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僅為個人觀點

先說一下與他“反目”的三個人，蘇軾，歐陽修，司馬光。

並不覺得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反目，而是政治上的看法不同，加王安石在內的四個人，都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們三個對王安石的評價都很高，司馬光更是覺得於王安石之間是益友，司馬光與和歐陽修對王安石所謂的反目皆為“熙寧變法”政治立場不同卻惺惺相惜，除此之外併為有反目一說。

關於蘇軾，熙寧二年，王安石準備改革科舉考試，請求開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廢除詩、賦等科目，專考經、義、論、策。蘇軾隨即上奏朝廷表示反對。

王安石怒不可遏，說：“蘇軾才高，但所學不正”，最終宋神宗聽從王安石意見，罷黜了蘇軾，蘇軾離去後，朝中大臣開始預謀打擊王安石，後罷相辭官，回到江寧老家。兩人一前一後離開朝廷，終有機會冰釋前嫌了。

元豐元年，蘇軾因“烏臺詩案”受到誣陷，被逮捕入獄，擇期問斬，除蘇轍外，無人為其辯護，此時，身處江寧的王安石得知此事後，想到國家危難，想到蘇軾的才情，立刻派人快馬加鞭趕至京城，將自己的親筆書信呈給皇上，為國家保住了一位人才，為後世保住了一位文壇才子。

可以說王安石是蘇軾的救命恩人了，就更沒有反目一說了，一切皆因立場不同，四個人都是北宋文豪心懷天下

我是日月千年依舊。讀史可以知興替，明得失。所以背下來是沒有用的，要去提煉，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北宋是中華歷史上非常特殊一個封建王朝。

之所以稱之為特殊，主要因為宋朝發展態勢呈現極端化。它的主要表現在文化和經濟領域極度繁華，而軍事方面又極端積弱。

文化的發展必然是大批文人墨客相互推動的結果。宋朝的文史影響力超過前邊的“強漢盛唐”。像宋四家“蘇黃米蔡”、歐陽修等人涵蓋了書法繪畫詩詞，政治文獻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最為代表，還有經濟上的王安石變法。

文風盛行下的北宋，兼具文政是所有歷史人物的共同屬性。我們就來說說最為代表的“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蘇軾”。

王安石最為稱道的是王安石變法，也是王安石留給後世最寶貴的遺產。縱觀歷史上，但凡政治上能夠留名青史的必定有過人的剛毅性格，王安石也概莫能外。

王安石是一個非常強勢的人，從他的詩詞當中就能夠看到這種剛毅的影子。

王安石最有格調、格局的詩之一《登飛來峰》“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就可以看出他不畏艱難、敢於冒險、高瞻遠矚的開拓精神，格調之高、意志之堅、氣場之大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一點在他後來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尤為明顯。簡單說王安石在改革之前，與司馬光、蘇軾、歐陽修、黃庭堅都是志同道合的文友，這種關係僅僅是在文藝上的惺惺相惜，卻不是政治上的通化。

在政治上，王安石絕不容許任何人能夠干預新政的推廣，這才造成後來“文友”集體與他反目。

摯友反目

雖然文友集體與他反目，但反目的原因卻有著很大的不同。

第一類政治敵手司馬光

司馬光準確地說，不像宋四家作為文學家成分純粹，他更像是一個政治家，是王安石新政的對立面。從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就可以看到，司馬光身上有著濃郁的政治色彩。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反目，源於王安石推行新政的過程中，過於觸動了舊貴族階級的利益，司馬光也在王安石清理的名冊當中，司馬光由此暫時告別政治舞臺一段時間。作為政治家離開朝廷、離開政治舞臺就跟演員被雪藏一樣，這種切膚之痛使得司馬光對王安石徹底失望。

這就是司馬光東三再起以後，非要制王安石於死地，王安石新政也在一夜之間付之一炬。

第二類文人道友蘇軾、歐陽修

蘇軾遭到王安石打擊和司馬光是一樣的，同樣源自新政。但是蘇歐不像司馬光那樣採取如此強烈的政治反擊手段，畢竟蘇軾更多的是文人，政治音律五音不全。面對王安石新派的打擊，蘇軾更多的是在朝廷的流放過程中選擇自我放逐，寄情山水。此時蘇軾寫下眾多名篇，比如：

“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蘇軾起先是反對新政的，視新政如洪水猛獸。後來卻極力擁護新政，反對司馬光。

