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事，略有歷史常識的人無不知曉。有種觀點認為，秦始皇活埋的四百六十餘人不是知識分子，全是盧生一類煉丹的術士、江湖騙子，死有餘辜，並指出“焚書坑儒”的說法有誤，準確的表述應該是“焚詩書，坑術士”。秦始皇活埋的是術士而非儒生，“坑儒”之說是在歷史過程中不斷演變形成的，這很可能緣於儒家學者對秦始皇使用法家那一套治國之術以及焚燒詩書的本能抵制，對秦始皇的暴力行為進行了放大。

這種觀點顛覆了兩千多年的傳統說法，確實很有“創意”。但學術創新必須以切實可靠的事實為依據，絕不能信口雌黃。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開始學習寫作，寫了一篇《不許歪曲“焚書坑儒”的性質——駁羅思鼎的謬論》的批判性文章，發表在一家學報上。

對於“坑儒”，我當時認為坑的大部分是術士，少數是儒生。如今，讀過上述觀點的文章後，我又懷著好奇心，想檢驗我過去的觀點是否正確，便查閱了相關資料。仔細思考一番，卻怎麼也得不出秦始皇活埋的都是術士的結論。

首先看看“坑儒”事件發生的經過。此前，秦始皇為了長生不老，先後派遣方士徐福和盧生、韓眾、侯生、石生等帶領童男童女去求仙藥。始皇帝三十五年（前 212），侯生與盧生在私下議論秦始皇天性剛戾自用，以為自古無人可及；專任獄吏，樂以刑殺立威，天下畏罪，誰也不敢說他的過錯；日益驕橫，事無大小，皆取決於他。他如此貪於權勢，不可為他求仙藥，遂不告而逃。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寫道：

秦始皇聞侯生等逃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徐福）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我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由上述過程可知，秦始皇花費鉅額金錢派術士去求仙藥，藥未求到，有人業已攜款潛逃，還說了他的壞話，他受到欺騙，的確異常惱怒。但卻沒有一字表明他因此直接下令殺害術士。原因在於他仍妄想長生不老，尋求仙藥之心不死。關於這一點，還可從其後的事實中得到驗證。

許多人把“焚書坑儒”看作是一回事，其實“焚書”和“坑儒”是兩回事，它們一前一後，背景各異，性質有別。公元前212年，盧生、侯生等方士和一些復古的儒生，串通一氣，議論朝政。盧生、侯生原來應命給秦始皇搞長生不死藥。他們怕治罪，便以攻為守，到處宣傳，說秦始皇“剛戾自用”“專任獄吏”“以刑殺為威”“貪於權勢”，不應當為他求仙藥。秦始皇聽後十分惱火，就把他們逮捕，嚴加拷問。諸生招供違犯禁令並轉相引告，牽涉了四百六十多人。奉始皇將他們皆坑殺於咸陽。這便是歷史上所謂“坑儒”。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敘及這段史實，原文是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術士不等同於儒生。術士者，方士也，是中國古代好講神仙方術的人。如秦始皇時“入海求仙”的徐福，漢文帝時“望氣取鼎”的新垣平，漢武帝時主張“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見李夫人的齊人少翁，等等。再者說，騙秦始皇錢財“以鉅萬計”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誹謗秦始皇並逃跑的侯生、盧生，換言之，根本沒有證據證明秦始皇當年坑殺的都是儒生。這裡，需要搞清楚的是，當年秦始皇的確曾經下令“坑生”，但是，他下令坑殺的絕對不是“儒生”，而是一大批煉製長生不老藥的方術之士。司馬遷的記載時間距離秦始皇時期是最近的，沒有超過一百二十年，對真相的還原度是最高的，加之司馬遷本人的嚴謹，他不會隨意更改掉他千辛萬苦蒐集到的歷史，並且“坑儒”一說，都是在司馬遷之後才開始興起的。就連漢初儒家有名的人物賈誼，在《過秦論》裡面都只是寫“秦始皇‘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而根本就沒有談坑儒之事，這可是一篇專門諷刺批判秦始皇的文章，怎麼可能遺漏掉這麼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不是有心，那就只能說，“坑儒”一事，並不存在。“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後才出現的說法，於是有人認為，“坑儒”應是西漢文人出於對秦始皇暴政的憤怒，而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如章太炎、顧頡剛等人，就認為秦始皇並沒有坑過儒，他坑的其實是“方士”。

