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明代極端君主專制政體的奠基者，他的核心精神就是“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他在建國後所實施的一系列強化皇權的政治運動並非某種單一歷史條件的產物，而是由當時諸種社會矛盾和多方面客觀政治因素造成的。

明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出於對不容侵犯的絕對皇權的迷戀，朱元璋以“謀不詭”的罪名殺死了時任丞相胡惟庸，並詔告天下，正式廢除了在中國延續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在各省設佈政、按察、都司三司，分管各省的民政、司法、軍事，然後互不隸屬，直接聽命中央，又以府、部、院、寺等衙門分理全國政務，廢行省罷丞相這一改革舉動給明王朝和後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大大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權力控制，在明初期有一定積極作用。此後，朱元璋將廢相後分流權力的格局以祖制規定下來，嚴令後世不得更改。

話說為了強化中央集權，朱元璋廢相後開始獨攬政事，各種權力集皇帝一身，然由於政務實在過於繁雜，朱元璋是力不從心，因此，他安排殿閣大學士協理朝政，此時內閣的地位只是皇帝的秘書，遵照皇帝的旨意起草檔案而已。這其實讓朱元璋實際上找到了中樞發展的最佳模式，即皇帝勤政，一般翰林官為其處理庶務提供意見建議，殿閣學士為其處理難題當顧問的三合一模式。

其實，朱元璋早期極勤於理政，說明廢相後的體制矛盾為他的勤政所彌補還沒真正體現出來，但他的這種不辭勞苦的集權作風和理政風格，對他的後世來說簡直是難以複製，也缺乏制度保障和清晰流暢的執行機制。

既想保持皇權的高度集中，又能高效處理各類政事，這是個很大的矛盾，至少在洪武時代沒有透過制度變革得到實現和改變，但為後世政治改革指明瞭方向，預留了空間，後來內閣體制的產生髮展就是遵循這一路徑。到了後來的靖難之變，讓明成祖朱棣嚐到了輔佐無人的窘境，一國之君無人可用，好尷尬啊！

好在朱棣也一樣勤勉，後來他挑選瞭解縉、黃淮、胡廣、楊榮等七人入值，內閣算是正式成立。那麼這一時期內閣作用大小還是取決於皇帝對內閣的依賴程度，因為皇權的表達沒有清晰的界限，這時內閣秘書們既沒有行政權又沒有決策權，更不能左右行政部門。

總體來說，朱元璋和朱棣時期的內閣和後來的皇帝內閣還是有所不同的，畢竟內閣與皇權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矛盾關係，而一旦皇帝不勤政，導致皇權的弱化，那麼內閣作用就會顯現出來，甚至導致了皇帝和內閣間又蹦出來個太監，以至於後來宦官政治的出現，此時制度上的缺陷就顯現出來了。

此後，內閣經過洪熙、宣德年間地位逐漸提升，到了嘉靖之後，內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至了萬曆年間，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內閣權力達到巔峰，儼然與宰相無異，甚至超越宰相。在內閣成員上，也不再純正了，從仁宗開始，內閣成員都是六部大員或者三公兼任的，很少再見到純的內閣成員了，導致內閣演變成了官僚集團的代言。可以說朱元璋廢相權強皇權的初衷並沒有實現，後世皇帝的皇權非但沒有加強，反而是一步步弱化，直至完全邊緣化。

朱元璋廢除丞相，當然是歷史的進步。

明朝作為中國最後一個漢人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一直以來一直吸引著很多人的探討。雖然朱元璋做了很多在今天看來十分不可理喻甚至歷史開倒車的事，但是在廢除丞相這一點上，朱元璋無疑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是歷史的進步。理由如下：

1、中央集權是一直向前推進的

很多人說朱元璋廢除丞相是實現個人專制，是典型的反民主的歷史倒退，這是典型的西方思路。在中國，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中央集權就基本沒有停止過。而且這一趨勢在宋朝之後開始步伐加快，特別是趙匡胤建立宋朝後，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進行了全方位的變革，中國的中央集權速度加快。

