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個官本位的社會，歷朝歷代，人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 標——當官。尤其在北宋朝，要是當個文官，實在是太自在了。

北宋的文官自在到什麼程度呢？舉個例子，蘇軾有一位叫做蒲宗孟 的朋友。不認識蒲宗孟沒關係，下面我為您介紹有關他的兩點事蹟：一 是他是《愛蓮者說》作者、大哲學家周敦頤的大舅哥；二是宋神宗朝，蒲 宗孟晚年擔任鄆州知府。鄆州這個地方應該屬於今天的山東棗莊地區， 這裡有著名的強盜老窩“水泊梁山”。在他管理期間，因為實行嚴酷的鎮 壓措施，強盜銷聲匿跡了。後來，蒲宗孟因為“為政殘酷”被人彈劾，被 罷免了鄆州知府。到徽宗朝的時候，那個地方爆發了宋江領導的農民起 義。換句話說，假如蒲宗孟一直任職鄆州知府，歷史上也就沒有了《水滸 傳》故事。 　　蒲宗孟對強盜和鄉民很殘酷，可他對自己非常驕奢，史記蒲宗孟 家“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他的兒媳婦整天教傭人學做 “酥花”（一種飯後甜點），他們家招待客人的標準是不能讓客人吃到同 樣的“酥花”。蒲宗孟還有一個特別的愛好：大小洗面、大小洗腳和大小洗浴，他每天洗面2次、洗腳2次，2天大 洗浴一次。小洗面只洗面部，換水1次，2 個僕人伺候；大洗面洗到脖子和肩膀，換 水3次，5個僕人伺候；小洗浴用24桶水， 5~6個僕人伺候；大洗浴用更多桶的水， 8~9個僕人伺候。這樣奢華的生活方式真 的讓人聞所未聞。 以至於他向蘇軾吹噓自己的學問精 進時，蘇軾給他兩條建議：“一曰慈，二曰 儉也。” 也許因為蒲宗孟做得實在過分，所以 《宋史》記載了他的生活內容。蒲宗孟敢 這樣張揚地生活，理論上還是因為他的行 為是被當時法律所允許的。不然，他也不 敢這樣“作”了。 在北宋朝，文官怎麼“作”都不會被 皇帝殺死，因為太祖是有祖訓的。

