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伊斯蘭教無論是規模，還是影響力都冠絕世界，僅次於基督教。這個起源於紅海沿岸地區的教派，藉助歷史機遇，僅用百餘年間便席捲歐亞非，一躍成為世界頂級宗教，其發展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早期的伊斯蘭影響力非常顯著，東起中國的西域（主要是新疆地區）西至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葡萄牙）、北抵當時的金帳汗國（現在俄羅斯）、南達馬來半島、馬來群島（馬來西亞、印尼），曾經都是伊斯蘭文明的勢力範圍，即使是今天，仍有不少地區受伊斯蘭影響，奉默罕默德為信仰。
為什麼說伊斯蘭的擴張猶如魔法一般，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早期歷史文化交流極其不便，交通受地域影響明顯。所以，在當時社會，僅僅只是依靠極度落後的文明條件，一個新生的宗教文明體系，卻能憑藉獨特的教義輻射如此廣闊的地區，要說伊斯蘭教沒有魔力估計很多人也不信。
另外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在於：伊斯蘭的擴張，並不依賴於拓荒的方式。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尚未開化的地區也只有蘇丹、馬來西亞、印尼等少部分島嶼地區。其他地域的擴張方式，處處都是充滿了硝煙。當時世界的主流成熟文明有佔據伊比利亞半島和北非的天主教；有佔據小亞細亞的東羅馬東正教；有中西亞地區的襖教（波斯原生宗教）：在印度河流域與孟加拉有本土勢力印度教；甚至是遠在中國西域還有本土教派儒教。而最終的結果是天主教被驅逐；東正教被壓制；襖教被無情的取而代之；印度教和儒教被分割，不得不和伊斯蘭教同生同存。
所以說，伊斯蘭教的成長道路極其艱辛，伊斯蘭的壯大也不僅僅只是偶然，如果把伊斯蘭的成長歸功於歷史機遇和運氣好，那是不嚴謹的。伊斯蘭教在夾縫中求生存。最終擊敗眾多人類主流文明體系，必定也得利於本身的教派特質。所以說伊斯蘭教的壯大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
話分兩頭，先說其偶然因素。
在之前的《地緣政治50：伊斯蘭系列之誕生與崛起》一文中，作者曾經介紹過穆罕默德創教時期地緣特點和時代背景。
位於西邊佔據了東地中海與小亞細亞半島的東羅馬帝國與佔據中西亞區域的薩珊波斯帝國，由於兩國之前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使得起於地中海，途徑小亞細亞，再經過兩河流域最後到達東方的陸上貿易通道被阻斷，商人們沒辦法只能另闢蹊徑，最終開闢出由東地中海出發——過西奈半島——輾轉紅海沿岸低地——最終到達東方的替代商路。
貿易通道的變遷，給阿拉伯半島西側的紅海沿岸低地帶來了歷史機遇。紅海沿岸低地從一處弱小的地緣板塊，搖身變為東西方商品貿易的主幹道和中轉樞紐。功能的改變，給該區域帶來了迅速發展的機遇，從早期的農牧混雜的生產方式，迅速轉為商業貿易的生產方式。最終在商業利益和文化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誕生了獨立的伊斯蘭文明。
商業貿易的力量，使得紅海沿岸低地的綜合實力大大增強，另外商品貿易自帶交流屬性，加強了各區域的連通屬性，最終打破了紅海沿岸長期各自為政的政治格局。
早期的紅海地緣政治格局，以南邊的麥加和北邊的麥地那為核心，總體上兩大核心南北對峙。而在兩大核心之外，還有眾多部落各自稱王。總體上非常散亂。
造成這樣的原因多種多樣，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地緣結構的阻隔和經濟模式單一。我們介紹過紅海沿岸低地由北至南呈現長條狀分佈，各部分之前由於交通阻隔原因交流極為不暢，僅有的交流也只侷限於附近相隔不遠的地區，這樣就導致分化的危機天然存在。另外在經濟發展方式上，傳統的紅海沿岸主要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農牧業的特點就是受侷限性小，不需要過多的交流就能自給自足，所以統不統一對於農牧業發展意義不大。