和西方星羅棋佈的小國不同，中國是早就實現了大一統的同一國家，統一是所有帝王的夢想，而大一統無疑是強化大一統的有力工具。而朱元璋廢除丞相，將原屬於丞相的權力收歸自己，自己雖然更累了，但是這無疑幫助朱元璋更好地實現了收權，從此君權不再受丞相的制衡，君主得以更高效率實現自己的主張。這在封建社會的條件下，對於帝國的運轉是有好處的。

2、廢除丞相優化了中央機構

丞相廢除後，朱元璋將六部直接作為朝廷的下設機構，沒有了丞相的中間環節，中央機構的效率得以大大提高。

在明朝前，朝廷分為左右丞相，而為了制衡的需要，左右丞相一般都是唱對臺戲，這對於中央決策的效率簡直是個噩夢，現在六部接管了所有政務，而且聽命於皇帝一人，當然少了很多相互扯皮的事情。

問題來了，沒有丞相的制約，皇帝不會昏庸亡國嗎？

當然不會！也可以這麼說，在明朝前，有丞相的制約，王朝就不會滅亡了嗎？

實際上恰恰是因為責任太重大，所以皇帝們才不敢昏庸，因為太耽誤事，這在清朝皇帝身上得到印證。清朝比明朝集權程度更高，皇帝更不敢昏庸，所以才有了“清朝無昏君”的說法，實際上是他們不敢。而朱元璋也實現了這一點。

至於後面的明朝皇帝荒淫無度，則完全是他們背離朱元璋的設想，將收回的權力交給內閣，形成了新的制衡，所以才解放了皇帝們，那才是歷史的倒退。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從中央集權的角度當然是進步，這裡是從整個國家體制上看的，可如果只從廢丞相這一件事來看我個人認為是倒退，與排第一強行誇的意見不同。

首先再次說明，僅針對廢丞相一件事。整個大背景是元朝設立的中書省實際上是中央集權的退步，宋朝的二府制度已經很成熟了，但元朝另起爐灶使明承元制。這導致明太祖自然要吸取教訓，這個就是廢丞相，胡惟庸案不過是個藉口。

其次從君主專制角度看明太祖想法很好，實際效果卻並不好，否則也不會有內閣的出現。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大家也都清楚，當然有人說這是君主立憲，又說沒了皇帝照樣沒問題，那請出門左拐，不用往下看了。像清承明制，耍了個軍機處。專制的夠可以吧，後期皇帝一樣力不從心，這說明這個極端體制是有問題的。

最後又和排第一的效率說明顯有問題了，一件事必須先去內閣審閱，再去皇上批覆，這叫有效率嗎。相反丞相制是丞相府可以直接決策，這叫效率，甚至可以與皇帝共同決策，避免獨斷專行出錯。

因而廢丞相是無意義的事，最後還是得從其他地方補回來，當然從整個中央集權體制發展脈絡看又是沒問題的。只是王朝興衰和丞相又有什麼關係，到點了該衰就衰，有沒丞相都一樣。

這個問題很難簡單地用“進步”或者“退步”來回答。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中國古代的皇權和相權的變化趨勢，就是皇權不斷擴大，相權逐漸被壓縮，最終消亡。商超的相國伊尹，可以廢掉商王；漢朝的丞相開府治事，所有行政命令必須由丞相發出，皇帝甚至無權干涉。

自漢武帝開始，逐漸想辦法削弱相權，如漢武帝的內外朝制度（將決策中心轉移到皇帝）；唐朝的三省六部（分散宰相權力）；最終到明朝直接廢除宰相，皇權獨尊。

所以，就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發展的趨勢而言，明朝廢除宰相是進步的，因為它順應了中國政治文明的發展軌跡。

然而，按照現代的視角而言，其說不上是退步，但也難稱進步。這麼說的理由如下：

其一，不利於中國民主化的發展。其實這句話放在這裡非常牽強，因為中國古代的社會基礎決定了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而中國古代政治體制自身的發展決定了，中國只能是中央集權越來越嚴重，君主專制越來越嚴重。但是既然用現代的眼光看，只能把這一條放進來。

