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是南韓貴族，在南韓快要滅亡的時候去了秦國，為了自己的祖國，在秦國“妒才忌能”，並對秦王“進讒言”，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祖國。最終因為堅持不向秦國效力，被秦國君臣所殺害。

韓非與李斯師出一門，早年間李斯早早進入朝廷，憑藉著書法和見地，身居高位，後來韓非前往秦國投奔李斯，提出法家治國，始皇帝審視看重，李斯妒忌賢能，暗中使詐逼死韓非。

韓非是當時不可多得人才，與商鞅一樣是法家學派，才能卓越。韓非身為南韓人十分熱愛自己的南韓，可當時的韓王並不看重韓非。秦王聽說韓非才能，出兵攻打南韓只為得到韓非，韓非入秦後故意向秦王提出弱秦保韓之策，終不能為秦王所用。又因彈劾上卿姚賈，而招致姚賈報復，遂入獄。後李斯入獄毒之。韓非人雖死，但是其法家思想卻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韓非子》為秦國治國經要。韓非入秦後的行為只為保護自己的故國，不想被戰火殃及家鄉而已。

隨著孔夫子的話越來越國際化，孔子的儒家思想也越來越被我們所熟知。但是除了孔子，歷史上儒家學派又出現兩位重量級人物，分別為亞聖孟子和戰國末年的荀子。而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荀子的徒弟韓非子，他沒有承襲儒家的思想，卻繼承並發展了法家思想，成為戰國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非（約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戰國時期南韓都城新鄭（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市）人 ，法家代表人物，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韓非子出身於南韓貴族之家（韓桓惠王子)，年輕時就非常有理想有抱負，目睹南韓日趨衰弱，內心相當著急，運用平生所學，主動向國君獻上不少計策，希望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是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韓王目光短淺，壓根不重視韓非子的建議。

只可惜“人無完人”，韓非雖善著書，但他有一個最大的弱項，就是患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談，說話結結巴巴，這令他痛苦不堪。加上不為韓王重視，退而著書，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成《孤憤》、《五蠡》、《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輯為《韓非子》一書。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溶於時的憤懣。

韓非子的文章構思巧妙，描寫大膽，語言風趣幽默，於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效果。而且在他文章中出現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豐富的內涵，生動的情節，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至今為人們廣泛運用。比如：蠶食鯨吞，法不阿貴，唯唯諾諾，靡靡之音等。

韓非認為歷史是不斷髮展進步的。他主張變革維新，提倡“聖人不要遵循古代和拘泥固定的東西，而是依據當時的情況，採取適當的措施。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代表，但是韓非子的法家學說則堅決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而且韓非子攻擊主張“仁愛”的儒家學說，主張法治，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

在國家政體方面，韓非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他的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但是古代法家也有其侷限性和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使百姓畏懼而不敢犯法，收到不用刑的效果。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於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並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在諸子百家人才思想中，韓非在批判儒家人才“賢治”的基礎上，繼承創新了墨家“法儀”思想，與時俱進地提出人才“法治”思想體系，強調以法為“天下之至道”，因法擇人，量才施用。其間蘊涵的法治人才選任思想，不僅在先秦時期耀眼奪目，至今仍然是我們的精神財富。

後來，這些著作傳到秦國時，秦始皇嬴政為韓非深邃的思想拍案叫絕。秦王為了得到韓非，便發兵攻韓索要，韓王本來就沒打算對韓非子予以重用，況且兵臨城下，留著他無疑是燙手山芋，直接讓韓非子入秦。這讓同在秦國為相的同門師兄弟李斯甚是嫉妒，而且他深知自己能力不如韓非子，如果讓他受到器重，自己就混不下去了。

當時李斯提出滅六國一統天下的通天大計，首要目標就是南韓，但是韓非曾上書勸秦始皇先伐趙緩伐韓，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賈的讒害，他們說：“韓非是南韓人，雖然人在秦國，但是內心想的還是南韓，如果留他在秦國會妨礙秦國統一大計，但是放他回南韓又會洩露自己的秦國的計劃，不如殺了。”於是，秦王對韓非子起了疑心。將他關入大牢，李斯趁機用毒藥毒死韓非子，這樣韓非子在秦國不到一年，還沒有來得及踐行自己的理論，就在踐酷的政治鬥爭中不幸被害。真是防火防盜防同學啊！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一言蔽之——自相矛盾。下面詳盡解析。

在《韓非子·難一》中，講述了一則故事：有賣矛與盾者，譽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弗能應也。

在《韓非子》中，自相矛盾的故事得到了完美的詮釋：

韓非在《孤憤》中稱，“法術之士遠見而明察，堅毅而勁直。”是捍衛君權的忠誠衛士。而當塗之人“投其所好，諂媚惑主，飾辭以便私，多被君主寵信。”並稱：“法術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韓非作為法術之士，為了君主利益，居然主動挑當塗之人，並與之不共戴天。明知自己必然結局——“死於吏誅”，依然勇往直前，真是可歌可泣。

在《奸劫弒臣》中，韓非稱當塗之人為奸臣，“順人主之心以取親信之勢：主有所善，從而譽之；主有所憎，因而毀之”，從而欺其主，以成其私。

但在《說難》中，韓非不再是堅毅而勁直的法術之士，“君有所矜也，而滅其所恥。有私急也，必以公義而飾之。君有邪意也，必以美名而飾之。”韓非又曰：“有與君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君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自多其力，則毋其難抑之；自斷其勇，則毋以其過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唯有像當塗之人那樣，“主有所善，從而譽之；主有所憎，因而毀之”，方能獲得君主的信任——親近不疑。