商業模式卻明顯有別於農牧業模式。商業模式利益的創造是透過商品流通的方式來實現的。為了保障商業貿易交流順暢，在政治層面上的阻隔就必須消除，那麼藩籬的覆滅就不可避免。當商業貿易中獲取的利益，遠超傳統農牧業後，紅海沿岸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整合便自然發生。所以說紅海沿岸低地屬於典型的利益驅動政治模式。
當紅海沿岸低地實現整合後，區內的阿拉伯人勢力，以及伊斯蘭文明體系，已經無法再滿足於僅僅只是原本的這塊區域，對外擴張不可避免。藉助強大的綜合實力很快奪取了阿拉伯半島中部和南部的荒漠地區。以兩河流域為核心的新月沃地就成了他們下一個將要奪取的目標，最後再是伊朗高原。
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順序。
首先，阿拉伯人藉助於商業貿易紅利壯大了自身實力，完成了內部整合，加強了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文化層面由於伊斯蘭教的崛起，使得他們有了獨屬於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足夠強大之時，對外擴張不可避免。
同時伊斯蘭獨特的文明特性，對外擴張也是它無法逃避的命運。我們知道伊斯蘭文明體系由商業貿易催生，所以為了更大程度的賺取商業利益，伊斯蘭文明體系的外侵就不可避免，二者本就是相輔相成。
對伊斯蘭教派和阿拉伯商人而言，商業利益要做到最大化，逃不過以下兩點關鍵要素：第一，開拓出更加便捷，價效比更高的商路；第二，破除藩籬阻礙，將商路控制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雖然阿拉伯和伊斯蘭由紅海沿岸低地孕育而出，但是為了利益最大化，同時也是保證自己長久不衰。商人們必須得將傳統商路掌握在手中；所以，不管是出於發展還是自保的目的，都決定了他們必須一路向北。否則指不定某個時候東羅馬與薩珊兩國休戰，傳統商路一旦恢復暢通，那阿拉伯民族用不了多久就會回到原點，伊斯蘭文明的火光也會逐漸熄滅。
基於這種歷史背景，掌控了中西亞核心板塊的薩珊波斯王朝，就成了阿拉伯遊牧軍事力量的主要進攻物件。
歷史早期，新月沃地和伊朗高原都有波斯人佔據，而阿拉伯人只能蟄伏於那些荒漠綠洲。兩者之間的地緣實力不可同日而語。在歷史長河中，中西亞地區一直是由波斯人統領，阿拉伯人長期遭受壓制。即使在某個時間段波斯民族實力衰落，還有來自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力量視機而動，其中的希臘、馬其頓、羅馬帝國等都扮演過此等角色。所以說，即使沒了波斯人，還有東歐人，不管怎麼排也輪不到成天潛伏於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撿便宜。
但現今，波斯薩珊王朝和東羅馬帝國兩大地緣勢力交戰多年，誰也奈何不了誰，最終落得兩敗俱傷；而阿拉伯人卻視機而動，搶佔了新的商路通道，憑藉商路貿易的利益壯大實力。此消彼長之下，阿拉伯人彷彿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顧！在此後的時間裡不僅消滅了薩珊波斯王朝，還對東羅馬帝國進行了強而有力的壓制，並從東羅馬帝國手中奪回了自己早先失去的地盤，甚至還搶佔了部分東羅馬帝國的地盤。
這天上掉餡餅的機遇就是歷史的偶然性。
當然事情的發生除了偶然因素，還有其必然因素。
以前波斯和歐洲人已經在西亞對峙了將近千年的時間，即使二者你來我往，不可開交。阿拉伯人也沒能從中撿到任何便宜，那為什麼現在阿拉伯人可以？說到底，還是離不開人類文明發展水平的前後差異。
中世紀的人類，社會形態主要以農耕形式為主。歐亞大陸進入文明社會普遍已經保有千餘年時間。逐步提高的生產力水平，幫助人類更加方便克服自然力量的束縛。換句話說就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更加便捷，從而降低了商品貿易中的流通成本；第二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社會的財富總量越來越多，平民百姓也變得更加富足。這反應在商業貿易中就是人們更有慾望和能力去消費來自其他地區的稀有貨物。
