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德國簽訂的不是凡爾納條約，是凡爾賽合約。

其次，兩個國家的發展階段是不同的。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完成了近代化，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傳統國家，社會轉型剛剛開始。直到解放之後，花了十多年時間，才基本完成了社會轉型任務。因此，德國在一戰之後經濟恢復的很快。

再次，德國在一戰之前積累了豐厚的家底。德國在當時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科技水平世界第一。這為德國在戰後的迅速復興奠定了基礎。

最後，凡爾賽和約雖然對德國的懲罰非常嚴厲。但是由於英美法三國之間內部利益紛爭，很多條款沒有落實。不僅如此，美國還向德國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援助。相比之下，清政府對外簽訂的條約基本上都是不打折扣的執行。至於經濟援助就更加不要指望了。

德國一戰戰敗後，雖然簽訂了戰爭敗條約，要賠償鉅額的戰爭賠款，但是德國仍然是統一的德國，特別是納粹黨人上臺執政後德國更是萬眾一心、其大批的專業技術人才仍在、主要的工業生產區魯爾工業區也未遭到破壞、外部國際環境也並不惡劣（美國為遏制英法、英國為遏制法國都不願意看到德國倒下）、美國貸給了八億馬克的貸款、英國也採取積極扶持德國的工商政策。所以德國在採取了馬克與土地捆綁政策後迅速的遏制了通貨膨脹，再透過大搞國內建設和發展汽車工業，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復興。

而中國晚清時期則不同。

首先，中國當時是個農業國家，本就談不上有什麼工業基礎，在中日甲午戰爭後更是將洋務運動所搞出來的一些萌芽狀態的近代工業成果完全葬送了；

其次，抵抗列強的入侵的失敗使國內民眾對清庭充滿了失望，國內民眾造反此起彼伏；而以李鴻章為首的督撫又竊取了地方軍政大權，實質上削弱了清庭對中國的統治能力、分裂了中國。

另外，正因為中國如此衰弱，所以中國成為了列強的狩獵場，國際上中國孤立無援，舉目皆敵。

而最重要的是中國當時的實際統治者慈禧貪權無能，整個統治官僚階層貪腐成風，大多數官吏私利高於一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貪腐官僚居國位而只謀私利，為此不惜分裂國家竊公器為私器、竊國帑為私帑、勇於內部爭權怯於國戰禦敵、為謀私利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與列強簽訂賣國條約的同時還能大撈回扣。

正是上述原因，德國戰敗後雖然簽訂了《凡爾納條約》而能速迅崛起。而中國晚清時期卻屢戰屢敗，一蹶不振。

首先，錢沒了可以再賺，建築和工廠炸燬了可以再造。可知識文化科學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等在人家大腦裡深深根植。別說一戰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就說二戰後，英華人認為德華人清理被炸燬的滿街的殘磚廢瓦就得二十年，可不用十年人家就經濟騰飛了，又成為歐洲屬一屬二的經濟大國了！德國當時的科學家數不勝數，諾貝爾獎拿到手軟，亨廷根學院不比美國的常春藤系學府出產的人才少，有人才，就會有一切！反觀當時大清，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國家有限的幾個人才整天糾結於民主憲政和共和革命，哪有時間想別的？沒有工業基礎，民族，地方矛盾是當時的主要矛盾，怎麼發展？其次，英美的扶持！英國為什麼打一戰？怕德國在歐洲大陸一家獨大。一戰後英國反而怕法國一家獨大，沒有過分的收拾德國。二戰後西德是冷戰的最前線，當然要扶持德國了！第三，做個簡單的比喻，方年一個成熟的億萬富翁，突然破產了，欠了大筆債務，可是這時候有人借他一筆錢，他從最小幹起，沒幾年又是億萬富翁，這種事很多見。一個北京上海的白領，每月欠房貸1萬5，照應活的體面，雖然會很累！可是一個小學文化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每個月負債一千五，家裡還有老婆孩子張嘴等吃喝，你叫他談發展？萬一得個病災的，上吊了都得！