北宋朝的文官命好，主要還是 因為當朝的太祖皇帝對文官好。 著名宰相兼文學家范仲淹曾經 由衷地讚歎：“祖宗以來，未嘗輕殺 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 譜·慶曆三年》），之所以如此，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有“勒石三戒”。 　　所謂“勒石三戒”，就是趙匡胤 得到天下以後，曾讓人在石頭上鐫刻 三條誓言。碑文上的誓言告訴後面 的繼任者，必須跪拜之後方可就職。 石頭上的戒律有三句話：一是保全柴 氏子孫；二是不殺士大夫；三是不加 農田之賦。 　　有了這三條祖訓的庇護，整個北 宋朝，沒有一個文官被皇家處死。也 因為有這條護身符，所以在蘇軾遭遇“烏臺詩案”的時候，他的對手原本想置 蘇軾於死地，結果只能是不了了之。不然，中國的歷史上，就會少了一個文學 巨匠。 　　宋太祖對士大夫如此包容，主觀上還是為自己的江山社稷考慮的。因為 他知道天下是在馬上得來的，但不能在馬上治天下，尤其是，他在馬背上被人 “黃袍加身”後，江山就改寫了。假如還讓武將為所欲為，那麼“五代十國”的 混亂局面一定會持續下去，他要讓士大夫來改變這樣的混亂局面。 　　為什麼趙匡胤重文輕武？一部分由於他鐘愛文化，崇尚“文以載道”“以 文治國”的理念。當然，這只是明面上的東西。其實，趙匡胤重文輕武的主張 中，還包含了自己的“私心”，因為他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讓這些武 將們讀書明理，不僅可以讓他們懂得“忠孝禮儀”，更為重要的是，知識能平 抑他們反叛的情緒，或者說，知識能為自己的江山消除潛在的隱患。殊不知， 凡事都是利弊參半，因為不重視武將，所以宋朝沒有出過幾個名將。最終，宋 朝一統天下的願望沒有實現，當然宋朝也沒有發生藩鎮之亂。有趣的是，雖然 “水泊梁山”最初是武人晁蓋打下來的，且梁山好漢中武術高手如雲，梁山最 終還是被略通文墨（押司）的宋江佔據了頭把交椅。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所以出現這麼龐大且自在的文官隊伍，是有歷 史成因的。 北宋來自於五代十國，那是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只要攢夠 了一批人馬，就冒出一方諸侯，或者興起一方勢力。趙匡義的黃袍加身不是 首創，他效力的後周太祖郭威就是因為當年的部下將行軍中的一面黃旗披 在郭威身上，他才成了後周的太祖。趙匡胤知道，他不是第一個黃袍加身 的，如果他不改革官僚體系，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黃袍加身的。他採取了諸多 的“重文輕武”的措施，包括對開國功勳們的“杯酒釋兵權”，不設“殿前都 點檢”等官職，國家設立“一府兩院”制，讓文官擔任“樞密院（相當於國防 部）”的長官等，目的只有一個，防止武將作亂。當然，趙匡胤重文輕武也有 大興文化建設的目的，其核心還是為了穩固趙氏王朝的統治。 　　不可否認，趙匡胤是一個好皇帝，他“接管”了後周的天下之後，沒有 對後周的老臣子進行處理，後周的宰相範質和王溥，以及一幫文臣武將，繼 續被北宋朝官封原職。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個仁義的人。不過話又說回來， 後周的這些老臣雖然官封原職，但是職務沒有了，更談不上差遣了。說白了， 這些官被晾在一邊了。還有被晾在一邊的官，就是那些“杯酒釋兵權”退下 來的官，他們不可能再有職務，更不可能再有差遣，政府無形之中就是幹養 著這些人。這些人中有很多是封侯封爵的，他們不僅一輩子是官，而且後代 輩輩為官，天長日久，官員的數量自然就多了，且這些官員都因為有背景，所 以他們可以安心地拿著俸祿，過著自在的生活。 　　文官之所以如此自在，還是因為趙匡胤的“勒石三戒”，因為有這道護 身符，所以官員們幾乎沒有了後顧之憂。前文提到的蒲宗孟的驕奢淫逸，時 人都覺得他比較過分，他敢我行我素，這不僅僅因為他確實有些才華和經 濟實力，更為重要的是，朝廷中不乏“志同道合”的人，當整個社會都處於 一個非常自在的體系中，個人就沒有什麼不自在的。 　　我常常有個奇怪的想法，讓北宋樂於奇思妙想的官員穿越到當今社會， 不知道他們會活出什麼樣的快意人生。

宋朝是靠兵變取得天下的重文抑武是基本國策，文官管軍制度非常優秀，宋朝是唯一沒有亡於內亂的朝代。這種文官管軍制度，如今被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採用。宋朝文人的社會地位非常高，文官們也盡職盡責，出現了象寇準，范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包拯，歐陽修等歷史名臣。

趙匡胤取得天下後，告誡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的人，子孫有渝此誓昔，天必殛之。”因此，宋朝(公元960年一公元1279年)三百多年，歷十八帝，文人的社會地位非常高，除了大學士陳東和韓佗胄被砍頭外，基乎都得到善終。，社會經濟地位都非常高。

宋朝商品經濟發達，經濟，文化，科技，手工業非常發過。宋朝鹹平三年，GDP達到265、5億美元，佔世界的40%，人均450億美元，有宋時商業收入超過農業稅。有學者認為宋朝是現代歷史開端，文藝復興和經濟革命，是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期。

在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宋朝實行高薪養廉政策，宋代官員沒有退休金，但執政期間的以入足以養老。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就擁有大量土地，辛棄疾官俸高的離譜，他喜歡大興土木，修建園林，館所，薪俸相當於現代每年上百萬元。

宋代官員當的有尊嚴，不用象明清時官員跪著議政。趙匡胤為防止官員互相交頭接耳，給官帽子上安兩個沙帽翅。官員上朝時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議政。

宋仁宗時期，包拯和皇帝爭吵，把唾沫濺到皇帝臉上，這個在明清時期是要滅九族的。宋朝文官也是非常敬業的，韓琦，富弼，范仲淹等各相入則為相，出則可領軍打仗，抵禦西夏軍隊入侵。

