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特別是西德，因為地處冷戰最前沿對於北約是非常重要的，當時北約的作戰計劃幾乎都是圍繞西德展開的，在東德駐紮著蘇軍最精銳的裝甲部隊，另外一點就是德華人骨子裡的精細精神也為德國的戰後恢復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日本的恢復和北韓戰爭密不可分，因為北韓戰爭的擴大和僵持，美軍為了解決補給線過長的問題而重新啟動了日本的三菱重工等一大批日本戰前的軍工企業為美軍服務，美軍在北韓戰爭中使用的彈藥物資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本土生產的，因為美軍的大量訂單而成功激活了日本的經濟活力，從而使日本也成功的恢復了國力。

20年，這是德華人預估清理廢墟所需要的時間，然而20年後，德國不僅把廢墟全部清理完畢，甚至再一次成為發達國家，日本也再次崛起。

普魯士在1820年透過《教育法草案》，強制推行義務教育，1870年普魯士小學普及率達到97%。二戰前德國是世界科技中心，產生了一大批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普朗克、布勞恩、海森堡等，當時上流社會需要掌握法語，但是對於科學家來說，必須會說德語。科技水平高，因此德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僅次於美國和蘇聯。

西門子、寶馬、賓士、保時捷等公司在二戰期間都為德軍提供武器裝備，德國戰敗後，德軍武器供應商遭到懲罰，但是技術仍在，為日後的崛起打下基礎。

德國士兵的素質很高，受過良好的教育，其中不乏技術人才，比如裝甲兵，必須要掌握機械原理，能夠從事簡單的維修工作。從戰俘營釋放之後，德軍士兵投入到經濟建設，德國的經濟可以迅速復甦。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開始對歐洲國家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一方面歐洲經濟水平低下，另一方面，隨著冷戰的開始，美國需要強大的歐洲國家抵禦蘇聯，最後，美國在二戰中生產了大批軍用物資，直到戰爭結束也沒有用完。

美國從1948年開始啟動“馬歇爾計劃”，一共向歐洲援助131億美元的物資，包括裝置、技術和金融，其中90%是贈予，只有10%是貸款，“馬歇爾計劃”持續四年，西歐多數國家都得到援助，加速西歐的經濟發展。

美國和蘇聯關係緊張時期，蘇聯切斷了西柏林的糧食供應，為了滿足需要，美國甚至出動運輸機向德國空投糧食。

美國的援助為歐洲的經濟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國也是受益者之一。日本情況大體與德國類似，而且美國在南韓和越南的兩場戰爭中，日本都是美軍的後勤補給基地，源源不斷的軍事訂單刺激了日本經濟。

日本在1957年經濟沒有全面復甦的情況下，咬牙堅持完全免費的義務教育，等第一批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進入社會，日本經濟再一次獲得加速，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甚至佔美國的70%。

德國和日本能夠復興，從根本來看，教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提高全民素質，增強科技水平，經濟很容易快速發展，德國和日本值得效仿。

按照西方和蘇聯設想，原本是不存在什麼“德國戰後重建”一說的。相反，當時盟軍考慮最多的是如何進一步懲罰、削弱和肢解德國，使之沒有能力再成為新的世界大戰策源地。二戰期間，德國在給其他國家和民族造成巨大生命、財產損失的同時，自己也遭受重創——690萬至750萬德華人喪生，主要城市因連續不斷的空襲而變成一片瓦礫，農業產量降至戰前的35%。

儘管如此，盟軍起初也沒打算輕饒德國。根據波茨坦會議商定的懲罰條款，25%的德國領土（包括西里西亞的重工業中心和歐洲最富饒的煤田）被割讓給波蘭、蘇聯，大批居住於此以及分佈在蘇臺德和其他東歐地區的德華人被“驅逐出境”。