所以不斷降低的商業成本，反之不斷增加的商業需求，那麼商業貿易的利潤就會大幅提高。正因為豐厚利益的驅使，商人們才願意開通紅海沿岸的新商路。阿拉伯人也趁機從商業貿易去擷取充足的養分，滋養了自身，最後才擁有取代波斯，驅逐東羅馬的強大實力。
而在商業興起之前，商業所蘊含的能量遠遠不夠，所以不管歐洲和波斯打得不可開交，阿拉伯人也沒辦法從中擷取哪怕丁點的利益，所以不管二者誰勝誰負阿拉伯民族只能屈居下位者，最後老老實實的待在沙漠中。
言而總之，阿拉伯的崛起得利於商業價值的提升，最後助他破除歐洲和波斯的長期壟斷地位，最終成為中西亞的王者。
而且，這種新崛起的王者，在物質基礎上與之前的截然不同。
就這樣，橫跨歐亞非的超級大帝國——阿拉伯帝國就此誕生。當然，限於地緣關係和綜合實力等多方面因素，中國、印度、歐洲這三個亞歐大陸上最重要的農耕文明沒有被阿拉伯帝國征服。但阿拉伯帝國卻掌握了這三大文明相互之間的交流通道。所以說，雖然在中世紀時期三大文明依然能保留良好的內部經濟文化交流，但想要擴充套件對外交流卻只能徵求阿拉伯的意願。
即使在今天，貿易渠道依然是商業中最重要的環節。阿拉伯壟斷了中世紀其他文明間商業貿易的重要渠道，僅此一項收益，就足夠幫助阿拉伯民族鑄就輝煌！
阿拉伯人的輝煌，也為伊斯蘭成長壯大為世界級宗教提供了天賜良機。
伊斯蘭與阿拉伯的關係就是伴生關係，有了阿拉伯人才有了伊斯蘭教，所以說作為阿拉伯民族的原生文明體系，伊斯蘭必然能贏得阿拉伯人的尊奉。所以說伊斯蘭隨著阿拉伯的崛起同時崛起，但事情肯定不止這麼簡單，伊斯蘭必定有其獨特之處。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乃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的一個規模空前的超級軍事大帝國，疆域最廣時同樣橫跨歐亞非，和阿拉伯帝國不分伯仲。但蒙古的原生文明體系卻遠遠不及本國的軍事力量強度，即使是最強盛時期依然沒有普及。南下併入中原的蒙古人，最終被中國文化同化，向西進入中亞的蒙古人最後紛紛伊斯蘭化，蒙古文化最終凋零。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其中的原因還是因為文明體系終究離不開現實利益。蒙古人信奉的宗教體系，帶有濃厚的地域特色，所能適用的也只有蒙古高原這個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特殊區域，所以自然而然帶有落後性和侷限性。一旦遷移到其他地區，蒙古文化就無法再適用於當地現實情況，同時也沒辦法相助蒙古政權繼續維持統治，所以最終逃不過被拋棄的命運。
說完了蒙古，相信讀者朋友們就能很好的理解伊斯蘭教的成功理由。伊斯蘭和蒙古最大的區別就是它是由商業催生出來，商業基因特點顯著。同時，早期的紅海沿岸低地仍然帶有農牧特性，獨特的地緣環境促使伊斯蘭對多種文明體系都具備一定的相容性。
如此說來時期就簡單了，阿拉伯帝國的崛起本身就是依賴於商業模式的運作，所以為了保證阿拉伯的經久不衰，必須要有一個商業基因極強的文明體系為之服務。另一方面，阿拉伯新掌握的中亞、西亞和北非地區，仍然以農牧業混雜的生活生產方式為主。所以伊斯蘭商業為主，農牧混雜為輔的獨特文明形態，完全是為阿拉伯以及阿拉伯帝國控制的北非、中西亞地區量身打造，契合程度相當之高。如此一來，阿拉伯不但不會拋棄自家文明體系，反而還會極力相助。
這種意識形態體系和物質基礎的高度融合，使伊斯蘭在阿拉伯帝國的政治扶持下迅速壯大，兩者相輔相成，最終並肩於基督教和儒家，成為早期歷史中三大主流文明體系之一。
