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才情橫溢，妙喻連篇，可謂家喻戶曉。 方鴻漸海外"遊學"數年，回國前花了幾十塊美金到一個愛爾蘭人處弄得一紙假文憑騙過父親與"岳父"。真才實學的蘇文紈喜歡他，而他喜歡美麗純真的唐曉芙，最後由於他與這對錶姐妹之間的種種誤會，暫且離開了上海，稀裡糊塗地與同在三閭大學教書的孫柔嘉結了婚。婚後，方鴻漸對一直喜歡蘇文紈的摯友趙辛楣說："若是你真娶了蘇小姐，會覺得也不過爾爾。"這也算是他在婚姻城堡中的感悟吧。 “西洋趕驢子的人，每逢驢子不肯走，鞭子沒有用，就把一串胡蘿蔔掛在驢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這笨驢子以為走前一步，蘿蔔就能到嘴，於是一步再一步繼續向前，嘴愈要咬，腳愈會趕，不知不覺中又走了一站。那時候它是否吃得到這串蘿蔔，得看驢夫的高興。” 人生是圍城，婚姻是圍城。錢鍾書的小說《圍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態圖。錢鍾書先生將自己的語言天才併入極其淵博的知識，再新增上一些諷刺主義的幽默調料，以一書而定江山。 簡評： 《圍城》表現出了對世態人情的精微觀察與高超的心理描寫藝術。作者刻畫才女型人物蘇文紈的矜持與矯情，小家碧玉式的孫柔嘉柔順後面深隱的城府，可謂洞幽燭微；而對嘴上機敏而內心怯弱、不無見識而又毫無作為的方鴻漸的複雜性格心態的剖析，則更是極盡曲折而入木三分。《圍城》的描寫，自始至終又都貫穿著嘲諷的喜劇情調。小說的基本情節，都圍繞著方鴻漸展開，小說的諸多人物，場面也大都從方的觀點展現，方的觀人閱世的挪揄態度，以及隱含在他背後的小說作者的嘲諷口吻，交錯交融，使《圍城》的諷刺門手法別具一格。 《圍城》的敘述並不完全貼緊人物性格與情節線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談古論今，旁徵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層出迭見，使小說語言的知識容量大為增加，但有時枝蔓過多，略有炫耀知識之嫌。

《圍城》是錢鍾書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生活本就是一座圍城，婚姻與事業、學習與娛樂、發展與落後、成功與失敗，都是這座七彩城中的一種顏色，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是城中的一種元素。當一切人和事因為努力和樂觀而變得美好，當城中的色彩都均勻和諧時，那麼這座圍城就不再是一種可怕的束縛和壓力，而是一個幸福的樂園。沒有人會試圖離開她，即使是自憐自哀的方鴻漸也會喜歡，假惡醜也會被同化為真善美。也許世界永遠不會變得如此美好，但允許我心中永遠存在這種美好的理想。我們的生活中“圍城”隨處可見。不僅僅是戀愛婚姻、工作事業，還有學習生活、交友處世，無一不有一個“城”把我們“圍”著。“圍城”——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錢鍾書用幽默的語言、深刻的哲理、巧妙的比喻，站在一定高度俯看人生，批判了人性的醜惡、虛榮。如：“夜彷彿紙浸了油，變成半透明體了，它給太陽擁抱住了，分不出身來，也許是給太陽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隱褪後的夜色也帶著酡紅”、“孫太太眼睛紅腫，眼眶似乎飽和著眼淚，像夏天早晨花瓣上的露水，手指那麼輕輕一碰就會掉下來”、“蘇小姐雙頰塗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暈出紅來，像紙上沁的油漬，頃刻布到滿臉，靦腆得迷人，這些語句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時而讓人忍俊不禁，時而又想像著作者所描述的情景，給人深深的同感，彷彿身臨其境、如見其人。　　當我讀完全文後，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感到意猶未盡，故事戛然而止了。是啊，一切就這樣都“結束”了嗎?對於主人公的故事，對於整個《圍城》，讓人去細細地思索、靜靜地品味、慢慢地鑑賞。全文最後一句話：“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這種時間上的巧合不正是反映了世事的蒼涼與變遷嗎?　　《圍城》裡最令人最熟悉的語句自然是那句：“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衝進來。”讀完《圍城》，從主人公精彩而又獨特的故事前後，我看到了作者所表達的人性和表現的哲理，以及作者在文中生動傳神的描述。。我認為，這些精髓需要我們去理解和感悟!

