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古裝劇裡有很多女子女扮男裝的女子，她們英姿颯爽、活潑可愛，擺脫了古代小女子那種嬌滴滴的彆扭氣質，所以看還也很討人喜歡。不過，古代女子女扮男裝，也不是一件很的容易事，除了那些官宦或富人家的小姐，為了方便出外去玩而女扮男裝之外，一些平民或窮苦人家的女孩，如果經常女扮男裝，或可能是件為了生活或生存而迫不得已，才這樣裝束自己的。比如，五代十國之前，有一人叫黃崇暇的女孩子，就屬於這種情況。

這個叫黃崇暇的女孩，也曾經生於官宦之家，她的父親曾任過五代前蜀王的中使君。可是在她還沒有長大的時候，父母便雙雙去世，本來是千金小姐的她一下子成為孤兒，和一個老僕人相依為命。還好，黃崇暇生得聰明大氣，性格開朗，經常習讀一些父母留下來的書籍，而且，為了生計她便養成了男孩子的一些個性。長大後黃崇暇就經常女扮男裝，離家外出，四處遊覽一些名勝遊之第，從而大長閱歷與見識。

但後來當她在一個地方遊覽時，由於他人的誣陷，而不慎被打入了監獄。在獄中，黃崇暇不甘蒙受冤屈，便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寫了首自辯詩，叫《下獄貢詩》。之後，又託人帶給了當時的宰相周癢大人，詩是這樣寫的：偶辭幽隱在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在深籠。由於這首詩，一邊自比山澗青松，一邊又對清明政治提出疑問，於是一子引起了周癢的讚賞。

於是周癢大人，便派人重審黃崇暇的案子，清者自清，於是黃崇瑕很快就出獄了。這時周癢對她才華非常欣賞，便舉薦為司戶參軍，從此黃崇瑕在外便以男子之身做官參政。更讓人佩服的是，她在任職期間表現出了很強的政事治理能力，不但將職責範圍內的事務治理得井井有條，還為自己管轄區的百姓多次謀取福利。

然而，黃崇瑕的這些優秀表現，更加獲得了周癢大丞相的青睞，便決定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為妻。這可怎麼辦呢？自己是女兒身啊！黃崇暇很為難，萬般無奈之下，她決定辭官辭婚，並告訴周癢實情，於是她寫了一首辭婚詩《辭蜀相妻女詩》：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櫞/永拋鸞鏡畫娥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為袒腹/願天速變作男兒。

訴說出了自己的志向與隱情，也表達了不能做丞相佳婿的遺憾。

之後，一代奇女黃崇暇，便辭官歸裡了。據說，她是邛崍人，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以女扮男裝去做官的女子。而且至今還有座傳為黃崇暇墓所在地的孤石山，當地人稱之為崇暇山呢！

《長安十二時辰》自暑假熱播以來，無論是劇中的人物造型，還是其所還原的大唐市井生活中所展現的“大唐本味”，都為廣大網友津津樂道。在近幾集中熱扎依“女扮男裝”的劇情引人關注，似乎，“女扮男裝”是古裝劇中必不可少的套路。然而，比起影視劇，歷史上的“女扮男裝”(甚至是“男扮女裝”）就驚險刺激多啦！一起來和文史君看看吧！

一、為禮制所禁的“異裝”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社會分工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以他們對事物的瞭解，透過給世間萬物命名來界定一切，建立社會秩序——在古代中國可以稱之為“禮”。對於人們來說，未知的或者說定義模糊不清的事物（有時候是人）是危險的，而跨越定義之間的行為則被視為是不詳的禁忌行為。

從生物學的角度上來說，男女之間的差別無疑是被過分放大了。在此，且不論事情是怎樣發生的，但至少在性別觀念確立以後，在男女之間的鴻溝就猶如紅海一般，逐日擴大縫隙。《禮記·內則》記載：“男女不通衣裳”，服制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體現。服制在代表等級和身份的同時，也明確的劃分了男女雙方的性別領域。正因為如此，一開始，歷史上的異裝現象是和異端、災難等不詳的印象緊密聯絡在一起的。