在《說林》中，韓非講述了一則衛人教女的故事：

衛人嫁女前，教之曰：“為人妻被休者，乃常有之事。與丈夫白頭偕老者，甚為少見。故出嫁之後，要私攢財物。”衛女便依父之言為之，並因此被休。衛女帶回孃家的財產，是其嫁妝的數倍。衛人不以為教女不當，還自以為聰明，生財有道。

故事之後，韓非直言道：“今人臣之為官者，皆衛人之類也。”鄙人在此言之後，再補充一句——“韓非者，今人臣之類也。”

韓非入秦後，遭李斯嫉妒，陷其入獄。又遺毒藥於韓非，使其自殺。司馬遷“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對此，吾不禁感嘆——“李斯者，韓非之類也。”

韓非融合了法、術、勢的學說，被譽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本來是南韓貴族，祖上為王室公子，但本人已經降為士。《史記·子韓非列傳》上說，韓非精於“刑名法術之學”，是個不折不扣的法家學者，他與李斯都曾受業於荀子，後來李斯去了秦國，他則回到了南韓。韓非因為口吃而不善言談，但文章出眾，且著作頗豐，有《韓非子》五十五篇傳世。韓非目睹了戰國後期南韓的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要求改革，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採納，激憤之下寫出了《孤憤》、《說林》、《說難》等十多萬字的著作。這些書流傳到秦國，秦王政讀到韓非的文章後，大為歎服，竟以發兵攻打南韓的方式，迫使韓王讓韓非為秦國效力。韓非到秦國後很受重用，但是後來卻因故被囚禁起來，最後在獄中自殺。由於缺乏相關的史料記載，所以在今人的眼中，韓非死得不明不白。關於韓非的死，主要有《史記》和《戰國策》兩種說法。《史記》上說，李斯、姚賈對秦王政說:“韓非是南韓公子，他一心想著復興南韓。現在大王打算統一天下，所以韓非如果為南韓著想而違背秦國的意志，那也是人之常情。韓非久居秦國，必定對大王不利，不如找個藉口除掉他。”秦王政認為有道理，就將韓非關進了監獄。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逼迫他自殺。韓非想面見秦王，卻沒有得到召見。後來秦王政後悔了，想赦免韓非，可是韓非已經死了。《戰國策》上說，有四個國家聯合攻秦，姚賈出使四國，使秦國避免了一次兵禍，因而被任命為上卿，韓非卻在此時說了他很多壞話。秦王政召見姚賈，姚賈對答如流，於是“復使姚賈而誅韓非”。一般認為，韓非是因為受到同學李斯的嫉妒而遭陷害致死，從以上史料中可以知道，姚在韓非遇害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兩段記述看起來沒什麼關聯，而且其中都存在著疑點，但是可以從關鍵物姚賈入手來分析這一問題。根據《戰國策》的記載，姚賈是一個遊說之士，也就是縱橫家。《韓非子·五蠹》中指出了五種社會的蛙蟲，即儒者、遊俠、依附於權貴的門客、工商業者、談辯之士，可見韓非是很討厭縱橫家的，所以他與姚賈的矛盾是很有可能存在的。此外，李斯對於韓非的死也有責任。《史記》上說，李斯自認為才能不如韓非，但並沒有說他嫉妒韓非。難道僅僅因為韓非比自己強，李斯就產生害人之心嗎？其實他們二人的矛盾可能在政治理念方面。韓非寫過《存韓》一文，請求秦王政不要滅掉他的祖國南韓，而李斯多次上書與他辯論。這大概才是他遭到李斯忌恨的原因吧！《戰國策》上的說法也有問題，聯合攻秦的四國很不明確，文中提到了“荊昊”“燕代”，於是有人作注說四國指楚、吳、燕、趙。早在韓非去世的二百多年前，吳國就被越王勾踐滅掉了，而“代”是趙國境內的一個地區，並不是趙國的代稱，所以“荊吳”、“燕代”更像是地區名稱，而非國名。當時秦國已經佔據半壁江山，各諸侯國已經無力對其主動發起進攻了，況且四國攻秦之事並不見於其他史書，所以這種說法有待考證。如果說李斯、姚賈因嫉妒而起殺心的說法稍顯牽強的話，那麼秦始皇因猜忌而殺韓非的說法應該算是比較合理的了。韓非吸收了各家觀點，以法家思想為根本融合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主要學說，形成了以法、術、勢為核心的政治思想體系。韓非在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體的同時，對這些學說加以批判和改進，他說“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意思是說，申不害的術治理論和商鞅的法治理論都不成熟。在術的方面，韓非認為，君主對臣下，不能過於信任，要嚴密監視臣下的言行。在法的方面，他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的思想，提倡以嚴刑酷法治國。韓非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講的是陰謀權術，而且在他的法治體系中，君主的行為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韓非繼承了商鞅和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利益關係，人的心理無不是趨向利益的，君主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德”，使民眾在符合自己意志的基礎上獲利。韓非認為，君臣的根本利益是相沖突的，君主想制約大臣，大臣則想凌駕於君權之上，所以君主必須合理運用法、術勢，才能駕馭不安分守己的大臣。由於君臣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臣子在進諫時一定要琢磨君主的心思，否則難逃殺身之禍同理，君主也要明察臣子的心思，否則自己的權力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蠶食。他撰寫了《說難》一文，闡述了進諫的難處。司馬遷說:“韓非子撰寫了《說難》，卻沒有逃脫厄運，我為他感到悲哀。”因為韓非把人性分析得過於透徹，甚至透徹得近乎赤裸裸，所以不得不讓人對他產生反感。韓非既為君主駕馭臣下出了不少主意，也為臣下揣摩君主的心思提了很多建議，再加上他南韓公子的身份，不能不令秦王政感到擔心。所以，韓非的死有太多因素交織在一起了，也許是秦王政利用李斯、姚賈與韓非的矛盾而借刀殺人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