阿拉伯尊奉伊斯蘭為國教，以伊斯蘭教作為阿拉伯帝國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保障。但是，事與願違，這樣的格局並未持續太久。兩百多年後，阿拉伯帝國衰落，隨後興起的突厥人、波斯人以及蒙古人乘機而入，伊斯蘭世界最終未能逃過四分五裂的命運，並且再未統一。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伊斯蘭教無論是規模，還是影響力都冠絕世界，僅次於基督教。這個起源於紅海沿岸地區的教派，藉助歷史機遇，僅用百餘年間便席捲歐亞非，一躍成為世界頂級宗教，其發展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早期的伊斯蘭影響力非常顯著，東起中國的西域（主要是新疆地區）西至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葡萄牙）、北抵當時的金帳汗國（現在俄羅斯）、南達馬來半島、馬來群島（馬來西亞、印尼），曾經都是伊斯蘭文明的勢力範圍，即使是今天，仍有不少地區受伊斯蘭影響，奉默罕默德為信仰。
為什麼說伊斯蘭的擴張猶如魔法一般，主要原因還是在於：早期歷史文化交流極其不便，交通受地域影響明顯。所以，在當時社會，僅僅只是依靠極度落後的文明條件，一個新生的宗教文明體系，卻能憑藉獨特的教義輻射如此廣闊的地區，要說伊斯蘭教沒有魔力估計很多人也不信。
另外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方在於：伊斯蘭的擴張，並不依賴於拓荒的方式。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尚未開化的地區也只有蘇丹、馬來西亞、印尼等少部分島嶼地區。其他地域的擴張方式，處處都是充滿了硝煙。當時世界的主流成熟文明有佔據伊比利亞半島和北非的天主教；有佔據小亞細亞的東羅馬東正教；有中西亞地區的襖教（波斯原生宗教）：在印度河流域與孟加拉有本土勢力印度教；甚至是遠在中國西域還有本土教派儒教。而最終的結果是天主教被驅逐；東正教被壓制；襖教被無情的取而代之；印度教和儒教被分割，不得不和伊斯蘭教同生同存。
所以說，伊斯蘭教的成長道路極其艱辛，伊斯蘭的壯大也不僅僅只是偶然，如果把伊斯蘭的成長歸功於歷史機遇和運氣好，那是不嚴謹的。伊斯蘭教在夾縫中求生存。最終擊敗眾多人類主流文明體系，必定也得利於本身的教派特質。所以說伊斯蘭教的壯大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
話分兩頭，先說其偶然因素。
在之前的《地緣政治50：伊斯蘭系列之誕生與崛起》一文中，作者曾經介紹過穆罕默德創教時期地緣特點和時代背景。
位於西邊佔據了東地中海與小亞細亞半島的東羅馬帝國與佔據中西亞區域的薩珊波斯帝國，由於兩國之前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使得起於地中海，途徑小亞細亞，再經過兩河流域最後到達東方的陸上貿易通道被阻斷，商人們沒辦法只能另闢蹊徑，最終開闢出由東地中海出發——過西奈半島——輾轉紅海沿岸低地——最終到達東方的替代商路。
貿易通道的變遷，給阿拉伯半島西側的紅海沿岸低地帶來了歷史機遇。紅海沿岸低地從一處弱小的地緣板塊，搖身變為東西方商品貿易的主幹道和中轉樞紐。功能的改變，給該區域帶來了迅速發展的機遇，從早期的農牧混雜的生產方式，迅速轉為商業貿易的生產方式。最終在商業利益和文化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誕生了獨立的伊斯蘭文明。
商業貿易的力量，使得紅海沿岸低地的綜合實力大大增強，另外商品貿易自帶交流屬性，加強了各區域的連通屬性，最終打破了紅海沿岸長期各自為政的政治格局。
早期的紅海地緣政治格局，以南邊的麥加和北邊的麥地那為核心，總體上兩大核心南北對峙。而在兩大核心之外，還有眾多部落各自稱王。總體上非常散亂。
造成這樣的原因多種多樣，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地緣結構的阻隔和經濟模式單一。我們介紹過紅海沿岸低地由北至南呈現長條狀分佈，各部分之前由於交通阻隔原因交流極為不暢，僅有的交流也只侷限於附近相隔不遠的地區，這樣就導致分化的危機天然存在。另外在經濟發展方式上，傳統的紅海沿岸主要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農牧業的特點就是受侷限性小，不需要過多的交流就能自給自足，所以統不統一對於農牧業發展意義不大。
