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文字功底很了得，書面語精而準，都是記錄在竹簡上，布匹上等，紙很少也很貴，普通人難用到和儲存，故用文言文記之，幾千年傳下來便成文範文了。就像我們的電話沒有普及前，人們遠端溝通除了寫信好，還有一個快速溝通就是電報，電報的範文也像古代文言文，短而精。

文言是一種古今變化不大的書面語，古人自小就學，閱讀背誦，長大又用它寫文章，所以理解就不成問題，這很好理解吧？

“文言文”並不是“古代文字”，而是“書面用語文字”，即比較規範典雅的文字，其實當代官方檔案，比如宣告、通知、法律法規，仍然帶有很濃厚的文言意味，只是在“五四”後比較注意迴避使用“之乎者也”之類文言虛詞，使之看上去“不那麼文言”罷了，但行文、文字結構，還是文言的一套居多。

相對於口語、白話，文言是更整齊規範的書面語，口語會“五里不同音”，早在唐宋時南方籍官員就會因為方言口音難以辨識被北方同僚嘲笑歧視，福建、廣東某些地方官員口音中，廷對時皇帝聽不大懂，則是明清廣泛流傳的笑話，但這些人在科考時的文章卻是誰都看得懂的（否則怎麼會考上），當官時各種上、下行文書交流也暢通無阻，而科考、文書，使用的當然都是規範的文言文。

不僅如此，口語的生命期比較短，今天誰都懂的一些口語語言，過個幾十年幾百年就晦澀難解，《史記陳涉世家》裡那句“夥頤涉之為王也沉沉哉”是秦漢之際典型的口語、俗語，到了唐宋就覺得很滑稽，但“天亡我非戰之過”這句出自同一人手筆的文言，就算兩千年後的今天也沒有什麼歧義。

因此使用文言作書面語言，規範各種文書、文獻是非常必要的，有助於最大程度減少不同地域的交流障礙，減少因年代改變而造成的理解障礙。也正因如此，文言至今也不能說是“死的文字”，不信隨便找個法律文字讀讀看。

當然，文言相較於口語、白話，對當時人而已理解難度相對大一些。但如前所述，文言主要用於書寫正規文書、文章，是一種帶有“辦公語言”性質的書面語，因此各道環節的經手人都是所謂識文斷字的，即便如“縣太爺告示”這樣針對大眾的文字，不識字和不懂文言的圍觀者也可以透過諸如縣役之類獲得滿意的解讀。

我們現代人有書面語言，也有口頭語言，分別是書面體和口頭體。古代也一樣，我們看到的各類文言文史書，是書面體，而不是口語。

如果要理解這一點，看宋代之後的話本演義、古典小說、民間戲劇乃至於一些文人的日記，就能夠看出端倪。書面語言和口頭表達之間，還是有較大差距的。

白話文興起不是一個突然之間的事情，而是從宋元市井文學蓬勃發展開始，到晚明清代乃至近代，詞彙用法和認可度逐步定型。從唐代開始，白話文最早是為了讓民眾理解經書，發明了變文和圖文冊。到了宋代，鼓詞和彈詞就開始流行。同時，各類語錄體也都是言簡意賅比較通俗易懂的。

宋元之際，又有了講故事的話本和各類戲曲劇本，說唱藝人的演義案本，都接近於白話文，一般都是以口頭語為基礎而夾雜一些文言成分。

而明清的章回小說，如《金瓶梅》、《紅樓夢》和《水滸傳》等作品，就是用當時的白話書寫，使白話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清末的京劇相聲等藝術形式發達，各類期刊報紙開始面世，電影等傳入中國，受眾突然增大，白話文已經是必然。打油詩很多也是白話文，如清代一首叫《雪》的詩：

文言文是一個統稱。只是由於時代不斷變遷，古人的白話文又演變成了我們認為的文言文。唐代之前的文言文與唐代之後的文言文大不一樣，差異明顯，就說明了語言的變遷。

實際上，古代的教育率低，百姓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能看懂古文的人並不多。因此，皇帝有了教化民眾的佈告等文字，才需要有文化計程車紳階層宣諭解釋，用相對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也有的地方官，佈告就寫的很通俗。民間白話文一直是主流，比如第一這首大便不快就是唐代民間的便秘療方歌謠，下面第二是隋唐之際王梵志的詩：

第一

第二

成吉思汗鐵木真給長春真人丘處機下詔，問旅途勞頓與否等問題：

感覺說的是不是很白話？再來看看明太祖朱元璋的聖旨，你會覺得更白話，一點也不拗口：

然而，張獻忠的所謂聖旨就更搞笑了。他畢竟是文盲，說的非常直白和日常化，也是底層民眾話語的體現，非常真實：

以上，就簡單舉了幾個例子。這也就是說，白話文是很早就有的，書面體與口語體雙軌並行，才是歷史的真實。

別以為古人整天之乎者也，實際上該罵人罵人，說的話和今天沒有本質區別。文言文是科舉考試、公文寫作用的，白話文是平時日常交流用的。我們現代看到的官修史書，都是歷朝歷代最精英的一批人，字字斟酌而來，是最正宗的公文體。當然，在古代白話文學還是不如文言文學正宗，畢竟屬於俗文學範疇，直到民國年間才取代了文言文學。

