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糾正題主一下，舜的王位傳給了大禹，大禹將王位同樣禪讓給了治水有功的伯益，並沒有從大禹直接禪讓給兒子啟。大禹和古代堯舜一樣，傳位給賢者伯益，伯益在位一段時間後覺得大禹的兒子啟在治水過程中獲得了很高的稱讚，很得人心，而且能力也很強，所以伯益才透過禪位讓於了啟。所以大禹還是如前人一樣禪讓給了賢者，並不是說明大禹心胸狹隘。最重要的是，不是大禹也不是舜結束了禪讓制，而是啟，在啟之後才開始不選擇外人繼承，而是選擇自己的兒子繼承。不過那個時候依然是禪讓制，只不過是內禪罷了。從自己的兒子中選擇最有能力的。 這個和後來的封建帝王們立嫡長子還是有區別的。從此中國從禪讓制過渡到是世襲制。王位的世襲制度從出現開始就一直延續到清王朝時期，它的出現有它的歷史原因。中國的社會形態決定了他不可能長時間的出現禪讓制度。中國那麼大，首先這個賢能的人怎麼選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你看禪讓制度只出現在中國早期的社會社會中，因為當時統治的區域比較小，人口又比較少，這樣的推舉辦法是很實行的，後來隨著經濟社會人口的迅速發展，疆域的不斷擴大，這樣的方法必然會被逐出歷史的舞臺。

堯舜禹時代的禪讓傳說真假與否很難斷定，即便歷史上這三位遠古帝王（更準確講應該是部落首領）真的存在過，他們之間的王權更替也不會如孔子所講的那樣簡單美好。

所以，大禹把位子給了兒子啟，也不能簡單的以心胸狹窄、自私自利來評價。

假設堯舜禹的故事是真的，那麼他們之間的權利變更可能接近於此：

第一，堯傳位於舜並非“禪讓”，而是政治妥協。

“禪讓”一說，是周朝開始出現的，無論是中國的第一部史籍《尚書》，還是之後的《論語》、《孟子》、《墨子》都在歌頌“禪讓”的聖賢之為。不過，與之同時代的諸子百家中，也有不同的聲音，比如韓非就指出所謂“禪讓”根本不存在，事實是赤裸裸的“以下犯上”和“篡奪”：

“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同為儒家的荀況也毫不留情地評價所謂“堯舜禪讓”說，不過是淺陋之語、虛妄之言。

戰國時期的史書《竹書紀年》也記載的也是與《史記》完全不同的篡位版本：堯為舜所囚，舜被禹流放。

姑且不論誰是誰非，既然在同一時代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而且都是出自大家先賢之口，可見，無論“禪讓”還是“篡奪”都不是空穴來風，必然有所依據。

堯舜時代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學術界把這段時期稱為酋邦階段。

當時中國大地上分佈著不同的部落、民族，從考古資料上看，當時已開始出現國家的雛形，階級分化，私有制逐漸出現，各部族之間時有紛爭，為了取得戰爭上的勝利，文化同源、血緣相近的部落之間會採取合作聯盟的形式，共同禦敵。

唐堯所在的部落亦是如此，堯應該是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區一個較為強大的部落或者部落聯盟的首領。聯盟首領大多由民眾“選舉”而出，他雖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但聯盟中的重要決策活動仍是在“集體意志”下進行。

從史料上看，堯對於後任繼承者的備選人上不是沒有考慮過兒子丹朱，但最後因為某種原因丹朱落選了，而其他貴族推舉的人物堯又以各種理由駁回，在我看來，這應該是各方利益集團的博弈下出現的僵局，為了打破僵局，眾人不得不妥協從民間選出候選人，最後選中了“舜”這枚棋子，誰知堯棋高一著，透過聯姻的方式，把舜拉攏到自己一方，成為真正的贏家。

