在美國用英語寫作而成
外文名。
歷史淵源
“武士道”一詞在江戶時代才出現，武士道的思想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融合重塑而成。
新渡戶稻造所著武士道
武士道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孔孟之道和神道教、佛教。它是日本武士階級必須嚴格遵守的原則。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會中武士階層的道德規範以及哲學。武士道是基於一些美德如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的精神信仰。只有透過履行這些美德，一個武士才能夠保持其榮譽，喪失了榮譽的武士不得不進行切腹自殺。
新渡戶稻造認為，對武士來說，最重要的是揹負責任和完成責任，死亡不過是盡責任的一種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沒有完成責任所規定的事務，簡直比死還可怕。認為切腹是武士唯 一謝罪的方法的觀點是錯誤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國家滅亡卻畏懼死亡的人。
武士道重視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無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盡臣道）。中國的原始儒學是以孝為本，盡孝才是絕對的價值。如果“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但是如果“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武士道論者認為，儒家的“士道論”乃在粉飾貪生怕死的私心，慎於人倫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選擇生死，則面對死卻不乾脆去死。唯有純粹徹底的覺悟死，才是武士道強人之處。武士道徹底的覺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語、起居動作，也就與眾不同。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幾個方面：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
武士道
“義”是武士準則中最嚴格的教誨，要求武士必須遵守義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備敢作敢為、堅忍不拔的精神，同時要有高強的武藝。
“仁”使武士不至成為黷武主義的武夫，而要具有寬容、愛心、同情、憐憫的美德。
“禮”不僅僅是風度，更是對他人的情感和關懷的外在表現。
“誠”要求武士保持誠實，同時要擺脫來自諸如商人階層之類的誘惑。
“名譽”的意識包含著人格的尊嚴及對價值明確的自覺，它要求武士為了名譽而願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堅忍的品行。
“忠義”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於各種境遇中的人們關係的紐帶，忠於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須恪守的信條。
“克己”要求武士剋制自己的私慾，不能被慾望左右信念，這樣才能侍奉君主，保護領國領民。[1]
歷史背景
武士道興起於藤原氏專權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與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制的瓦解和莊園制的發展相關聯的。大化革新以後實行的徵兵制隨著中央集權制的衰落也日趨鬆弛。9世紀初改行“健兒制”，而導致服兵役成為貴族的專制，以至軍隊素質一落千丈。

日本武士
正於此時日本各地莊園興起，莊園主為了領土和安全，而慢慢分離一些農民去訓練，後來乾脆成立了專門負責保衛工作的武士團。一些寺廟、神社也組織了“僧兵”。但莊園武裝的建立，對地方構成威脅，於是地方勢力也組織了武裝力量。一般由當地的富豪組成，稱為“郎黨、郎眾”。
武士勢力的出現和加強，從11世紀初期開始逐漸形成了超越莊園範圍的地區性武裝集團。無數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統一指揮，組成了武士團。武士團的首領稱“物領”下屬稱“庶子”。武士團有著極 強的宗族觀念，堅決實行首領的命令，實行主從關係。武士在戰場上武勇和對主人的獻身精神，是武士個人和武士團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習氣”，“弓矢之道”等新觀念，成為維持武士團組織的重要思想支柱！[1]
武士興起的年代，正是日本從律令社會轉變為貴族社會的時期。也正是封建社會開始佔據優勢的時代。所謂武士的興起，決不僅僅是貴族與武士之間爭奪權利的過程，而且包含了武士從地方富農中產生的新興力量。那時，作為地方地主的武士，把根紮在土地之中。他們被任命為捕頭、押司等，並且擁戴出身名門的武將為靠山。

日本武士
武士道一詞真正成為日語單詞是在日俄戰爭前後，明治32年新渡戶稻造在美國用英文“BUSHIDO”代表“武士道”當時僅為美國知識份子所知。直至明治41年此書從美國返銷日本才被正式翻譯成“武士道”。
優秀一面
武士道的目的與西方中世紀的騎士規章很相近：為戰士設定生存的理念，將他們由受僱的殺手的地位加以昇華。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堅毅、簡樸、質樸、膽識、禮節、信義、廉恥、武勇、忠誠、情愛、激越、豪爽、尚武等種種美德。只要武士忠於天職，就能得到榮譽。這種不計代價維護個人榮譽的信念，使得武士不會避開堪稱無謂的自我犧牲。被敵人團團圍住，仍然英勇廝殺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標準看，並非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樣的行為乃是武士由衷忠誠的具體表現。關於這一點，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是自殺的行為。事實上並非如此且類似於歐洲的騎士精神。[3]