商業模式卻明顯有別於農牧業模式。商業模式利益的創造是透過商品流通的方式來實現的。為了保障商業貿易交流順暢，在政治層面上的阻隔就必須消除，那麼藩籬的覆滅就不可避免。當商業貿易中獲取的利益，遠超傳統農牧業後，紅海沿岸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整合便自然發生。所以說紅海沿岸低地屬於典型的利益驅動政治模式。
當紅海沿岸低地實現整合後，區內的阿拉伯人勢力，以及伊斯蘭文明體系，已經無法再滿足於僅僅只是原本的這塊區域，對外擴張不可避免。藉助強大的綜合實力很快奪取了阿拉伯半島中部和南部的荒漠地區。以兩河流域為核心的新月沃地就成了他們下一個將要奪取的目標，最後再是伊朗高原。
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順序。
首先，阿拉伯人藉助於商業貿易紅利壯大了自身實力，完成了內部整合，加強了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文化層面由於伊斯蘭教的崛起，使得他們有了獨屬於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足夠強大之時，對外擴張不可避免。
同時伊斯蘭獨特的文明特性，對外擴張也是它無法逃避的命運。我們知道伊斯蘭文明體系由商業貿易催生，所以為了更大程度的賺取商業利益，伊斯蘭文明體系的外侵就不可避免，二者本就是相輔相成。
對伊斯蘭教派和阿拉伯商人而言，商業利益要做到最大化，逃不過以下兩點關鍵要素：第一，開拓出更加便捷，價效比更高的商路；第二，破除藩籬阻礙，將商路控制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雖然阿拉伯和伊斯蘭由紅海沿岸低地孕育而出，但是為了利益最大化，同時也是保證自己長久不衰。商人們必須得將傳統商路掌握在手中；所以，不管是出於發展還是自保的目的，都決定了他們必須一路向北。否則指不定某個時候東羅馬與薩珊兩國休戰，傳統商路一旦恢復暢通，那阿拉伯民族用不了多久就會回到原點，伊斯蘭文明的火光也會逐漸熄滅。
基於這種歷史背景，掌控了中西亞核心板塊的薩珊波斯王朝，就成了阿拉伯遊牧軍事力量的主要進攻物件。
歷史早期，新月沃地和伊朗高原都有波斯人佔據，而阿拉伯人只能蟄伏於那些荒漠綠洲。兩者之間的地緣實力不可同日而語。在歷史長河中，中西亞地區一直是由波斯人統領，阿拉伯人長期遭受壓制。即使在某個時間段波斯民族實力衰落，還有來自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力量視機而動，其中的希臘、馬其頓、羅馬帝國等都扮演過此等角色。所以說，即使沒了波斯人，還有東歐人，不管怎麼排也輪不到成天潛伏於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撿便宜。
但現今，波斯薩珊王朝和東羅馬帝國兩大地緣勢力交戰多年，誰也奈何不了誰，最終落得兩敗俱傷；而阿拉伯人卻視機而動，搶佔了新的商路通道，憑藉商路貿易的利益壯大實力。此消彼長之下，阿拉伯人彷彿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顧！在此後的時間裡不僅消滅了薩珊波斯王朝，還對東羅馬帝國進行了強而有力的壓制，並從東羅馬帝國手中奪回了自己早先失去的地盤，甚至還搶佔了部分東羅馬帝國的地盤。
這天上掉餡餅的機遇就是歷史的偶然性。
當然事情的發生除了偶然因素，還有其必然因素。
以前波斯和歐洲人已經在西亞對峙了將近千年的時間，即使二者你來我往，不可開交。阿拉伯人也沒能從中撿到任何便宜，那為什麼現在阿拉伯人可以？說到底，還是離不開人類文明發展水平的前後差異。
中世紀的人類，社會形態主要以農耕形式為主。歐亞大陸進入文明社會普遍已經保有千餘年時間。逐步提高的生產力水平，幫助人類更加方便克服自然力量的束縛。換句話說就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更加便捷，從而降低了商品貿易中的流通成本；第二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社會的財富總量越來越多，平民百姓也變得更加富足。這反應在商業貿易中就是人們更有慾望和能力去消費來自其他地區的稀有貨物。