綜上，堯傳位於舜，只不過是政治博弈下的一種結果，他內心應該更願意由自己的兒子接替王位，可惜失敗了，只能選擇了這種“曲線救國”的方式。

第二，舜傳位給大禹也不是“禪讓”，更接近於“篡奪”。

如果說堯舜的更替還算平和的話，舜與大禹之間可謂是火藥味十足了，我們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的父親鯀也曾被派出去治水，可惜沒有成功，以此為藉口，舜誅殺了鯀（這在《史記》、《尚書》中有明確記載）；

接著，又委任大禹出去繼續治水，以我拙見，這應該是舜剷除政敵的手段之一，要知道，大禹一家可是黃帝和顓頊的直系後裔，比起來自民間的舜來說，更加根正苗紅，各族宗親牽扯也必定很深，所以，舜若想坐穩位子，或者壯大勢力，就要剷除一部分對手，“治水”簡直就是絕佳的方式。

可惜，大禹很聰明，他吸取了父親血的教訓，改堵為疏，成功控制住了災情，舜不僅沒有理由殺他，還讓大禹藉機攢夠了政治資本，可以與其一較高下。

我推測，大禹在其他貴族集團，如皋陶氏的支援下，透過政變的方式贏得了這場勝利（陶寺遺址晚期文化層的破壞上可以證明這一點），迫使舜退位。

三、原始選舉到世襲制的轉變

大禹也許流放了舜也許沒有，不過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臥薪嚐膽十數年成功之後，大禹加快了中央集權的步伐，把兒子啟安插到機要之中，不斷積攢勢力，累積資本，最後，大禹與啟兩父子合力完成了氏族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徹底轉變，打破了部落聯盟的舊有規則，以壓倒性的優勢結束了過去的原始民主選舉制，使其變成世襲制，從而開啟了“家天下”的時代。

總結：與其說大禹終止了所謂的“禪讓”，是他“心胸狹隘”、以權謀私，還不如說是時也命也，時機成熟，順勢而為罷了。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糾正提問者的一個認識誤區，所謂“父傳子、家天下”始於啟而不是禹。雖然後世公認禹是夏王朝的始祖，但夏王朝開啟“父傳子、家天下”模式的是禹的兒子啟，啟臨終前將夏後之位交給了自己的兒子太康。禹在世期間選擇的繼承人並不是啟，而是另外一個人——伯益，啟後來之所以會取代伯益，完全是“民意”所驅！

上古時期的禪讓制

上古時期的禪讓制一直以來為不少史家所推崇並被讚譽為“為賢是舉”！魏文帝曹丕在接受漢獻帝劉協“禪讓”之後的那一句“堯舜之事，吾知之矣”徹底道破了禪讓制的玄機……

迴歸人性永恆的話題，上古時期的人未見得比漢代人高尚、也未見得比今人高尚！那麼，為什麼千古之人會選擇如此“高尚”的禪讓制呢？恐怕也未見得是什麼心甘情願。上古時期，生產力極其低下，一個部落或者部落聯盟的實力還不足以控制整個天下！於是，問題出現了，即便是彼時最強的部落或部落聯盟，也無法佔據絕對優勢。面對列強環伺的局面，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其他部落或部落聯盟打敗、甚至被吞併！這就使得部落或部落聯盟首領的選擇變得異常重用，弱勢或昏庸的首領很可能會葬送整個部落或部落聯盟。

因為這個原因，選擇一位強勢的部落或部落聯盟首領是至關重要的，而“父傳子、家天下”最大的弊端就是無從選擇。它只以血緣為紐帶，只要是首領的兒子，即便沒有才能，他也依然是法定繼承人！實際上，啟死後發生的“太康失國”就已經說明一切了……啟開啟了父死子繼模式，可偏偏他的兒子太康是個紈絝子弟，根本挑不起大梁！不久之後，權臣羿趁太康出獵發動了政變、奪取了政權。如果不是後來少康發動政變實現了復辟，夏王朝恐怕就要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例二代而亡的王朝了……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迫切的生存需要，才有了上古時期禪讓制存在的意義。不論你願不願意，只有傳位給真正有能力的人，你的部落才能繼續存在下去！否則，就算你把首領之位傳給了兒子，可部落沒了，這個首領還有什麼意義呢？