其二，不利於個人權利意識的產生。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群體中的個體權利理應越來越受重視，個體自由應當越來越受重視。但廢除宰相，皇權獨大，會擠壓社會中其他個人或組織權利的擴大，尊君意識更加強烈，比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中的前半句，在明朝就已經不存在了。君主對臣子的義務消失，而僅剩下臣子對君主的義務。

其三，加重政治的不穩定性。之前由於宰相的存在，君主個人意志對政局的影響力相對較小；然而廢宰相後，君權徹底沒有了約束，君主個人對政局的影響就很大。這就造成了政治的隨意性。

總體而言，其廢除宰相，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的確是難以下結論的。

廢除丞相制度，當然是歷史的退步。過度的中央集權，並不利於國家的發展和穩定。

朱元璋這個人太過愛權，早就想廢黜丞相制度，所以故意縱容胡惟庸作惡，胡犯小錯的時候，朱元璋裝成看不見，當胡的過錯越來越大的時候，朱元璋立時發難，可見此人的用心之險惡。朱元璋不但將胡丞相五馬分屍，還以此為藉口，一舉將中國2000年的丞相制度廢除，從此相權盡消，天下權柄盡歸皇帝一人之手。之前，相權還能與皇權互相制約，到了霸道的朱元璋之手，天下唯有皇權。朱元璋終於做到了獨夫的境界。

廢除丞相制度的後果是，從此以後，國家的興旺，只能依賴於皇帝一人。如果皇帝是一個開明的君主，國家還可能正常維持運轉，如果皇帝是昏庸兒，則非江山百姓之福。縱觀明朝的14個皇帝，除了朱元璋等二三人能力比較強，其他人都比較差勁，多為荒唐之輩。即使是被一些人吹捧為"大明勞模皇帝"的崇禎帝，也不過是一個剛愎自用的無能兒，並沒有什麼真才實學。崇禎帝做過最大的事情，就是一句粉碎了魏忠賢的勢力，但他不久又重新重用宦官勢力，宦官一黨繼續在崇禎朝發揚光大。最後李自成打進京城之前，也是崇禎帝的大太監親自為大順軍開啟城門。崇禎帝能任用這些宦官，他本人的執政水平也可想而知。

將天下權柄操於一人之手，更加不可能在大明朝誕生憲政，而憲政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壯大的保障。從這一點看，廢除丞相制度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不利於社會的發展。

廢除丞相這事無論從當時還是現在來看,都是一種退步的表現。

丞相在當時的主要職責一個是署敕權，就是隻要是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敕，都要有宰相的副署才生效，如果皇帝發出的詔敕宰相沒有副署，至少在名義上是不合法的。另一就是執掌中書省，直接領導六部。

朱元璋出身寒微，他深知皇位來之不易，為其子孫後代計，不惜一切代價來鞏固皇權，殺功臣、廢丞相就是其政治手腕之一。殺胡惟庸廢相後，皇帝一家獨大，高度集權的弊端立現，在這種體制下就要求每一任繼任的皇帝都要向他一樣有超高的政治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一旦後繼的皇帝昏庸懶政，六部無人統一節制，則將政事日靡。這個顯然是朱元璋一廂情願的事，從有明一代來看，都可以得到印證。即便朱元璋之後的朱棣，就設定了大學士來代替丞相，但也從此失去了附署權及直接領導六部的權利，甚至像神宗時期張居正那樣位高權重的內閣首輔，為了推行考成法，要將百官的考核成績送內閣時，都因名不正言不順而受到了以內閣越權為名的抗議。

即便放到現在來看，丞相大致相當於國外首相一職。假設國家不設首相，各行政職能部門各自為政，政令百出，豈不也是十分荒唐之事？

廢除了丞相當然是歷史的退步。中國自古君權與相權就有分立分治的傳統，從商周到春秋，從秦漢到唐宋，莫不如此。君相分立有利於分權治衡，有利於政治穩定清明。從國家發展來看，也並非皇權越來越集中的必然趨勢。特別是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權加強，相權也得到加強。而沒有相權治衡的中央集權，政治易僵化腐朽。而中央集權走向極端，實是民族之大不幸。特別對於某些幅員廣闊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