文言文學是正統性的表現，斟酌字句，大部分人看不懂，民間白話文更適應社會結構的轉型。從語言視角來看，也是政治組成層次的擴充套件和雅俗關係的動態平衡。

你吃過飯了嗎！吃未！飯未！飯沒！飯勿！吃盟！飯能！飯否！飯=板音古代f聲母的字多是bph聲母的！部分文言文是古人的口語可看春秋戰國的文章！乃即古人所言！古漢語語速好快的！聽不清！古人講話無今人囉嗦！粵語平時講話口語中含很多古代的文言詞！只因今媒體粵語使用的是香港人亂造的文體！造成粵文及古文差異大！乎=噢=啵=古代無f聲母！也=嘢=呀！哉=耶=邪！粵語的韻部不變！粵語韻部保全得比較好！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燕雀=燕子=簷雀=在百姓簷楣下結竇生活的雀！燕=簷音同！安知=焉知

古人怎麼快速理解文言文？

事實上這種小兒科問題，在古人那裡，不存在的。

真正掌握了文言文的人，不存在快速和慢速看懂文言文的問題，就跟真正學會了英語的人，是不會去聽VOA的慢速英語的！

首先要強調一點的是，文言文是古代漢語的書面語言，使用人口，非常，非常，非常少。

少，意味著文言文的使用，閱讀的人口，都是高精尖的人群，他們可以追求優雅，可以慢工出細活，可以不必只爭朝夕！

我們今天為什麼想快速的學會文言文，或者想自已能夠快速的讀懂文言文？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人都可以識字，都可以讀書，這在古代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狀態！

在古代讀書識字，斷句作文，是非常高階的文藝修養。這就決定了第一他沒有速成法。第二，它也不需要速成法。

因為難寫，難懂，難看，這是文言文的特點，也是它的門檻，更是它高階的標誌。 需要寫文言文，看文言文的人都是相對高階的人群，他們之所以可以把自己和普羅大眾區分開來，靠的就是這個門檻。

好了，現在可以說回題目的問題了，為什麼古人要用文言文寫歷史？

因為古代的歷史書跟今天的歷史書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古代的歷史書不是寫給老百姓看的，而是寫給士大夫看的。

老百姓想知道歷史，聽聽說書人講講三國的評書，說說隋唐的演義就可以了，沒必要，也不會去看二十四史這樣的歷史典籍。

二十四史是文人的逼格，是高階人群的標配！通常情況下，明清時代，連考中秀才，舉人的中低端文人，都是不會去看的！

所以你要是把《三國志》的文字難度降低到《三國演義》的水平，在士大夫精英群體看來，恐怕是自甘墮落的行為。

我讀博士那會兒，身邊有一些人，連看小說也是隻看英文原版的，每次看到他們放在床邊的原版小說，我都只能自慚形穢，就是這種感覺了……

我們現在所看的文言文，分為先秦兩漢時代的正統文言文，以及六朝以後模仿先秦兩漢作品而寫成的古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言，其實就是一種較為典雅的口語。在遠古時代，書面語和口語十分接近，意義大體相同。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出現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言文分離，日常用語與書寫文字越走越遠，到最後不經過嚴格的語文訓練，幾乎讀不懂書面文字。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大約有幾個方面，一是文字難寫，看過上古文字就能知道，寫一個字多不容易；二是書寫載體難得，甲骨、金器、竹簡，沒一樣是好弄的，久之形成了行文簡練的習慣，後來雖然發明紙張，也沒能改掉。華人注重歷史，試想幾千年的歷史如果都用普通白話文寫成，竹子和甲骨估計會絕種。即便如此，歐陽修在編史時，還嫌手下人寫文章太過囉嗦，感嘆如此修史，不知要寫多少卷；三是華人有崇古之風，總認為前人的智慧不可估量，後輩們只要認真學習，便可以暢行無礙，而“微言大義”便在這簡略的文字中。古聖前賢如此行文用事，後人自然亦步亦趨，不敢別出心裁。

基於以上的原因，再加上歷代朝廷的支援，是以文言文歷久不變，直到民國初年才漸漸退出舞臺，但是並沒有離我們遠去。

周振甫在《怎樣學習古文》中講到“點線的懂”、“平面的懂”和“立體的懂”。“點線的懂”只記住文中的一些生字和句子，“平面的懂”則進一步，理解了整篇文章的生字和句子。但是字詞的變化很大，在不同的文章裡，意義也就不同，所以還需要更一步，達到“立體的懂”，能夠豁然貫通。

他曾舉一例，如讀《論語》時，不明白“仁”的意義，而“仁”字在書中出現一百零四次，一次不懂，兩次不懂，但是看了十幾次後，便漸漸地懂了，當看百次之後，懂得就更多了。明白了文中“仁”字的不同變化，就達到了“立體的懂”。古人達到“立體的懂”是靠熟讀背誦實現的，清代桐城派學者將此方法稱為“因聲求氣”。

先看幾段古人讀書作文心得，姚姬傳與陳碩士書說：“大抵學古文者，必須放聲疾讀，又緩讀，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朱熹說：“韓昌黎、蘇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從古人聲響學。”

曾國藩講過這樣一段話：“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須熟讀古人佳篇，先之以高聲朗讀，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喉舌相習，則下筆時必有句調奔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

綜合古人的言行來看，學習文言文的最佳途徑就是朗誦，所謂“書讀百遍，其義自見”。開始可能有些困難，但時間久了，自會得出一種樂趣。如蘇洵的經驗之談：“方始其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