《圍城》是錢鍾書唯一的長篇小說，於1944年動筆，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這是作者在困頓之中“錙銖積累”而成的，小說“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儘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比如方鴻漸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擂。但兩個人都沒有方鴻漸的經歷，倒是作者自己的經歷，比如出國留學、擔任大學教授，與作品有相合之處，作者可能從他們身上獲得了些啟示，但並不能對號入座。

小說問世之後，頗受歡迎，不到兩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後，由於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書長期無法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重印，這本書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一度絕版30年，僅在香港出現過盜印本。1960年代，旅美漢學家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對本書作出很高的評價，這才重新引起人們對它的關注。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訂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激起了強烈反響。此後作者又曾小幅修改過幾次。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作有《記錢鍾書與〈圍城〉》，對《圍城》的寫作情況及小說中某些人物與原型的關係，有很風趣的記述，可以參看。

《圍城》透過主人公方鴻漸與幾位知識女性的情感、婚戀糾葛，透過方鴻漸由上海到內地的一路遭遇，以喜劇性的諷刺筆調，刻畫了抗戰環境下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彷徨和空虛。《圍城》並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它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題和象徵是多層次的。《圍城》的象徵源自書中人物對話中引用的外國成語，“結婚彷彿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說像“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但如果僅僅侷限於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錢鍾書的本意。“圍城”困境是貫穿於人生各個層次的。後來方鴻漸又重提此事，並評論道：“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這就是點題之筆。錢鍾書在全書安排了許多變奏，使得“圍城”的象徵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小說的整個情節，是知識界青年男女在愛情糾葛中的圍困與逃離，而在更深的層次上，則是表現一部分知識者陷人精神“圍城”的境遇。而這，正是《圍城》主題的深刻之處。

《圍城》從“圍城”這個比喻開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類的“圍城”困境：不斷的追求和對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隨之而來的不滿足和厭煩，兩者之間的矛盾和轉換，其間交織著的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執著與動搖——這一切構成的人生萬事。“圍城”困境告訴我們人生追求的結果很可能是虛妄的，這看起來好像很有點悲觀，但骨子裡卻是個嚴肅的追求，熱忱深埋在冷靜之下，一如錢鍾書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終極理想、終極目的的虛妄，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過程不再僅僅成為一種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義得以被認識和承認，使我們明白追求與希望的無止境而義無反顧，不再墮入虛無。

但錢鍾書並不是要簡單地演繹這個比喻，他還要下一轉語，不時地消除“圍城”的象徵。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經說，如果讓方鴻漸與理想中的愛人唐曉芙結婚，然後兩人再積愛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圍城”的字面原義；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批評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誤讀時，也說過類似的話。方鴻漸想進入唐曉芙的圍城卻始終不得其門；蘇文紈曾經以為已經進入了方鴻漸的圍城，其實進入卻等於是在外面，而當她與曹元朗結婚並過上真正的市儈生活時——那種生活在錢鍾書看來是絕對應該逃離的，她卻安之若素；她曾經似乎已經進入了文化的圍城，但她只有在成為發國難財的官倒時，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你用槍逼著她也不願意出來的。方鴻漸並不想進入孫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塗地就進去了；結婚後，他也有想衝出來的衝動，但他是個被動的人，不敢行動，也不會行動。從表面上看，方鴻漸去三閭大學的經歷與“圍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實際上，方鴻漸之無法在三閭大學如魚得水，是因為他還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分子操守，或者說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放在1937年及以後的若干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歷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衝突以至交匯、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錢鍾書正是他們中的一員——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鍾書幾乎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從而產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在全書的結束部分，方鴻漸在經歷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後，這樣感嘆：在小鄉鎮時，他怕人家傾軋，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條微生蟲，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擁擠裡的孤寂，熱鬧裡的淒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彷彿一個無湊畔的孤島。這裡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衝突中的，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麵包店，廚窗裡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裡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隻著名的祖傳老鍾，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鍾，每小時“只慢7分鐘”的“很準”的鐘，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鐘頭的鐘：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鍾書似乎並不是採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著力於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衝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

《圍城》在寫作上表現出了對世態人情的精微觀察與高超的心理描寫藝術。作者刻畫才女型人物蘇文紈的矜持與矯情，小家碧玉式的孫柔嘉柔順後面深隱的城府，可謂洞幽燭微；而對嘴上機敏而內心怯弱、不無見識而又毫無作為的方鴻漸的複雜性格心態的剖析，則更是極盡曲折而入木三分。《圍城》的描寫，自始至終又都貫穿著嘲諷的喜劇情調。小說的基本情節，都圍繞著方鴻漸展開，小說的諸多人物，場面也大都從方的觀點展現，方的觀人閱世的挪揄態度，以及隱含在他背後的小說作者的嘲諷口吻，交錯交融，使《圍城》的諷刺門手法別具一格。《圍城》的敘述並不完全貼緊人物性格與情節線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談古論今，旁徵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層出迭見，使小說語言的知識容量大為增加，但有時枝蔓過多，略有炫耀知識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