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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飛飛m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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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西窗史話
一般認為,東漢時期荊州原下轄七郡:南陽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陽郡、武陵郡、長沙郡,荊襄九郡是原有荊州七郡加上先後新置的章陵郡和南鄉郡的合稱. 亦有人認為是荊襄九郡是“原有的荊州七郡加上從南陽郡和南郡兩郡各分出一部分縣設定的襄陽郡和章陵郡”。實際上,“荊襄九郡”是元明時期雜劇、小說等文學作品中臆造出的歷史地理概念,此概念並不成立。漢末三國時期,荊州從未下轄過九郡,史籍上只有“荊州八郡”的稱謂。
“荊襄九郡”這一詞彙最早出現在元代雜劇劇本中。元代人稱“小漢卿”的雜劇家高文秀擅長寫“水滸戲”和“三國戲”,其傳世劇作中有一劇名《襄陽會》,其中部分片段如“我如今要差一人持著我的書呈直至荊州牧,劉表是吾之宗親,鎮守荊襄九郡” ,出現了“荊襄九郡”的說法。除此之外,高文秀所撰《襄陽會》劇本中不止一處使用了“荊襄九郡”及類似的提法。這些使用“荊襄九郡”的故事片段大致可定位於劉表主政荊州時期,“荊襄九郡”實則劉表主政的荊州的代稱。
到明代中後期,荊襄九郡這一說法便已多有流傳,逐漸為人們所接受,直到今日依然作為一個看似合理的歷史地理概念繼續使用。但是,這一概念並不具有合理性,充其量只是後人的“以今代古”,以後人的歷史地理觀念去敘述當時的歷史地理狀況。這一概念的出現是透過通俗話本、小說等歷史演繹的載體出現的,據筆者所見從未在正史中出現過。如果真正要追溯三國時行政區劃設定,我們也可以輕易地發現,“荊襄九郡”這一稱謂是難以成立的。
三國時期荊州主人經歷了以下8個階段的變化:
1、最先是劉表,基本佔據九郡,臨死前不久孫權擊敗其屬下黃祖,得江夏郡南部。
2、劉表死後,荊州九郡歸劉表的兒子劉琮。
3、曹操進兵荊州佔據荊州北方四郡。劉琮然後以荊州南部四郡投降曹操,從而荊州有八個郡歸曹操,劉琦(和劉備在一起)佔有江夏的夏口一地,孫權佔據江夏郡江南大部。
4、赤壁之戰後,孫權、劉備奪取了荊州南部的南郡、長沙、零陵、桂陽、武陵,曹操佔領了荊州北部的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再加長江北的江夏一部分,而江夏郡長江以南部分在赤壁前就屬於孫權;
5、劉備到東吳孫權處求“都督荊州”孫權在魯肅的建議下借荊州之地,這就是“借荊州”的由來,劉備因此佔據了荊州南部五郡和江夏的夏口一城,曹操佔據荊州北部的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再加江夏一部分,孫權佔據江夏江南部分;
6、劉備佔領西川后,曹操佔據漢中,威脅西川,劉備因此與孫權講和,江夏、桂陽、長沙歸孫權,南郡、零陵、武陵歸劉備。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再加江夏一部分歸曹操。
7、呂蒙偷襲荊州,關羽被俘殺,江夏、桂陽、長沙、南郡、零陵、武陵歸東吳。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再加江夏一部分歸曹操。劉備勢力完全退出荊州。
8、三國末期,司馬炎建立晉朝,然後開始晉滅吳之戰。吳主孫皓投降,荊州歸晉。
荊州,是三國時期的軍事戰略要地。曹操在赤壁之戰後,因失荊州而使統一中國的霸業不能實現;劉備因借荊州而立,取得西蜀之地而與魏、吳共為三國,但因為荊州的歸屬問題,導致吳蜀聯盟破裂,形成長期與魏對峙的局面,最終三國歸晉;吳國因借荊州而和劉備成為聯盟,在赤壁大破曹操,最後得到荊州大部分,奠定了未來幾百年的南北朝乃至中國歷史上南北之爭的基礎。最後三國相繼被司馬氏所滅。在荊州這片土地上,上演著一次又一次的成王敗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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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阿秋6242