西方盟國甚至打算將德國變成一個只允許發展少量輕工業、以農牧業為主的國家，為此還於1946年初制定出計劃，準備摧毀/拆走1500家德國製造業企業，將其鋼材年產量限制在580萬噸以下（相當於戰前的25%），汽車產量降至戰前的10%，居民生活降低到1932年大蕭條時期的水平。

為破壞德國戰爭潛力，美英在佔領區內大面積砍伐森林，導致大片德國森林資源短時間內耗盡，要恢復“起碼需要1個世紀”。美英法3國還對外廉價“拋售”德國煤炭，僅這一項就獲利約2億美元（相當於後來的20多億美元）。

截至1947年2月底，仍有超過100萬德軍戰俘在法國、英國、比利時和北歐充當苦力，尤其被迫從事危險性很大、傷亡率極高的排雷工作。同年，法國還策劃吞併德國魯爾工業區。而駐德美軍從歐戰結束直到1947年7月，都在執行“對德國經濟復興不採取任何措施”的參謀長聯席會議1067號命令（JCS1067）。

至於對德國技術（包括大量專利發明及圖紙裝置）、科學家的搶奪（包括綁架德國商人迫使其交出商業機密），盟軍更是“當仁不讓”，僅德國化工業巨頭法本的保密專利就給美國同行帶來至少10年的領先優勢。按照時任美國經濟司司長德雷珀准將的說法，未來德國的主要出口商品應該是啤酒、葡萄酒、玩具、樂器、紡織品（含服裝）、皮革製品、煤炭和焦炭。

在美英法的聯手懲罰下，3國佔領區“Trizone”（西德前身）經濟形勢持續惡化。當時的西德，超過500萬套房屋毀於戰火，戰後又有多達1200萬東部難民湧入，而且“屋漏偏逢連夜雨”地趕上1946至1948年乾旱、嚴冬等自然災害頻發，糧食產量銳減至戰前水平的三分之二。由於食物短缺，數百萬人德華人餓肚子，居民日均熱量（1080千卡）攝入不到正常值的一半，還不及當時其他歐洲國家（1500千卡）。

正當西德掙扎在崩潰邊緣之際，美國為穩定西方陣營而實施的“馬歇爾計劃”來了。不過，盟軍並未馬上停止對德“抽血”（沒錯就是“抽血”）——拆除西德工廠的行動一直持續到1951年，共計有706家制造業企業（比原來計劃的1500家明顯縮水）的機器裝置被運走，西德鋼鐵產能減少了670萬噸。

實際上，有外國學者就認為盟軍的所作所為，讓包括西德在內的西歐經濟重建推遲了好幾年，美國後來推出“馬歇爾計劃”純屬亡羊補牢。但事後補救，總歸好過見死不救。1948至1951年，美國透過該計劃，以技術和經濟援助方式向百廢待興的16個歐洲國家提供了約170億美元（相當於2018年的近2000億美元）資金。

需要說明的是，從二戰結束到“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前，美國已經向歐洲提供了價值170億美元的援助，包括讓西歐挺過1946年嚴冬的上千萬噸小麥，這輪美援還幫助英國、法國、荷蘭在1947年底率先將工農業生產恢復至戰前水平，分得一杯羹的義大利和比利時也快速復甦。

但是，西德的工業潛能讓美國意識到，如果不加快前者重建，歐洲經濟復興速度和程序都會因此大大延遲，而當時在法國和義大利，強大且受蘇聯影響的左派力量讓整個西方都感到恐懼。為儘快穩定西方基本盤，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向西德提供了約14.5億（相當於後來的超過150億美元）來促進後者經濟復甦。

雖然按照西德體量，本該分到更多重建資金，但就是這筆錢對於重新啟動該國“經濟引擎”也發揮了關鍵作用。當然，光有外資注入，自己不努力也不行——英國就是個反面典型，戰爭期間和戰後得到近百億美援，經濟卻在1957年歐洲共同市場成立時陷入困境。