1919年6月28日德國代表於法國凡爾賽宮與協約國簽署和約，一戰結束。德國戰敗投降。據條約規定阿爾薩斯、洛林歸還法國，恢復普法戰爭前的彊界。承認波蘭獨立，並給予海岸線，但澤市名義上由國聯管理稱自由市，實際由波蘭管轄。德國失去了10％的領土，12％的人口，半數以上的鋼鐵工業，16％的煤炭，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國防軍不得超過十萬人的規模，不得製造潛艇等進攻性武器。此時的德國似乎已被閹割的國之不國了。但從魏瑪共和國時代起，德國就已開始秘密的重整重工業和國防建設。普魯士軍官團、容客貴族集團沒有遭到清算，為德國軍政的復起奠定紮實的基礎。從魏瑪時代起至第三帝國前期，德國不間斷的從中國大量進口鐵礦石、鎢錫等原料以彌補資源匱乏的短板用於重振工業。二十年代美國經濟繁榮，德國政府借了大量美債，以拉動國內經濟，但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沉重的打擊了德國經濟，但西方列強也在危機中遭重創，無力壓制德國，希特勒上臺後努力發展德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大修高速公路發展軍工產業，解決了數百萬德華人的生計問題。德國實現了再次復興。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代表德國已正式重入世界強國之列。

清廷以列強簽約無所渭割地、賠款，只要能維繫其統治即可，國家觀念，民族利益這些都是末節，不在清廷計劃之列。家天下的老大帝國在面對近代國家層面的競爭當中只能是被宰割的命。清政府的衰亡與簽訂多少條約的關係是有，但不是治命的，滿漢矛盾，國家意識的缺失，清末數次變革的失敗，新政的姍姍來遲，這些內政的失敗才是清廷亡國的主因。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啊。

不過這樣比較真的好嗎？清朝和德國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兩個國家，兩個發展之路迥異的存在，就連簽訂的條約都是不一樣的，放在一起比較真的好嗎？

不過既然放到一起了，我們就來看看為什麼清朝從此衰落了，而德國就蹭的一下崛起了？

1、首先清朝和德國不一樣

清朝在鴉片戰爭前，經歷了數千年獨孤求敗的風光時代，然後從明朝開始逐漸落後於西方國家。

因為沒有什麼左右清朝的歷史大勢，清朝就在不知不覺中滑落到了鴉片戰爭後的落後狀態。

而德國不一樣，從有德意志民族開始，德國就是一個地理名詞。什麼意思，和統一前的印度一樣，這裡是邦國林立，沒有一個大國。德國就是這樣，經過了數千年的折騰，直到俾斯麥成為普魯士首相，開始帶領普魯士走向統一之路。終於在1871年擊敗法國，統一德國。

德國最有意思的一點就是，他的統一伴隨著反抗外來入侵，伴隨著國家和民族的崛起。什麼意思呢？德國統一時，不斷擊敗周邊強國，為德國奪取了更多土地，然後立刻進行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德國迅速成長為歐洲第一強國。

此時的清朝雖然是亞洲第一強國，但是看看周邊的殖民地，清朝表示這個第一有點心虛。

所以，底子不同，當然發展之路就不同。雖然一戰戰敗，經過了凡爾賽體系的壓制，但是德國技術還在，人員還在， 只要這些要素在，德國重新崛起就不是事。事實也是這樣，很快德國就突破凡爾賽體系，重新成為歐洲強國。

而清朝，本來由於大國的慣性就反應慢好幾拍，加上日本等不斷的侵略，傷筋動骨加上軍閥混戰，想崛起只有治大病用猛藥，即革命。但是清朝自己辦不到，也不想辦。

2、清朝衰落是列強合力的結果，而德國崛起是列強博弈的結果

縱觀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歷史，發現在侵略中國的問題上，列強還是很團結的，比如英法美俄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三國干涉還遼，只不過是因為此時日本剛剛崛起，還沒有得到西方老牌列強的承認。