武士道
受到武士道深深影響的武士，在考慮自己下一步的行動時，根本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對一切來說，還在其次，讓自己行動發揮效果才是正道。奮力一試，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嘗試來得好，因為武士完全不用考慮自己的得失，而勇往直前。不過這種精神仍然無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陣中逃走，畢竟他們也是血肉之軀。武士道並非要人不管勝算多寡、將自己陷入困境的一味死戰，武士必須智勇雙全，無謂的犧牲性命是錯誤而愚不可及的行為。像是經常出現的城內守軍開城迎擊敵人的自殺行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審視一番。出城迎擊圍攻城堡的敵軍，不啻是自殺行為，但要是能牽制敵軍，讓領主有時間擊退敵軍，就是忠義和英勇的表現，而不是自我毀滅的衝動。[4]
1600年伏見城最後兩百名德川家守軍，開城不斷迎擊西軍，正是此類的英勇行為。當然，這種精神也能用來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有太平洋小島上的日本守軍高呼萬歲的自殺式攻擊。
武士道仍長存於二十世紀的日本陸軍及日本海軍心中。武士道，和其他正式的行為規範一樣，也有負面的地方。武士經常殘酷的對待俘虜，因為俘虜放棄了武士道。許多武士的敵人在作戰後僅僅因為這個原因而遭處決。不像中世紀的歐洲，貴族和騎士被俘（通常會被監禁數年）可以用贖金贖回，日本人的作戰方式從未採取用金錢換回俘虜的類似作法。武士或大名在戰場上被生擒，通常都會不光彩地死在俘虜者的手下。[4] [3]
殘忍一面
‘葉隱’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髮指。

武士道
山本常朝的異母兄山本吉左衛門，依父親山本神右衛門的指示，5歲時就得斬殺狗，15歲時斬殺死罪者。武士大眾，14、15歲開始實習斬首。如此武士從小帶刀成長，養成斬殺別人而不在乎的習性。
武士道的本義，如日本戰前教育敕語所教諭，以“義勇奉公”為最 高原則，這是武士為“奉公人”的心裡準備，說來非常殘酷不人道。舉例說，佐賀鍋島藩第四代吉茂，年輕時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討其喜歡的，即將此人之妻的壞話寫在扇上，交給近侍說“你把此扇讓他看，再將那傢伙做何反應呈報”。此家臣看了扇之後，並不知道是誰寫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將此呈報。吉茂公曰“將主人書寫的東西撕裂，乃是無禮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義的表現”。山本常朝也說，武士應盡的忠義，是以殉死為最 高。
令人震撼的武士道精神，大家都看過在二戰時候的電影，日本軍人當中有集體自殺的場面，而事實上也是如此，是什麼讓他們這麼做呢，答案只有一個——武士道精神（也有說法是因為二戰時期日本軍官在軍中傳說中國軍人會極其殘忍的殺害戰敗的俘虜，很多日本軍人不投降），在那個時期的中國卻出現了無數的漢奸與幾百萬日偽軍。
武士道相傳也講究義、仁、勇、禮、誠、名譽、忠義等德目，但實際上是殘酷無情，慘不忍睹。
中世紀的平安時代末期，源氏家族親兄弟（源賴朝、源義經），骨肉相殘。又如因北條氏的策謀，功臣們也就斷了命脈。
日本戰國時代的無情，都有血淋淋的殺戮史為佐證。有殺主君的，松永彈正久秀叛逆弒君將軍足利義輝；有殺父親的，齋藤義龍殺其父齋藤道三；有殺兄長的，今川義元為了繼承家主地位，在長兄死後，殺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援家臣；有殺親子的，武田義信因為不願背棄三國同盟，仿效他父親當初流放祖父未遂，被武田信玄勒令自殺。
這樣的殘酷不人道，比比皆是，從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實面。[1]
心中的武士道
用櫻花比喻武士
因為他們認為櫻花的幾個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點。

首先，看過櫻花的人都知道，單個的櫻花很美麗，但成片的櫻花聚在一起就更加漂亮。這和日本武士的集團精神是很相似的。
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歐洲武士那樣注重個性的。但他的這種共性實際上比歐洲武士的遊俠精神還要狹隘，這個集團精神和團結精神是不同的，也絕非是愛國精神，他們愛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團。歷史上日本人評價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愛國來評價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誠於自己的武士團，比如戰國時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時期反天皇勢力的武士集團，日本人都給予很正面的評價，評判的標準不是他們的行為是否對日本有利，而是因為他們是忠於自己集團的武士群體，貫徹了武士道精神。[5]
二是日本人認為櫻花最美的時候並非是盛開的時候，而是凋謝的時候，櫻花花期不長，但凋謝的特點就是一夜之間滿山的櫻花全部凋謝，沒有一朵花留戀枝頭。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麗中達到自己人生的頂峰、發揮自己最大的價值，之後毫無留戀的結束自己的生命。武士自殺並非因為輸不起，也不是因為失敗而感到羞恥才因屈辱而自殺，武士並沒有這麼脆弱，自殺是因為感到自己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願已經了結，自己的一生已經不可能有更大的輝煌了，此時此刻就應該像櫻花一樣毫無留戀的凋謝。[6]
武士道精神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稱為“葉隱”（hagakure），是江戶時代的佐賀藩（肥前鍋島藩）所傳誦的武士道修養書。“葉隱”就如樹木的葉蔭，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捨身奉公"之意。此書是由佐賀藩的藩士山本常朝（Yamamoto Tsunetomo 1659-1710）傳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陳基（Tashiro Tsuramoto）聽聞書寫整理，在18世紀初的1716年完成“葉隱聞書”寫本，共11卷1200多節，簡稱“葉隱”或“葉隱集”。卷一、卷二講武士的心得修養，卷三講鍋島藩藩祖直茂，卷四講第一代藩主勝茂，卷五講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綱茂等，卷六講鍋島藩古來的事蹟，卷七、卷八、卷九講鍋島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講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補遺。
“葉隱”所表現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一般人對生命的執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