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言官常因氣節之盛而為後人津津樂道，也有許多言官因直言敢諫、剛正不阿、清正廉潔而名垂青史。但在明中後期，特別是嘉靖、隆慶、萬曆時期，言官群體不斷分化瓦解，大量言官卷入了腐朽蛻變的漩渦，變得敷衍塞責、貪汙腐化、明哲保身、趨炎附勢、黨同伐異、混淆國是，從某種程度來說，言官群體的墮落加劇了明中後期的政治腐敗，加速了明朝的衰亡。言官群體為何會在明中後期發生如此大的轉變？

01 言官制度的崩壞

自明初太祖等人在前代臺諫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言官制度以來，這套制度曾在明前期得到過良好的執行。但明中葉以後，言官制度卻日趨崩壞。

首先，言官的選任出現了問題。明初言官考選嚴格，制度縝密，對擔任言官者要求極高，但明中葉以後，言官選拔逐漸隨意起來，或專以某一“特長”取人，或全憑親緣賄賂。比如成化初“給事中之選，則專取姿貌雄威”者，以貌取人；嘉靖時唯資歷選用；萬曆時選拔不僅將“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迎者授之”，甚至使考試完全成為形式，批卷還未結束，錄取名單便出來了。

言官選用制度的崩壞直接導致言官隊伍的質量受到嚴重影響，萬曆時的御史陳登雲上疏時曾痛切地指出：“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夫臺諫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為國家鋤大奸、殲巨蠹哉！”認為在言官隊伍中剛毅正直的不足十分之一，奴顏媚上的反佔了一半。

其次，言官的數量也得不到保證，特別是萬曆以後，言官大多缺額不補。正常情況下，明代言官隊伍總人數在二百人左右，各科、各道人數均有具體要求。但明中葉後，往往不循規制，缺陷缺額也不增補。如嘉靖九年，“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共缺三十七員”；萬曆二十五年，“臺省新舊人數不足當額設之半”；萬曆末年“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言官缺員如此嚴重，日常事務自然有諸多廢弛。

圖/萬曆皇帝

02言官信仰發生動搖

明中後期，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及社會上瀰漫著的奢靡之風不斷衝擊著當時的政治生活，也不斷衝擊著一向以清正廉潔、剛正不阿著稱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群體，使得“政以賄成，官以賂授”及“群臣風靡，罔識廉恥”成為明朝官場的一種常態。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評論這一時期計程車風時痛心疾首：“廉恥風衰，君師道喪，未有如斯之酷烈也。”嘉靖時期的曾鈞也感嘆士風日下、人心不古：“古者大臣慮週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惶恐待罪，今則強辯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

作為士大夫的一部分，言官也不可避免地被時代變遷中到處奔湧的腐敗浪潮挾裹進去，從而隨波逐流，甚至變本加厲地腐敗起來。蛻變的言官或放棄剛正不阿、耿直敢言的氣節；或沽名釣譽，故弄玄虛；或怙勢恃力，混淆國事。此種言官、此種士大夫如何還能肩負起澄清吏治、整肅風氣的重任？

03 專制皇權的摧抑打擊

在中國古代皇權極度膨脹的背景下，言官能否發揮作用及能多大程度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本人的態度。總體來說，明前期的皇帝尚能虛心納諫，鼓勵直言；但明中葉以後，特別是嘉、隆、萬時期，皇帝不喜讜言、厭薄言官，要麼對言官摧辱殺戮，要麼將言官的諫議束之高閣，不僅使得言官的直言敢諫失去了意義，還使得間接鼓勵了“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的風氣。

以萬曆朝為例，神宗不喜言官，以至“平日遇頌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有時責怪言官干涉宮闈，嚴譴立至，“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有時藉口言官不認真履行職責，對言官進行懲罰，“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有時趁大計清除言官，“帝以軍政故，貶兩京言官三十餘人”。

這種時不時的懲罰更使得言官們更無所適從。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曾直言到，“然此諸人豈盡集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爾。如往歲傅應楨、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身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明確地指出皇權摧抑對言官蛻變的惡劣影響。

圖/明朝廷杖官員

在皇權不斷壓抑、言官制度日趨崩潰及社會風氣逐漸奢靡等諸多因素影響下，言官群體也日漸分化乃至分崩離析。部分忠直的言官在棒喝與冷遇中，或身死、或貶黜，剩下的心灰意懶，喪失抱負。更多的言官則在同僚的鮮血與呻吟中戰慄發抖，最終紛紛屈從阿順皇權，隨同潰爛的明王朝一起走向腐敗衰竭的深淵，不得不說是傳統士大夫和中國古代王朝的悲哀。

明代的言官常因氣節之盛而為後人津津樂道，也有許多言官因直言敢諫、剛正不阿、清正廉潔而名垂青史。但在明中後期，特別是嘉靖、隆慶、萬曆時期，言官群體不斷分化瓦解，大量言官卷入了腐朽蛻變的漩渦，變得敷衍塞責、貪汙腐化、明哲保身、趨炎附勢、黨同伐異、混淆國是，從某種程度來說，言官群體的墮落加劇了明中後期的政治腐敗，加速了明朝的衰亡。言官群體為何會在明中後期發生如此大的轉變？

自明初太祖等人在前代臺諫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言官制度以來，這套制度曾在明前期得到過良好的執行。但明中葉以後，言官制度卻日趨崩壞。

首先，言官的選任出現了問題。明初言官考選嚴格，制度縝密，對擔任言官者要求極高，但明中葉以後，言官選拔逐漸隨意起來，或專以某一“特長”取人，或全憑親緣賄賂。比如成化初“給事中之選，則專取姿貌雄威”者，以貌取人；嘉靖時唯資歷選用；萬曆時選拔不僅將“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迎者授之”，甚至使考試完全成為形式，批卷還未結束，錄取名單便出來了。