所以不斷降低的商業成本，反之不斷增加的商業需求，那麼商業貿易的利潤就會大幅提高。正因為豐厚利益的驅使，商人們才願意開通紅海沿岸的新商路。阿拉伯人也趁機從商業貿易去擷取充足的養分，滋養了自身，最後才擁有取代波斯，驅逐東羅馬的強大實力。
而在商業興起之前，商業所蘊含的能量遠遠不夠，所以不管歐洲和波斯打得不可開交，阿拉伯人也沒辦法從中擷取哪怕丁點的利益，所以不管二者誰勝誰負阿拉伯民族只能屈居下位者，最後老老實實的待在沙漠中。
言而總之，阿拉伯的崛起得利於商業價值的提升，最後助他破除歐洲和波斯的長期壟斷地位，最終成為中西亞的王者。
而且，這種新崛起的王者，在物質基礎上與之前的截然不同。
就這樣，橫跨歐亞非的超級大帝國——阿拉伯帝國就此誕生。當然，限於地緣關係和綜合實力等多方面因素，中國、印度、歐洲這三個亞歐大陸上最重要的農耕文明沒有被阿拉伯帝國征服。但阿拉伯帝國卻掌握了這三大文明相互之間的交流通道。所以說，雖然在中世紀時期三大文明依然能保留良好的內部經濟文化交流，但想要擴充套件對外交流卻只能徵求阿拉伯的意願。
即使在今天，貿易渠道依然是商業中最重要的環節。阿拉伯壟斷了中世紀其他文明間商業貿易的重要渠道，僅此一項收益，就足夠幫助阿拉伯民族鑄就輝煌！
阿拉伯人的輝煌，也為伊斯蘭成長壯大為世界級宗教提供了天賜良機。
伊斯蘭與阿拉伯的關係就是伴生關係，有了阿拉伯人才有了伊斯蘭教，所以說作為阿拉伯民族的原生文明體系，伊斯蘭必然能贏得阿拉伯人的尊奉。所以說伊斯蘭隨著阿拉伯的崛起同時崛起，但事情肯定不止這麼簡單，伊斯蘭必定有其獨特之處。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蒙古帝國。蒙古帝國乃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建立的一個規模空前的超級軍事大帝國，疆域最廣時同樣橫跨歐亞非，和阿拉伯帝國不分伯仲。但蒙古的原生文明體系卻遠遠不及本國的軍事力量強度，即使是最強盛時期依然沒有普及。南下併入中原的蒙古人，最終被中國文化同化，向西進入中亞的蒙古人最後紛紛伊斯蘭化，蒙古文化最終凋零。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其中的原因還是因為文明體系終究離不開現實利益。蒙古人信奉的宗教體系，帶有濃厚的地域特色，所能適用的也只有蒙古高原這個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特殊區域，所以自然而然帶有落後性和侷限性。一旦遷移到其他地區，蒙古文化就無法再適用於當地現實情況，同時也沒辦法相助蒙古政權繼續維持統治，所以最終逃不過被拋棄的命運。
說完了蒙古，相信讀者朋友們就能很好的理解伊斯蘭教的成功理由。伊斯蘭和蒙古最大的區別就是它是由商業催生出來，商業基因特點顯著。同時，早期的紅海沿岸低地仍然帶有農牧特性，獨特的地緣環境促使伊斯蘭對多種文明體系都具備一定的相容性。
如此說來時期就簡單了，阿拉伯帝國的崛起本身就是依賴於商業模式的運作，所以為了保證阿拉伯的經久不衰，必須要有一個商業基因極強的文明體系為之服務。另一方面，阿拉伯新掌握的中亞、西亞和北非地區，仍然以農牧業混雜的生活生產方式為主。所以伊斯蘭商業為主，農牧混雜為輔的獨特文明形態，完全是為阿拉伯以及阿拉伯帝國控制的北非、中西亞地區量身打造，契合程度相當之高。如此一來，阿拉伯不但不會拋棄自家文明體系，反而還會極力相助。
這種意識形態體系和物質基礎的高度融合，使伊斯蘭在阿拉伯帝國的政治扶持下迅速壯大，兩者相輔相成，最終並肩於基督教和儒家，成為早期歷史中三大主流文明體系之一。
阿拉伯尊奉伊斯蘭為國教，以伊斯蘭教作為阿拉伯帝國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保障。但是，事與願違，這樣的格局並未持續太久。兩百多年後，阿拉伯帝國衰落，隨後興起的突厥人、波斯人以及蒙古人乘機而入，伊斯蘭世界最終未能逃過四分五裂的命運，並且再未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