1948年，西德貨幣改革成功遏制了猖獗的通貨膨脹。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西德經濟重建步入快車道。1949年，西德稅收改革大幅又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率（有利於增強民眾消費能力、刺激市場）。1950至1953年半島戰爭期間，全球市場物資短缺，質量上乘的西德工業品一下子成了暢銷貨。

就這樣，靠著美援、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熟練勞動力大軍、極高的投資率以及政策紅利（包括“戰爭景氣”）推動，西德工業從1950年開始再次騰飛——年均增長率保持在20%左右。到1960年，西德工業產值已增至10年前的2.5倍，吸納就業人口近2000萬，國內失業率僅為1.2%，職工薪資和購買力也在這10年增加1倍以上。

在這一過程中，西德逐漸形成一套富有自身特色、既保守又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社會市場經濟。在這一體系下，參與市場自由競爭的企業被認為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與此同時，政府也要擔負起反壟斷、縮小貧富差距、建立高福利社會的任務。換言之，這是一個試圖將市場經濟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優點相結合的經濟體制。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同一時期助力西德經濟復興、騰飛的還有來自南歐、北非、中東的大批勞動者。根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德與義大利、西班牙、希臘、土耳其、摩洛哥、葡萄牙、突尼西亞等國簽署的雙邊招工協議，數以百萬計的外籍工人赴德謀生，從事採煤、簡單加工等“苦髒累險”的低收入工作。也正因為如此，目前德國有土耳其血統者已超過400萬人。

至於日本，雖然戰爭損失也不小（40%的工廠和基礎設施損毀），但戰後處境可比西德強多了——其不僅被基本免除高昂的戰爭賠償（相比之下西德光是賠付以色列就給了上百億美元），還在1945至1952年獲得大筆美援（約19億美元，佔該國進口總額的15%），並因“近水樓臺先得月”而享受到了半島“戰爭景氣”帶來的巨大紅利。

1946年，日本工業生產觸底，降至戰前水平的27.6%。但由於原本在西方工業國中就屬於“底子比較薄弱”的，隨著大筆美援注入（比當時西德從“馬歇爾計劃”中所獲美援金額還多31%），日本經濟迅速被啟用反彈。

由於經濟改革取得成功，日本透過重點支援鋼鐵、煤炭、電力、化工、紡織等原材料生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傾斜生產模式”，並推行加快機器裝置更新換代、讓數百萬受過教育的退伍軍人參與重建、開發女性勞動力等措施，主要工業品產量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就恢復到戰前水平。

這期間，日本還趕上了半島戰爭所帶來的美軍巨大物資和運輸需求，美國軍事採購額在1953年竟然佔到日本GDP的7%，雖然之後這一比例逐年遞減，但整個50年代都保持在1%以上。日本發達的教育體系（成人識字率全球最高）、強調紀律與服從的文化和民間高儲蓄率（這個算是東方特色），也都為其現代化程序做出巨大貢獻。

1953至1965年，日本GDP年均增長超過9%，製造業和採礦業年均增長13%，建築業年均增長11%，基礎設施年均增長12%。到1965年，前述3個經濟部門已經吸納了日本41%的勞動力，農業人口則降至2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日本工業投資佔GDP總值的比例就沒有低於過20%，在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後期甚至超過30%。透過大量引進西方最新技術、快速更迭機器裝置和夯實工業基礎，日本充分發揮“後發優勢”，敏銳轉向汽車、電子產品、船舶、精密機床等戰後新興產業，最終實現了國民經濟“質的飛躍”。

而如果要總結德國、日本戰後重建成功經驗的話，大致可梳理出下面5點：第1點是大筆外資（外援）的及時流入。第2點是擁有一支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大軍。第3點是推進經濟改革，形成“體制優勢”。第4點是碰上並能抓住“新興產業風口”，善於利用戰略機遇期。

最後一點則至關重要——那就是必須完成本土工業化和及時轉型升級，否則經濟就會變成“建在沙灘上的城堡”，基礎不牢、故步自封，暫時的輝煌也會難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