言官選用制度的崩壞直接導致言官隊伍的質量受到嚴重影響，萬曆時的御史陳登雲上疏時曾痛切地指出：“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夫臺諫為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為國家鋤大奸、殲巨蠹哉！”認為在言官隊伍中剛毅正直的不足十分之一，奴顏媚上的反佔了一半。

其次，言官的數量也得不到保證，特別是萬曆以後，言官大多缺額不補。正常情況下，明代言官隊伍總人數在二百人左右，各科、各道人數均有具體要求。但明中葉後，往往不循規制，缺陷缺額也不增補。如嘉靖九年，“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共缺三十七員”；萬曆二十五年，“臺省新舊人數不足當額設之半”；萬曆末年“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言官缺員如此嚴重，日常事務自然有諸多廢弛。

02言官信仰發生動搖

明中後期，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及社會上瀰漫著的奢靡之風不斷衝擊著當時的政治生活，也不斷衝擊著一向以清正廉潔、剛正不阿著稱的中國傳統士大夫群體，使得“政以賄成，官以賂授”及“群臣風靡，罔識廉恥”成為明朝官場的一種常態。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評論這一時期計程車風時痛心疾首：“廉恥風衰，君師道喪，未有如斯之酷烈也。”嘉靖時期的曾鈞也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古者大臣慮週四方，今則守局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惶恐待罪，今則強辯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

作為士大夫的一部分，言官也不可避免地被時代變遷中到處奔湧的腐敗浪潮挾裹進去，從而隨波逐流，甚至變本加厲地腐敗起來。蛻變的言官或放棄剛正不阿、耿直敢言的氣節；或沽名釣譽，故弄玄虛；或怙勢恃力，混淆國事。此種言官、此種士大夫如何還能肩負起澄清吏治、整肅風氣的重任？

03 專制皇權的摧抑打擊

在中國古代皇權極度膨脹的背景下，言官能否發揮作用及能多大程度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皇帝本人的態度。總體來說，明前期的皇帝尚能虛心納諫，鼓勵直言；但明中葉以後，特別是嘉、隆、萬時期，皇帝不喜讜言、厭薄言官，要麼對言官摧辱殺戮，要麼將言官的諫議束之高閣，不僅使得言官的直言敢諫失去了意義，還使得間接鼓勵了“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的風氣。

以萬曆朝為例，神宗不喜言官，以至“平日遇頌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有時責怪言官干涉宮闈，嚴譴立至，“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有時藉口言官不認真履行職責，對言官進行懲罰，“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有時趁大計清除言官，“帝以軍政故，貶兩京言官三十餘人”。

這種時不時的懲罰更使得言官們更無所適從。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曾直言到，“然此諸人豈盡集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爾。如往歲傅應楨、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身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明確地指出皇權摧抑對言官蛻變的惡劣影響。

在皇權不斷壓抑、言官制度日趨崩潰及社會風氣逐漸奢靡等諸多因素影響下，言官群體也日漸分化乃至分崩離析。部分忠直的言官在棒喝與冷遇中，或身死、或貶黜，剩下的心灰意懶，喪失抱負。更多的言官則在同僚的鮮血與呻吟中戰慄發抖，最終紛紛屈從阿順皇權，隨同潰爛的明王朝一起走向腐敗衰竭的深淵，不得不說是傳統士大夫和中國古代王朝的悲哀。

以敢言直諫出名的明代言官，為何會在王朝後期集體變壞？

關於這個，要確定一點，敢言直諫和壞不壞沒有關係，而且，敢言直諫是因為有保障。明初的時候，朱元璋対士人是很優待的，進士、舉人秀才可以免租，甚至犯了死罪可以特赦三次|（雖然最後廢除了，但是依然有優待）等等，而且朱元璋時期是支援廣開言路了，所以那個時候的讀書人特別跳，但又沒有什麼好的建議，所以朱元璋有規定“生員不準議事”，這些政策導致了明朝的讀書人快速增加，然後出了一個特別硬氣的——方孝孺，但不好意思，他真不是言官，所以，他們怎麼樣，和言官關係不大。

說言官之前說這個，是因為這個是後面的基礎。接下來我們來說說言官。

言官也屬於文官，言官開始真正跳的時候應該是從仁宗朱高熾開始，能跳到那種程度，仁宗去世前一個月，還被李時勉指責說是其在服喪期間，和其妃子行房事（看的一個故事，具體在哪邊看的忘記了，說的是朱高熾死之前突然醒來，大喊“李時勉辱我”）。

經過這個時段之後，文官更跳了，帶動言官跟著一起跳，逼得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不得不把太監抬出來跟文官打擂臺，因為很簡單，言官發現說的不對，最多一頓懲罰而已，但會獲得好的名聲啊，所以後來者不斷增加，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嘉靖皇帝。

因為不斷批皇帝獲得的好處很多，所以，人數也不斷增加，我們現在看到各種各樣對皇帝的諫言，這些諫言在批判皇帝的同時，其實也在進行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奪權，不斷壓制皇帝的權利，這個事，最終在嘉靖徹底爆發了，就是有名的“大禮議”，雙方鬥得激烈異常，最終，死了十幾人，流放了一些人，最終嘉靖帝贏了，這件事暫時不說，只說這件事之後，言官基本淪為打擊異己的工具，用來爭權奪利，包括文官之間的黨爭，和皇帝之間的爭鬥。反正之後的萬曆國本之爭萬曆是輸了，這件事情一直持續到明朝徹底滅亡。

所以，說是言官前期是好的，這個很片面，因為前期的言官很多都是在皇帝身上刷聲望，做事的人身上刷聲望，捕風捉影這都算好的了，無中生有也不是不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