東漢時期荊襄九郡有多大面積?我們先看看這九個郡都是什麼?一,南陽郡,二,南郡,三,江夏郡,四,零陵郡,五,桂陽郡,六,武陵郡,七,長沙郡,歷史記載是七個郡。是曹操從南郡和南陽郡中分出,八,襄陽郡,九,南山郡,也叫章陵郡。這就是所說的荊襄九郡。
在後漢書記載,荊襄是七個郡,但是三國志裡曾提到荊襄九郡,在書中三十一回,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軍郡,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
還有一種說法叫:漢上九郡,其實漢上九郡與荊襄九郡是同一個意思,都出自三國志。漢上是指劉備的所屬之地。在三國志第五十六回表,曹操連飲,數杯,不覺沉醉。換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才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腳慌亂,投筆於地。
東漢時期的荊州,轄郡共七,是一百一十七縣,治所漢壽是關羽被封漢壽亭侯的地方。今湖南漢壽縣北到東漢末年,移至襄陽,今湖北襄陽市建安十四年,劉備領荊州牧,移至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借荊州後移至江陵,隸屬於湖北,湖南,貴州,廣東,廣西等省的一部分,荊州又處於長江中游,可順江而下,直達南京,還可以西向圖巴蜀。要算古荊襄的面積,也就是包括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四川江西一部分,大概面積為39.77萬平方公里。
三國演義取材於東漢末年和魏,蜀,吳三國的歷史,從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起義開始,一直敘寫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吳亡為止,差不多整整一個世紀。
三國時期荊襄主要有八個歷史故事在此發生。
第一,最先是劉表基本上九郡就屬於他個人的,臨死前不久孫權擊敗其屬下的將領黃祖,得到江夏郡南部。
二,在劉表死後,荊襄九郡就被劉表的兒子劉琮所統治。
三,曹操進兵荊襄佔據北方四郡,劉琮在無能之下,以荊襄南部四郡交於曹操後投降,從而荊襄有八個郡歸曹操所有。劉琦,劉備一黨佔有江夏的夏口一地,孫權佔據江夏郡江南大部。
四,在赤壁一戰之後,孫權,劉備奪取了荊襄南部的南郡,長沙郡,零陵郡,桂陽郡,武陵郡。曹操佔領了荊襄北部的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在加長江北的江夏一部分,而江夏郡長江以南部分在赤壁前就屬於孫權。
五,劉備到東吳孫權處求借,都督荊襄,孫權在魯肅的建議下,借荊襄之地,這就是有名的劉備,借荊州。劉備因此佔據了荊襄南部五郡和江夏的夏口一城。曹操佔據荊州北部的南陽郡,襄陽郡,南陽郡三郡再加上江夏一部分。孫權佔據江夏江南部分。
六,劉備佔領西川后,曹操佔據漢中,威脅西川,劉備因此與孫權講和。江夏郡,桂陽郡,,長沙郡歸孫權。南郡,零郡,武陵郡歸劉備。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在加江夏一部分歸曹操。
七,呂蒙偷襲荊襄,關羽被俘殺。江夏郡,桂陽郡,長沙郡,南郡,零郡,武郡歸東吳。南陽郡,襄陽郡,南鄉郡三郡在加江夏一部分歸曹操,劉備勢力完全退出荊州。
八,三國末期,司馬炎建立晉朝,然後開始晉滅吳之戰,最後吳主孫晧不戰投降荊襄歸晉。
荊襄,是三國兵家必爭之地,也是三國時期的軍事戰略要地。曹操在赤壁戰後,因失荊州而使統一中國的霸業不能實現。劉備也因借這個地方而立蜀。這就是當時三國的魏,蜀,吳時期,因為荊襄歸屬問題導致三國聯盟破裂。因此劉備失去要地被魏所亡。吳也因強攻荊襄殺死關羽,差一點落一個亡國的地步。雖然孫權擁有要地但是失去蜀國的聯盟,最後被司馬家族所滅,所以說這個荊襄之地是三國兵家必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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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和襄陽 概言之,荊襄九郡可謂是荊州和襄陽的合稱,代指兩漢三國時期的荊州地區。如要追溯探究「荊襄九郡」的合理性,就須明曉荊州和襄陽的由來。 荊州此名出於史籍,最早是在《尚書·禹貢》篇(西周至戰國時期)中,但正式作為一行政區劃名稱,卻要到漢代。