被世人誤解數千年的上古禪讓制

提起上古時期的禪讓制，很多人都會錯誤地認為，這種禪讓就是前一代首領培養賢能的異姓接班人，然後和平地實現政權平穩過渡，將首領之位禪讓於接班人。其實不然，人這種動物是非常奇特的，那就是感情用事。因為私人感情的原因，首領選擇接班人依然是摻入了個人感情因素的，無法真正做到公正！即便不選擇自己的兒子，誰能保證首領選擇的接班人就一定是強者呢？

《竹書紀年》中曾記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段記錄一直以來為主流史家所否定！上古時期的禪讓應該是“為賢是舉”，怎麼可能充斥著這些爾虞我詐的東西呢？熟悉歷史的人其實都會發現，這不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常見的政變模式嗎？

上古時期的禪讓制恐怕並不像後世儒家所推崇的那樣，充滿著“高尚”的道德情懷，只不過是一種變異版的“家天下”而已。首領選擇的接班人不行，其他強勢的下屬同樣會發動政變取代那位接班人，甚至直接廢黜首領本身。這就是“舜囚堯於平陽”的實質，它就是一場政變！只不過，這場政變是“合法”的。在部落或部落聯盟的其他人看來，只要這位新首領能夠把自己帶向美好的生活，他就是合法首領，並不像後世那般拘泥於所謂血緣、正統！這恐怕才是上古禪讓制的本質，這才是真正的“唯賢是舉”。不賢的被推翻了，透過政變上臺那位的自然是能者、賢者。

禹真的心胸寬廣嗎

禹生前選擇了治水有功的伯益作為繼承人，由此看來他的心胸還是相當寬廣的。可問題是，禹的兒子啟是怎麼發跡的？正是因為禹，因為禹給了他嶄露頭角的機會，啟這才擁有了可以蓋過伯益的“功績”和取代伯益的機會。

從某種意義上講，伯益之所以沒有順利接班，禹是最主要原因！或者也可以這麼說，伯益不過就是後來老蔣扶持的嚴某人那樣的人物而已，只是為了讓兒子接班又不擔“父傳子、家天下”惡名的過渡罷了……禹去世之後，啟透過各種手段大肆製造輿論，最終成功逼退了伯益，成為了部落聯盟的首領。

從啟上位之後對伯益的態度多少也能看得出，他並沒有清洗伯益，反而對伯益禮遇有加。這也可以反映出一點現實，很可能伯益對自己過渡者的角色也是心知肚明的，啟要掌權，自己退出就是了……否則，如果伯益也盯著首領的地位，他與啟之間發生爭鬥幾乎是無可避免的。那麼，啟上位之後還會那樣對待伯益嗎？恐怕很難……

綜上所述，上古時期的所謂禪讓制恐怕並不像儒家推崇的以及一些人想象的那麼高尚，它只是一種自然對權力的選擇而已。並不是誰都會心甘情願交自己的地位傳給賢者，於是“舜囚堯於平陽”這樣的事便出現了。那麼，這算不算禪讓呢？當然算！畢竟它不是“父傳子、家天下”，不是嗎？

至於說禹是不是心胸狹隘，這個不好說。但個人認為，啟之所以能夠繼承禹的地位並開啟“父傳子、家天下”模式，很可能其背後就有禹的影子。甚至某種程度上，禹選擇的所謂接班人伯益只是充當了過渡角色而已。或許在禹的心中，兒子啟才是自己真正培養的接班人！

當然，歷史已經過去了幾千年，又沒有文字實物傳世。我們所知道的最早也只是周代的文字記錄，彼時相對於禹、啟，大概其就相當於我們之與隋煬帝、唐太宗一般，這些文字記錄的真實性到底有多高，本身就有待商榷。因此，我們根本無從得知事實的真像，只能根據現有史料進行合理化推測。總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