異裝現象，指的是異裝者（女性或是男性）打破社會設定的性別著裝要求，透過穿著異性服飾來模糊自身性別的一種特殊著裝現象。在雙方的社會角色扮演中，史上記載的最早的跨越男女服制的挑戰者是夏桀的寵妃末喜（史上又稱“穏嬉”、“末嬉”、“妹喜”、“未喜”等）。《漢書·外戚傳》顏師古注說末喜是“女兒行，丈夫心。”《晉書·五行志》記載，末喜喜好戴男子所服之冠。這種特殊的衣著喜好，結合著她這“亡國妖姬”的歷史形象，從裡到外都透露著不同尋常的氣息。

《封神演義》中的末喜

與第一位男裝大佬相比，女裝的喜好則給這史上第一位女裝大佬——何晏的人物形象增添了不少複雜的色彩。何晏是三國時期以清談聞名玄學家，歷史上對於他的評價不一，但他“好服婦人之衣”的行為，被傅玄毫不留情的斥為“妖服”。傅玄認為：“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服制是定上下之尊卑，分內外之別的重要依據，而異裝則是天下之不幸。由此可見，古代社會的大部分人對於異裝多少有些接受無能。

二、大唐的異裝“黃金期”

雖然“異裝”不被傳統社會禮制觀念所認同，但在歷史上的某些時期，異裝現象（主要是“女扮男裝”）曾經一度公開化、普遍化、生活化。對於“異裝”的接受度最高的朝代，當屬唐朝。唐代繁榮的社會經濟，在物質上為唐代的“服裝業”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此外，外來的文化因素的注入使得唐代女性著裝有了新的生命力，其發展更為多元開放。在這般的大唐盛世，古人對於異裝行為的寬容似乎並不奇怪。

頭戴幞頭，身著圓領袍、腳蹬靴是唐代男子的標準配置。其中袍靴的服制形式源於北魏，是遊牧民族出於軍事活動的便利考慮而演化來的戎裝。幞頭原本也是男子所戴之物。但據實物史料考證，這種地道的男性裝扮從高宗時期開始，就已經逐漸流行於女性之中了。

目前，發現最早的唐代“女扮男裝”的文物史料，是唐太宗外甥女段茼（葬於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璧墓室壁畫以及隨葬女騎馬俑。此外，唐太宗第二十一女新城長公主(葬於公元663年)、唐代官吏鄭仁泰(葬於公元664年)、唐太宗妃子韋氏(葬於公元666年)、唐代官吏李爽(葬於公元668年)、唐太宗妃子燕氏(葬於公元671年)、唐高祖李淵第六女房陵大長公主(葬於公元673年)、唐突厥族將軍阿史那忠(葬於公元675年)等人的墓室壁畫或隨葬女俑的服制形式，都說明了高宗時期“女扮男裝”已然普遍。

唐高宗時期墓室壁畫中的“男裝”侍女

同時，史書《新唐書·五行志》記載高宗舉行宴會時，太平公主身著武官官服，御前獻舞。高宗作為最高統治者對於身為皇天貴胄的太平公主的異裝行為表現了十足的包容，高宗向皇后笑著揶揄道：“女子不可為武官，何為此裝束?”這種語中帶笑的輕鬆語氣，頗有些“一笑泯恩仇”的味道。

《太平公主秘史》劇照 太平公主

唐玄宗時期，“女扮男裝”的風氣更盛。《中華古今注》明確記錄了唐朝女著男裝的情景：“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內外一體也。”《舊唐書·輿服志》也記載，唐玄宗時宮中的婦人，“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這種“男裝”的風氣，在清代的女性“小像”中甚至還有遺留。