而「襄陽」一名最早出現是在《漢書•地理志》中,為南郡屬縣;但是根據出土的漢代簡牘,襄陽設縣最早不會超過漢武帝時期。據《後漢書•郡國志》,荊州刺史部下轄南陽、南郡、江夏、武陵、桂陽、零陵、長沙七郡,在東漢末年以前襄陽縣為南郡屬縣,而現在的襄陽地區則分屬於南陽與南郡(現在的湖北省襄陽市,在漢代大致以漢水為界分屬於南陽郡和南郡,漢水以南為南郡,漢水以北為南陽郡)。這意味著自漢武帝置襄陽縣到東漢獻帝以前,在近三百年的歷史中,「荊州」和「襄陽」分別是高階政區和縣級政區,襄陽只是荊州南郡下屬的一個邊緣小縣,遠離政治文化中心,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聯絡在一起產生「荊襄」之名的。 東漢末年,事情正在其變化。 荊州刺史治所原在漢壽縣(今湖南常德市東北),劉表入主荊州後,「理兵襄陽,以觀時變」,使襄陽從一個三級政區治所一躍成為一級政區治所,其政治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這一轉變意味著在初平元年(190年)的時候,原來的邊緣小縣成為地區中心,「荊州」與「襄陽」才由此發生了直接聯絡。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有可能出現「荊襄九郡」的說法。 可惜,從當時郡的數量上看,「荊襄九郡」也只能被認定是一個不可能的地理概念。東漢末年,荊州屬郡發生了較大變動,北三郡(南陽郡、南郡、江夏郡)析置出多個新郡。據《後漢書》記載,蒯越向劉表獻計曰:「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這說明至少在初平元年已從南陽郡中析置章陵郡。而值得注意的是,時人有「荊州八郡」的說法,卻並無「荊州九郡」乃至「荊襄九郡」的說法。《宋書•州郡志》記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魏武帝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屬荊州」。襄陽郡當設置於建安十三年曹操佔領襄陽之時。南鄉郡與臨江郡同析置於建安中,可見李曉傑著《東漢政區地理》。總結來看,東漢末年荊州屬郡變動可如下表: 在東漢的較長時間段內,荊州只有七郡,直至東漢末年,才逐漸分立出多個新郡。至少在初平元年(190年)之時,荊州屬郡變為8個,多章陵郡,故時人語「荊州八郡」,沒有出現過「荊襄九郡」的局面。 「荊襄九郡」源流 元代人稱「小漢卿」的雜劇家高文秀擅長寫「水滸戲」和「三國戲」,其傳世劇作中有一劇名《襄陽會》,其中部分片段如「我如今要差一人持著我的書呈直至荊州牧,劉表是吾之宗親,鎮守荊襄九郡」。這裡,開始出現「荊襄九郡」的說法。 俺父親在荊州統領著四十萬鐵甲軍,鎮守著這荊襄九郡,今為襄王劉玄德來問俺父親借一座城…… (劉表做將牌印讓與劉備科)玄德公,吾今年邁,我也掌把不住這荊襄九郡,將這荊襄九郡牌印讓與玄德公掌管…… 在高文秀雜劇之後出現的小說和其它通俗作品也相繼使用了「荊襄九郡」這種提法。譬如現存最早版本明代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它在元話本的基礎上進行加工創作的同時,繼承了這種用法: 雖有三處之患,(傅)巽有一策可使荊襄九郡之名安如泰山……可將荊襄九郡人馬獻於曹公,則曹公必重待於主公也…… 又如明代中後期出現的其它一些文集和通俗作品,如孟稱舜《酹江集》和佚名人所作《韜略世法存》,在涉及三國時事時也使用了「荊襄九郡」。到了清代,小說《小五義》已不僅僅限於三國時事,而是以宋朝史事進行的小說創作,並且也使用了「荊襄九郡」的提法: 開封府府尹、龍圖閣大學士包公跪奏「徹水拿魚」之法,天子旨準,派來代天巡守天使欽差顏按院大人,察辦荊襄九郡…… 由上面的引述可見,「荊襄九郡」這一概念是透過通俗話本、小說等歷史演繹的載體出現的,從未在正史中出現過。而諸如《三國演義》等以前朝歷史為題材和背景的古典小說,大多在官職、地理等方面有大量的紕漏,而這些紕漏可借小說之流行誤導大眾。我們沒有必要去詰問前代小說家、雜劇作家的不審,畢竟藝術創作不等於史學考辨。 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想,一些看似錯誤的地理「書寫」,也可以成為窺視當事人所處時代流行的地理觀念的視窗。唐代人許嵩在寫作《建康實錄》時,不少章節直接抄自《晉書》、《宋書》等紀傳,在抄的過程中將一些地理名詞抄錯了。這些錯誤,就成為許嵩所處時代地理觀念的證據,這些地理觀念在許嵩潛意識裡發揮著作用。這一點,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