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的古城改擴建，讓原本就嚴重老化的電線負荷劇增，火災危險陡升。在過度的商業開發中，古城古建原有的防災功能基本瓦解，現代化的消防安全工作又跟不上來，這就是近年來古城古建火災頻發的主要原因。

　　巍山拱辰樓被當地民眾稱為“巍山人的驕傲”，登上古樓近可遍覽古城全貌，遠可眺望蒼山積雪。城樓是巍山古城的標誌性建築，也是雲南省儲存下來的年代最久遠的古城樓之一。大火之後，古城樓損毀殆盡，“驕傲”已成往事，這起火災是中國古建築的巨大損失，也是對當地民眾精神家園的一次重創。

　　一些歷經百年風雨、千年滄桑的古建築毀於一旦，令人痛惜。然而，近年來著名古城、古鎮、古村落髮生火災的情況經常出現，相關案例不勝列舉。去年12月，貴州省劍河縣久吉苗寨發生大火，600多年曆史的苗寨古建築遭到嚴重破壞，這座苗寨此前已入選《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去年1月25日，貴州省鎮遠縣報京侗寨發生大火，300年曆史的侗族村寨被燒燬。去年1月11日，雲南香格裡拉縣獨克宗古城火災，大火燒燬了古城大部分，1300年曆史的古城核心區變成廢墟。2013年11月28日，重慶黔江濯水古鎮失火，有“亞洲第一廊橋”之稱的濯水風雨廊橋被毀。

　　此次巍山拱辰樓火災原因尚在調查中，目前還不能斷定，“承包給私人開茶館”等商業行為是不是火災發生的起因。但是，以往的教訓早已明示，過度的商業開發不僅破壞了古城、古建築的原本面貌，更是導致火災的首要隱患。公安部門和文物部門的統計顯示，2009年至2014年初，全國文物古建築發生火災1300餘起，生活用火不慎引發火災居首位，佔總數近四成，電氣原因佔總數的兩成，其他原因依次為放火、玩火、吸菸、雷擊。文物古建火災的發生，絕大多數是人為因素導致，而多數災難背後又都存在商業開發的Wraith。

　　一座古城、一個古鎮不是靜止的景觀，而是“活”著的歷史，但由商業開發引起的過度人類活動，已成為威脅古城古建安全的禍首。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許多地方對古城進行改擴建以增加現代化設施，這種行為在破壞古城古建歷史原貌的同時，也為火災埋下了重大隱患。中國傳統建築早已將防火的智慧融入其中，在建築空間佈局和防火預留空間方面，歷代先人都形成了嚴格約定。然而，目前的商業開發行為，拋開傳統建築的防火理念，日益擁擠的建築物“消滅”了原有防火間隔，古建的防災功能也就不復存在。高度商業化的古城內，遊客眾多，酒吧、旅社林立，這導致明火火源較多。同時，急功近利的古城改擴建，讓原本就嚴重老化的電線負荷劇增，火災危險陡升。在過度的商業開發中，古城古建原有的防災功能基本瓦解，現代化的消防安全工作又跟不上來，這就是近年來古城古建火災頻發的主要原因。

　　古城、古建築是中國歷史文化程序的寫照，是中華文明的燦爛結晶。近幾十年來，許多中華文明的精髓卻不得不面對兩種命運，要麼因為妨礙了某些人的利益而被直接拆毀，要麼因符合某些人的利益而被過度開發利用，而最終結果還是難逃毀滅。這些年，火災毀滅了多少古城古建，也就毀滅了多少歷史記憶和文化資訊。一次次火災對我們的警示，不止是要加強文物古建築的消防安全工作，更警醒我們，要倍加珍視本國的文化遺產，因為它們是維繫我們文化血脈的恆久基因。

收起

歷史型的建築由於以前沒有水泥，建築材料基礎以防震抗拉伸的木質材料為主最為流行，經過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來，儲存至今的古建築其實也有很多安全隱患，雖然可以加強防火安全工作防範於未然，不過出於保護古建築，不可能大規模改造，這樣就失去了古建築的價值了，在安全和儘量保留原樣的平衡中採取折衷方案。一旦失火，確實有可能全部毀滅，參考最近的巴黎聖母院和荷蘭百年大教堂。希望有更科學更安全的手段來保護這些珍貴的歷史建築。