這與兩件事情密不可分。

一是烏臺詩案，蘇軾等28位好友受到牽連，得到王安石的極力保護才得以洗脫罪名。

二是正是王安石政治上打壓蘇軾，蘇軾在流放的過程中，看到新政在民間取得很大的成效，受到老百姓的極力愛戴。蘇軾覺得自己之前錯怪王安石，所以在王安石變法失敗罷相以後，又極力站在王安石一邊。

綜上來看，王安石是一個性格剛毅、政治力道過硬的人。

司馬光是舊貴族實力的代表，本質上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

蘇軾、歐陽修則是文學家，政治素養沒有前二者高超。

他們之間的怨恨，其實很簡單：

王安石和司馬光是政治立場問題，這是不能緩和軟化的。王安石和蘇軾、歐陽修是政治無悔問題，在後來蘇軾的態度表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王安石是一個固執的變革者

提到王安石，我們不得不提到他組織的那一場王安石變法，他看到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青苗法，保馬法，目的在於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提升軍隊的作戰力，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所以，我們說王安石首先是一個改革家。

雖然王安石改革的目的是好的，但在實際操作中，他的改革是失敗的，他為人過於固執，堅持自己是對的，他曾對神宗說：“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什麼意思呢？古人說天人感應啊，一旦政策不對，老天會有地震之類的預警，王安石說不要怕，不僅這個不要怕，改革之中可能會有人提出意見，那也不用聽。這也不聽，那也不聽。那聽什麼呢？言下之意是什麼，別人都不對哦，只有我王安石是對的，我們說改革本來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要不停的改動到最合適的狀態，可王安石不怎麼看，他覺得只有自己是對的。你看看這個人固執到了什麼地步了。

所以，我們說王安石是一個固執的變革者。

那麼王安石為何會和司馬光，歐陽修，蘇軾三人反目成仇，也和王安石的固執的變革者這個身份相關聯。司馬光，歐陽修，蘇軾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王安石的改革。

而這種反對又有所區別，簡單地說，歐陽修和王安石雖然不和，但沒有為仇

蘇軾因為反對王安石，受到的迫害最慘，但蘇軾沒有對王安石全盤否定。

歐陽修和王安石是真正的反目成仇，否定王安石的一切政策。

（一）歐陽修和王安石

歐陽修年長於王安石，年輕時候對王安石還有知遇之恩，多次向朝廷推薦王安石。對王安石的文章評價很高，說"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意思就是自己年紀大了，後來的人很少有人比得上王安石。對於王安石的變法改革他其實不是全盤反對的，他反對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青苗法上，所謂青苗法就是

“政府應該幫助農民擺脫高利貸的盤剝，請農民跟政府借，利息也比高利貸低。這樣的話，農民得利，政府也有利息收入，兩全其美。“可是地方官員，為了政績，他們軟硬兼施，強迫不需要借錢的農民，也向政府借錢。這樣一來，政府這個“銀行”，一下子就富了，利息收入高了，倒黴的是老百姓。

於是他在地方為官的時候，不僅向中央上書廢除青苗法，而且在自己的治地拒不執行。

這也是兩人關係由好轉壞的原因所在，但他年紀大了，沒有和王安石一般見識，自己告老。避開了爭鬥，王安石也感念歐陽修早年對自己的培養，在歐陽修死後。王安石寫了一篇祭文，以當朝宰相的身份，對歐陽修在學術上、政治上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

（二）蘇軾和王安石

蘇軾和王安石的關係不好，但也不是絕對的對抗。蘇軾雖然是三個之中因為王安石的原因遭遇不公待遇最慘的人，他40歲之後的三次流放，黃州惠州儋州都與反對王安石新法有關。但蘇軾不對王安石新法全盤否認，反而認為王安石的變法中有可取的地方，只不過王安石變法太過於急促了，沒有考慮到國家的現實情況。在司馬光上臺後，全面廢除王安石新法的時候，他還覺得要甄別其中的好壞，不能全破案否定。

（三）司馬光和王安石

司馬光和王安石是真正的仇敵，他們兩人同時期中的進士，同時進入的官場。但主張完全不同，司馬光是舊黨的代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的反對變法改革，王安石當上宰相之後，他乾脆就辭官隱居，不幹了，等到王安石變法失敗後，他才重新進入朝堂，並且第一件事就是全面廢除王安石的新法。