宋朝官員把皇帝稱"官家”，君臣關糸比較融洽，，是民主政治的一種成功償試。

涵養文風士氣，必有厚積薄發！

“崇文抑武”是有宋一代的基本國策，且久為後人詬病。但拿現在的眼光看，不覺得先進嗎，不覺得和當今世界有暗合之處嗎？

至於工作態度嘛，以什麼為標準好談呢？不妨咱可以透過下面一連串人名去體味一下——李沆、王旦、呂端、富弼、范仲淹、韓琦、晏殊、寇準、司馬光……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皆是一代名相，哪個不是“士大夫”？又哪個不是把身家性命搭上的“工作狂”？這便是他們的態度！

再數數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歐陽修、蘇軾、蘇轍、蘇洵、王安石、曾鞏。哪個不是飽學之士，又哪個不是憂國憂民的超級“打工仔”？這便是他們的態度！

再認識一下這些人：石介、胡瑗、孫復、邵雍、周敦頤、程灝、程頤、張載、朱熹……哪個不是鴻儒大家，又哪個不是捨身取義的“窮書生”？這便是他們的態度！

再聽聽宋代的聲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哪個不是自覺自醒，又哪個時代的“士大夫”能這樣忘我？這便是他們的態度！

所以說，宋代文官加上在野的讀書人態度是相當端正的！有宋一代不殺士，士大夫的工作態度也絕對無可指摘。

再多說幾句：所謂“太祖遺訓”中的第二條：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之人。嗚呼！上下五千年惟趙宋能百年養士，善莫大焉！！！“崇文抑武”你說壞了天下，殊不知宋在這一點上下血本，養出了一個“華夏文化歷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即便是趙家人無心插柳，也值得後人大書特書！

迴歸理性來看，畢竟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他們有無法跨越的時代侷限，不論如何“文”得如何登峰造極，也絕對不是“武”的對手。文弱趙宋常使人扼腕，怒其不爭！扯遠了，不過這與工作態度應當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看廟堂之上忙忙碌碌，放眼江湖之遠，看看百姓人家，只見那東京汴梁城，通宵達旦，一刻不閒。一幅《清明上河圖》描盡宋人百態，哪個願意閒著，哪個不是各自忙著賺錢養家，插花吃茶。

宋朝統一中國之前，整個中華大地一片混亂與廝殺，不僅百姓生靈塗炭，各國政權像翻書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今天得來的江山，明天就丟了。本就是從孤兒寡母手裡奪過來江山的趙匡胤生怕重蹈覆轍，所以大力崇文抑武。趙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皇帝宋太宗時還提高了士大夫的工資待遇，有了這樣的祖制，宋代的皇帝對士大夫都是很不錯的，確實沒有殺過士大夫，即使是犯了錯誤，也就是貶官而已。

趙匡胤深刻的認識到大江山靠武將，治理江山還得靠文官，對待文臣相當尊重，遇到重大事件時，一定會召集文臣百官一起開會商議，而且從不專權獨斷。這種前所未有的重視程度，讓士大夫們可以充分的發揮自我價值。“不殺士大夫”這條規矩相當於免死金牌，士大夫們從此做事就能放開手腳了，儼然有一種當家做主的感覺，所以范仲淹會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王安石也曾說“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雲有種哉！”

從幾個例項可以看出宋代的文官操心的事可多了！

宋太宗時，一個小縣令居然操心到了皇帝的後宮，上疏說後宮嬪妃太多了，應該減少一些。宋太宗很委屈說，我整個後宮加上掃地做飯的加在一起才二百人，不能再少了，再少就不夠用了呀，這個小縣令根本不瞭解情況啊。不過他也沒有處置這個小縣令，反而給予嘉獎。

北宋名臣韓琦曾經對宋神宗說，先帝是我支援他繼承皇位的，您是先帝的兒子，如果皇帝這份工作做得好，我也覺得有面子，您要是做的不好，我也覺得很慚愧呀！這是直接把皇帝的績效掛勾在自己身上了。

包拯給宋仁宗提建議時，吐沫橫飛，噴仁宗一臉，仁宗一邊擦臉一邊繼續聽包拯繼續說。宋真宗時，朝廷賑災不力，田錫直接指責皇帝對不住老百姓。

宋代的皇帝實在是太開明瞭，這項“不殺士大夫”政策的高明之處在於充分的調動了整體士大夫的主觀能動性，使得整個國家機器的運轉靠眾多才智之士群策群力，才成就了宋代是中國曆朝歷代中，經濟最發達、文化最繁榮、百姓最幸福的美好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