歷史型的建築由於以前沒有水泥，建築材料基礎以防震抗拉伸的木質材料為主最為流行，經過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來，儲存至今的古建築其實也有很多安全隱患，雖然可以加強防火安全工作防範於未然，不過出於保護古建築，不可能大規模改造，這樣就失去了古建築的價值了，在安全和儘量保留原樣的平衡中採取折衷方案。一旦失火，確實有可能全部毀滅，參考最近的巴黎聖母院和荷蘭百年大教堂。希望有更科學更安全的手段來保護這些珍貴的歷史建築。

中國的古建築大部分為磚木結構構建而成，從歷史的度角講，他的建築風格是獨一為二的燦爛輝煌，以但火災造成的不可復原的後果，所以他的本身的文物價值及建築說，無法用現代的建築要求而替代。所以保護古建築刻不容緩解決面臨問題！

到過埃及、希臘、義大利的人都不能不驚歎那些地方古建築的悠久歷史和完好儲存。且不說那些巍然屹立的金字塔已經歷了三四千年的風霜，就是已有近1900年之久的羅馬萬神殿，不僅基本完好，現在還是一座氣勢宏偉的大建築。歐洲不少中世紀以來的建築，儘管都是幾百年的老屋，今天還在超期服役，並且依然顯得雍容華貴，完善舒適。 反觀中國，雖然號稱五千年文明，但今天還存在的真正的古建築卻少得可憐，年代也晚得多。先秦的所有建築早已不復存在，就是綿延萬里的秦漢長城、壯麗輝煌的漢唐宮闕，只留下一道道夯土或一堆堆臺基，明朝以前的帝王陵墓都沒有留下任何地面建築。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建築大概要數隋朝李春所建的趙州橋；最早的木結構建築是梁思成於1937年發現的五臺山佛光寺大殿，建於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著名的山西應縣木塔（佛宮寺釋迦塔）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年）。在中國歷史上見於文字記載的建築中，能夠保留下來的比例極低，今天依然能夠使用的更是屈指可數。就是一般的“百年老屋”，如果不是多少有點中西合璧的話，也很少有人願意居住了。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的一大遺憾，自然也是中國古建築的遺憾。但認真分析一下，出現這樣的結果卻並非偶然。 世界上得以儲存至今的古建築或比較完整的遺蹟幾乎都是使用石料的，埃及的金字塔、希臘的巴臺農神廟、印度的塔姬陵等等。但中國的古建築基本都是土木或磚木結構，石料僅用於臺階、門檻、柱礎、欄杆、區域性裝飾、雕塑等，連採用石柱的建築也不多見。木結構建築易受蟲蛀鼠齧，也不耐風雨雷電、黴爛朽變，更難逃祝融之災。同樣遭受天災人禍，石建築一般還能保全骨架，容易修復，而土木建築往往已蕩然無存。就是日常維修，土木結構的建築物也比較麻煩。這不能不說是過於優越的地理環境使我們的祖先失去了選擇性，因為在中國早期文明興起的地方一般都有茂密的森林，或者離森林不遠，便於就地取材。在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的平原上，優質石材反而不易取得，而且開鑿不易，不如利用木材那麼容易。有的地方如太行山北段也有很好的石料，但在原始森林還大量存在的情況下，使用木材無疑更便利。如十六國時石勒要在襄國（今河北刑臺）建宮殿時，竟有洪水將太行山上的大批樹木衝下。而在泛濫平原的尼羅河三角洲、多山的亞平寧半島、巴爾幹半島和伯羅奔尼撒半島，開採石料顯然比採伐木材更方便。而一旦形成傳統，即使地理環境已經改變，人們也會按原來的方式行事。例如，到明清時在北京一帶建造或修理宮殿陵墓寺廟時，儘管北方已經沒有合用的木材可以採伐，還是會不惜代價從四川、雲南等處運來巨大的木材，以維持長期沿用的木結構建築。就是一般的民間建築，基本的模式也沒有改變。土木或磚木結構的建築解決了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數千年的居住問題，也使中國這片土地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了新開發的地區以外，各地的森林都採伐殆盡。另一方面，天災人禍造成的火災一次次將建築物毀滅，項羽焚燒秦朝宮室的三個月大火，南宋杭州城內一次次毀滅性的火災，只是無數次火災中顯著的例子，就是連明清紫禁城中的三大殿也未能倖免。 如果說第一方面的原因是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先民作出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那麼第二方面的原因卻完全是人為因素，那就是人們對待古建築的態度，一向是追求“整舊如新”，而不是“整舊如舊”。