看樣子，似乎唐朝成了“男裝大佬”們的天堂。但我們若仔細剖析，就會發現，在這場異裝狂歡中，上層女性對於“男裝（包括胡服）”大多還是避而遠之的，她們著裝的主流仍然是女式裙衫，而身著男裝的多為下層平民女子（一般是宮廷婢女）。就像北魏戎裝的流行於男士的理由一樣，這些下層女性的“男扮女裝”，並非是在追逐時尚潮流，更多的是出於勞動的便捷性的考慮。如此想來，《長安》中檀棋“女扮男裝”的形象可以說是十分寫實了。

《長安十二時辰》中“男裝”的檀棋

倘若將我們的關注點時限拉長，我們可以看到，在安史之亂後的大“反思”過程中，還有不少人將禍亂的起因歸之於“服妖”。《新唐書•車服志》稱，開元中“士女衣胡服，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為妖服之應”。這一解釋在專門講祥瑞、災異的《五行志》裡大行其說。大唐經安史之亂後，國力衰微，先前的多元開放的“大唐氣象”似乎也一去不復返了。傳統儒家“天人感應”再起作用，“女扮男裝的”的“服妖”不僅成了亂世的不詳先兆，而且被認為是引起大亂的原因之一。

三、文學作品中的“異裝情節”

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都有“女扮男裝”的“異裝情節”，而在劇情中，她們異裝的目的帶有“防禦”和“進攻”的雙重目的：偽裝成同性，不僅可以逃避婚姻，還能得以防禦男人破壞她們的貞潔。同時，以男性的身份，進攻男權社會，建功立業。文學史上的女性“異裝”形象，以《花木蘭》中花木蘭、《梁祝》中的祝英臺、《女狀元辭凰得鳳》中黃崇嘏、《再生緣》的孟麗君最為典型。

《花木蘭》宣傳照

不同於前文僅僅是“男裝”的女異裝者，文學作品中的“女扮男裝”，是異裝者對自己女性身份的放棄，她們嚴格按照社會對於男性角色的要求來行事。在這樣的異裝情節中掩藏的是男權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標準。

四、“男扮女裝”的存在形式

似乎，從一開始，“男扮女裝”者就遭遇了更大的阻力。如果說女性異裝者的“女扮男裝”是對男權社會的防禦和進攻，那麼，它至少是一種積極承擔的行為，雖說牝雞司晨的行為會在一定範圍內引起社會秩序的紊亂，但畢竟僅憑一己之力始終是難以影響到男權社會的正常發展的。

不同的是，做為社會責任的主要承擔者，“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男扮女裝”的男性異裝者對於男性服裝的捨棄，不是簡單的對男性身份的放棄，而是一種棄家國於不顧的“不負責任”的逃避行為。為此，它更難被社會所接受。雖然歷史上的男性有過一段“魏晉風流”的時期，但他們在更多的時候不得不為個人前途、家族命運、治理天下而終身奔波。

竹林七賢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男扮女裝”者因此在歷史上完全失去了發揮的平臺。《隋書·柳彧傳》記載：“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這裡所描寫的是雜技表演中的“男扮女裝”者。此外，南宋宮廷雜劇、早期民間南戲等節慶密切相關的藝術活動中，異裝的扮演形式是它們的表演常態。追溯其文化根源,“兩性俱有”、“陰陽結合”、“童陽驅邪”的觀念是“男扮女裝”產生的根本原因。但這種“男扮女裝”的方式可能並不是異裝者的自由選擇，更多的是下層男性出於生存的無奈。

《霸王別姬》劇照 程蝶衣扮演的虞姬

文史君說：

長期為禮制所禁止的異裝行為在歷史上一直與“服妖”捆綁在一起，而唐朝可能也並非是人們想象中“異裝者時代”。女性在“女扮男裝”的文學遊戲中還有望透過異裝來模糊男女性別，獲取建功立業的通行證，來努力贏得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同感。男性的異裝者則陷入了逃避現實的窠臼。

參考文獻：

1.張珊：《唐代女著男裝之現象初探》，《藝術史與藝術考古》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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