所以，清朝每次面臨的，基本都是列強的組合拳，你一拳我一腳的，加上內部農民起義的折騰，清朝每次基本都是疲於奔命，割地賠款。

而德國就很有意思了，首先一戰時，德國就是有盟友的。然後一戰後，雖然德國是戰敗國，但是德國也獲得了美國大量的貸款，這些貸款幫助德國迅速完成了重建，雖然英法等國非常不爽，但是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在一戰中被打窮的英法對美國無可奈何，因為他們也藉著美國的錢。

美國在打什麼算盤呢？當然是支援德國，抵禦蘇聯啊，順便牽制英法，不要讓歐洲出現一強獨大的結果。

可以說，德國能夠崛起，是列強博弈的結果，這說明德國比清朝的外交環境要好太多，最起碼有人還是希望看到德國崛起的。

而德國崛起後，列強之間的扯皮又幫助德國兵不血刃吞併蘇臺德地區，吞併奧地利。可以說德國在搞外交上確實是把好手。

所以德國和清朝，真的不一樣。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Yes”，一個愛好歷史的妹紙！期待關注！

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亦及兩國在條約前和條約後的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形勢。

首先，談談兩國在條約簽定前不同的內部形勢。德意志第二帝國《凡爾賽條約》前是個有極其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其有著雄厚的工業基礎和先進的生產技術。而清王朝只不過是個沒有跟上工業革命步伐的落後的，封閉的小農經濟的封建君主制國家。正是在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上的根本不同，使得德國和中國在其他西方列強的眼裡根本不是一個地位層次上的。德國本土有限的資源，以及已經蓬勃發展起來的工業軍事技術，包括他的地理位置和戰略需求上的考慮，都使得歐美列強依舊必須把戰敗後的德國放在和他們同一層次的國家上。但清王朝正好與之相反，落後的工業生產力，自閉的國內市場，使得歐美列強對於中國能佔據極其明顯的貿易優勢和軍事優勢，其在遠東的地理位置也使得歐美列強能夠毫無顧忌地加劇對其掠奪而不用擔心維持自家周圍的所謂政治平衡。所以說，我們可以用一個通俗的比喻來理解。戰敗後的德國就像一個被摧毀了盔甲的戰士，但是這位戰士以前的戰鬥經驗以及製造盔甲的知識並沒有忘記，給他時間他就足以再次將自己武裝得更強大，並且這位戰士還可以充當維持歐洲現有局勢的有價值的盟友。而反觀清王朝，就像一個被人砍斷手臂傷及內腑的農民，這位農民根本沒有有效的反擊手段，他匆忙放下耕作的鋤頭去模仿入侵者戰士們揮舞戰劍和盾牌，學習製造新武器和新盔甲的方法，卻發現自己並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軍事劣勢，他的拳頭不足以守衛巨大的國內市場，最終只能淪為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傾銷地。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民族以及國內政治形勢的要點去分析條約簽定後兩國的形勢。

第一點，德國當時的民族主義發展比中國更加悠久漫長，也就是說德華人的民族意識，以及一戰前高高在上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情感遠遠超出清王朝統治下麻木不仁的華人民。所以才會鬧出鴉片戰爭時華人看熱鬧似的觀看清軍和英國艦隊作戰的景象。有一個團結自豪以及民族自我價值認同感的基礎，德國的重新崛起自然指日可待，而反觀在簽定不平等條約後的中國，那時候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醞釀階段，首要目標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三民主義的傳播帶來民智的解放和民族尊嚴意識的提升還需要時間的沉澱。

這種局面，既和民族成分有關係，也有政治體制有關。關心國家命運的主要是滿漢封建貴族和官僚階層以及正在興起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廣大的，佔據絕大多數的漢族無產階級平民的力量並沒能動員起來，（恭親王奕訢）而德國的復興可以說是全民族的，有著更廣泛的民族基礎和群眾基礎團結一致的結果。

在《凡爾賽和約》簽定的當天，德國各右翼報紙都在第一版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色鑲邊，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德意志報》特定加上了一段話——“復仇，德意志民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右翼民族主義者逐漸操控了戰後德國的政局，並最終將德國帶向極端自我膨脹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