當然這種觀念的產生也與客觀條件有關，木結構建築無法持久，無人居住或使用，一座建築很快就會朽敗以至倒坍。就是有人居住或使用，也得不斷維修。在木材容易獲得或價格不高時，與其區域性更換，還不如整體重建。但這樣一次次“整舊如新”的結果，恰恰是對古建築的一次次破壞。例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就提到，滕子京重修岳陽樓時是“增其舊制”，而不是“復其舊制”或“遵其舊制”。正因為如此，儘管岳陽樓始建於唐開元四年（716年），但經過歷代一次次“增其舊制”式的重修，現在留下的早已不是原來的古建築了。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介紹：現存的建築物始建於什麼朝代，但看到的建築物卻絲毫看不到那個時代的外形和風格，大多是明清建築的式樣，甚至已變成上個世紀的產物了。而得以儲存至今的真正的古建築，往往是處於窮鄉僻壤、深山荒野，雖然一直得不到世人的重視和保護，卻躲過了“整舊如新”之厄，儘管大多已岌岌可危，卻容貌不改。 第三方面的原因則是中國建築觀念本身的缺陷——過於重視建築物禮儀性的、政治性的、公共性的作用，卻忽視甚至無視其生活功能。結果是，一切富麗堂皇、寬敞舒適的建築物幾乎都屬這一類——宮殿、陵墓、衙門、寺廟、祠堂、會館、樓、臺等，而私人住宅，特別是一般平民百姓的住宅就等而下之了。專制等級制度充分體現於建築的規格，不同等級和身分的人只能建造或居住於相應的規格的住宅中，只有少數貴族、官僚、地方豪強才敢“逾制”，但也要冒很大的風險。在參觀義大利的龐貝古城廢墟時，我對城中平民住宅的規格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這座相當於中國東漢前期的城市中，一般居民都擁有一座獨立的住宅，包括三至四間臥室、起居室、浴室，比起同時代的中國平民住宅來要寬敞舒適得多。就是在私人住宅中，用於家庭或家族祭祠、禮儀、接待、聚會的大廳、祠堂（家廟）一般都是建築的主體，居於核心，標準較高，而臥室等私人空間往往陰暗狹小。我去參觀號稱“千古一村”的江西樂安縣流坑村時正值盛暑，在看過的幾座古宅中我都注意觀察了其中的居室，發現都處於廳堂的附屬地位，都處在夾層、偏房、後室，顯得狹小、黑暗，悶熱難當。正因為如此，有錢有勢的人都會設法“逾制”，或者棄舊圖新，另建花園、別業、書屋。就連貴為君主的清朝皇帝、慈禧太后，也更願意住在承德避暑山莊、圓明園、頤和園。歐洲一些建於三四百年前的住宅，今天去住還覺得很舒適，但我見過的明清帝后寢宮、曲阜孔府的內宅，卻實在沒有什麼令人羨慕之處。怪不得清朝皇帝修圓明園時要建西式房屋，晚清時上海的官紳無不住新式住宅，民國時在天津和青島的前清遺老都住洋房別墅，偽滿溥儀的“皇宮”也是中西合璧、以西為主。試問今天研究和保護古建築的專家學者，誰還住在千年古村、百年老屋中？又有誰願意遷入未加改造或現代化的四合院、徽派建築、石庫門、吊腳樓、土樓、碉樓、窯洞之中？儘管它們既屬“傳統文化”，又有說不完的“好處”。 以上的說法並不是對中國古建築的全面評價。第一點只是指出它的先天性不足，總的來說，這是當時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也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應該正視這一事實。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值得我們今天吸取的教訓，所以對現存的古建築一定要堅持“整舊如舊”，只能儘可能使它們延年益壽，而不要輕易傷筋動骨。按照今天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手段，任何古建築都可以重建，但真正的古建築的儲存卻依然面臨很多難題。唯其如此，古建築才值得全人類珍視。第三方面的原因則影響到我們對待古建築的態度——是將它們作為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加以保護和儲存，還是要繼續發揮它們的使用功能？應該承認，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早已不適應現代人使用了，任何人都不應該片面強調它們的“優點”（即使以往確實存在），而要求人們耐心地住下去，即使他們自己願意。只有正視這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中國為數不多、年代並不太久遠的古建築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才不至於消失在建設性、保護性的破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