在北宋的時候，當時的朝廷形勢非常嚴峻，因為北宋是一個非常畸形發展的朝代，在文化和經濟方面有著很強的成果，但是在軍事方面卻很弱。文化和經濟是宋朝文人騷客推動起來的，在北宋的時候，文化的影響甚至超過了漢朝和唐朝，達到了頂峰。在宋朝時期有著“宋四大家”的稱號，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為代表的宋朝文化，能夠不拘泥與唐代的詩歌形式，學富五車，而且各自有自己的風格。而相應的與其相反的就是宋朝的政治和軍事，當時所有人都知道宋朝的發展很畸形，於是出現很多改革家，其中一個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在北宋時期，文人們都是能文能政，由於文人們都是互相欣賞，於是王安石和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都是摯友，而且他們都是朝廷的官員。在當時變革的大環境下，宋神宗力排眾議選擇了王安石作為改革家，從此王安石有了大施拳腳的機會，在上臺後立刻實施了一系列的變法，其中比較出名的有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稅法等，這幾個法規都是思想超前的經濟法，可以幫助加速經濟流動產生更多財富。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的人很少有理解他的，所以改革的阻力比較大，而當時又是中央集權制，有些官員翫忽職守、故意在法律的實施中搗亂，有一些改革法在某些地方也不合用，但是王安石有一句經典的詩句可以表達他的心境“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王安石是一個性情強硬的人，敢於迎難而上，所以他能永留史冊。

作為王安石的朋友，歐陽修和蘇軾、司馬光都是於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王安石在自己的路上絕不回頭，只要有人干涉新政法的執行，哪怕面對朋友也不會手軟。所以這也是導致朋友們和他反目成仇的根本原因。由於改革法的一些原因，在全國的地方並不能通用，而王安石卻不聽友人意見執意推行，這也導致中立派的歐陽修和蘇軾和他分道揚鑣，當時的情況下反對派更是藉著王安石的錯誤大肆打壓新法，而司馬光的立場和王安石又是對立的，所以他們這是在本質上的分歧沒有辦法緩和。而蘇軾在被王安石打壓後，下鄉看到了王安石變革的成果，又被王安石救了一命，在最後也是極力支援王安石，化干戈為玉帛。

王安石平日裡沒有什麼愛好，為人可以配的上“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最大的愛好就是寫文章，他是一個有果斷的政治家，並且是勇於冒險的開拓者。但是他的某些改革法從根本上就有問題，不是一個合格的改革家。

他們之所以走向反目成仇，不是什麼人品、道德問題，純粹是由於在治國方面的思路、線路差異。

北宋開國以後，就處於一種“先天不良”的狀態：

對外，透過軍事渠道拿遼國、西夏毫無辦法，只能一方面花錢買平安、一方面豢養規模龐大的軍隊尋求心裡安慰；

對內，由於刻意的重文輕武政策，導致出現了大量需要國家出面供養的文人、官員，而且還呈現出滾雪球一般的姿態。

因此，經過短短几十年，北宋就出現了嚴重的冗員、冗兵、冗費問題，即所謂的“三冗”，經濟壓力巨大，加上吏治敗壞、土地兼併嚴重，社會矛盾異常尖銳，許多優秀政治家都提出了改革圖強的主張。

早在宋仁宗期間，范仲淹就以“參知政事”的身份，提出了革舊除弊的十條舉措，涵蓋了軍事、經濟、吏治、科舉等方方面面，比較重要的建議包括恢復府兵制、改革科舉、加強官員考核。在宋仁宗的支援下，“慶曆新政”由此開展。

然而，即使舊制再不合理，但因牽涉到龐大的既得利益群體，任何試圖對其進行改變的舉動都會招致山呼海嘯般的反對。因此，范仲淹在位不到一年、改革主張幾乎還沒有得到落實，就在來自各方面的反對聲中黯然離職。

但在隨後的十多年間，改革的呼聲從未間斷，許多優秀政治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理論主張，如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事書》、司馬光的《論財利疏》、蘇軾的《嘉祐制策》等。

而隨著年輕氣盛、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即位，在他幾乎無條件的支援下，另一位政治家開始了一場遠比范仲淹深刻而全面的改革，這就是王安石變法（也稱“熙寧變法”）。

宋神宗於公元1067—1085年在位，而王安石變法在1069—1085年期間開展，其核心訴求很簡單，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富國強兵。變法的內容極為豐富，涵蓋了國家執行的各個領域，具體而言，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有定位於解決冗費問題、提高財政實力的，包括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均輸法等；

解決冗兵問題、致力於強兵的，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

而貢舉法、三舍法等等則聚焦於緩解冗官問題。

由於王安石在入京任職之前，就以在地方的出色政績名動天下，因此，當他被宋神宗委以重任指出，天下有識之士一度歡欣鼓舞，認為他必將做出一番事業、扭轉國家的貧弱局面。

然而，也許是北宋的問題太過於嚴峻，或者由於王安石過於急切地想要建功立業，他推行變法的決心堅定、意志頑強，洋溢著一往無前熱血與激情。面對那些類似當初范仲淹面臨過的反對聲，王安石提出了驚世駭俗的“三不足”理論，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秉承這種思想，王安石聽不進任何反對意見，那些即使客觀上具備合理性、只是因為視角不同的建議，也被他視為反對變法的頑固思想，被他予以嚴厲打擊。甚至那些曾經的朋友、同仁，都被他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

對此，史書有一番總結：“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範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

即，那些王安石曾經的支持者乃至好朋友，都遭到了他的打擊。其中就包括我們熟悉的歐陽修、司馬光等人。其中，司馬光很具備代表性。

王安石、司馬光曾經是一對好朋友，他們都被宋神宗欣賞、尊重，可謂左膀右臂。但隨著王安石主政，雙方走向了對立面。

公元1068年，當時即位沒多久的宋神宗召集大臣開會，與眾人商議如何增加國庫的收入。

對此，司馬光提出的方案是“節流”，即裁汰浮費、減少皇親大臣的賜賞等費用，以實現上行下效、帶動全國興起簡樸之風的目的；

但王安石旗幟鮮明地反對老友的這種思維，他的主張是“開源”，省錢不可能致富，只有善於賺錢、理財，才能實現國家富裕。

司馬光不甘示弱，他認為王安石的理論純屬空談、異想天開，兩人隨即圍繞變法思路產生了爭論。接下來，這種趨勢進一步蔓延，發展為兩派官員的大規模論戰，甚至差點要動手幹架。

自此之後，司馬光、王安石關係惡化，乃至反目成仇。

但在實際上，他們都是力主改革的中堅力量，當初司馬光在《論財利疏》中提出的役法改革主張，其實跟王安石“免役法”一脈相承；

同時，兩人關於改革的方式意見相左，司馬光反對王安石大刀闊斧、徹底否決過往機制的模式，認為應當有的放矢、有所區分，那些好的政策應該保留，而諸如皇權高度集中、官員隊伍管理失衡、三冗三費等毛病都應當被改革。

但是，王安石並不接受這種有“和稀泥”之嫌的意見，而隨著雙方矛盾的加劇，兩人幾乎完全撕破臉，當王安石收到宋神宗重用、全權負責變法的十多年間，司馬光故意不問政事。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二人反目成仇，司馬光也走向了極端，變成“為了反對而反對”，凡是王安石主張的、他都予以痛斥。

客觀來說，王安石變法為改變宋朝的困局作出了巨大貢獻，在經濟上，有效限制了官僚地主的兼併，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扭轉了長期以來的積貧積弱局面；軍事上，有效解決了冗兵問題，既節省了軍費開支、又提高了軍隊戰鬥力；科舉改革，則培養了一大批務實的人才。

但王安石對不同意見的排斥，卻也把太多人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加上既得利益集團的瘋狂反對，他逐漸陷入孤立，改革舉步維艱。到了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王安石失勢，司馬光則重新上臺執政。心懷憤懣的他，一股腦地將過去十多年的變法政策全部廢除，對其中積極有益的部分也一律拋棄，為了反對王安石而否定變法，可謂公報私仇、矯枉過正。

有意思的是，蘇軾當初曾經反對王安石的免役法；但經過對實踐的判斷，後來改為支援這一政策，扭頭反對司馬光將其推翻的舉動。他甚至指責司馬光：“當初王安石不允許他人提反對意見，我們對此非常反感；但如今你掌權了，為啥也不允許別人提反對意見？”

但司馬光也與當初的王安石一樣，對此置之不理。也許這就是“屠龍者終為惡龍”？

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是對的，強兵富國。只是由於自己心胸狹窄，容不了任何反對意見，所以才導致變法失敗。很簡單的青苗法，對老百姓是有益的，但是也由於青苗法，好多地方強迫百姓貸款，也讓人苦不堪言，蘇軾就是因為看到變法的弊端，提出意見就被王安石給彈劾了。至於司馬光，完全就是老頑固，個人恩怨。從王安石罷相後，司馬光當權，就可窺探一二，不論變法的好壞，一律停止。此時變法已經九年，司馬光卻要求各地方五日內必須停止，可見此人心胸之狹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