說起秦始皇，其實有著撞天冤屈，而且其影響不但累及始皇帝的身後名聲，更直接影響了秦帝國的興衰的，恐怕就是焚書坑儒這兩件事情了。

其實這兩件事情並不是同時期發生的，中間經歷了大概兩年的時間，是公元前213年和前212年，始皇帝大一統的第八年和第九年。

現在已經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始皇帝沒有見書就燒，那個時候一卷子竹簡，大概也就是現在的幾頁文字，都燒完應該會出現超大規模。這件事情起源於丞相李斯的建議，實在是李斯和別人討論設定郡縣制而不是以往典籍裡所謂正統的分封制度有點不勝其煩了，更討厭那些動不動就以古非今的人物來和自己打擂臺，換句話說，改革遇到了阻力，實在不想看見這些瞎比比的腔調。就建議始皇帝焚燒那些《詩》《書》，再有從那裡面找論據，對著現在的改革說東道西的就處死就滅族。始皇帝一看也是，我們要創造的是前無古人的事業，秦帝國的廣大和豐富，是以往那些堯舜禹湯所根本沒有辦法想象的，拿著縣市級的建設思想來指導李斯同志的政府工作報告，實在不是很妥當，所以回答很堅決：制曰：“可”。燒就燒！

坑儒一件事起源於侯生和盧生對於始皇帝不滿而逃跑的事情，不滿意的原因很簡單，他們最早也是仙藥尋訪領導小組的成員，可是很顯然業務水平比不上徐福，徐福是具有海上仙山的廣闊思維的大忽悠，這倆卻是隻能鼓勵始皇帝靜坐深宮練氣功的小忽悠，對於將來可以遇到的後果，兩人心知肚明：與其忽悠不成被殺，不如腳底抹油，現在就溜。

始皇帝很憤怒，很生氣，後果也很嚴重。以前的種種仙藥尋訪領導小組的工作失誤被他一股腦想了起來：“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你們這些都什麼人呀，花了我那麼多錢，仙丹是一顆沒有看到，整天就是這些雜七雜八的破事兒，要查查！看看他們有沒有妖言惑眾，憑藉專家教授的話語權蠱惑百姓！

一查之下，果然有，這些傢伙完全沒有什麼大無畏精神，相互檢舉揭發，有了四百六十多人進了黑名單。處罰也帶著那個時代的流行性：“皆坑之咸陽”。

坑的都是什麼人呢？後世有不同的說法，有說是方士的，有說是儒生的，但從篩選的主體來看，是從“諸生在咸陽者”這一範圍內選取的，也就是說，除了當時首都的讀書人以外，沒有擴大到廣大領土，很顯然，始皇帝是把這個事情看的不算嚴重而且也只是首都圈以內的一個小事情而已。罪名也只是有沒有妖言惑眾這種情況，由於這些讀書人可能圈子比較小，相互的檢舉揭發指向應該是那些平時思維比較活躍，愛搞些俱樂部、發展論壇以及一些沙龍活動的人，原因也很簡單：上面讓我檢舉揭發，可是別人我都不認識，你是某年某月的某活動的組織者，歡迎酒會都在你們家大客廳舉行的，不檢舉你檢舉誰呀！

很明顯，不管在多少人中間進行這種逼供手段，最後高票當選的倒黴蛋永遠是那條街上最靚的崽，不是他究竟做了什麼，而是他實在是太顯眼了。

所以，四百六十多個可能是咸陽讀書人裡最為活躍的那部分人，被坑殺了。

毛澤東同志對於始皇帝的這兩件事情所遭受到的千古非議其實是很不以為然，燒了幾本書，殺了幾百個讀書人，比起來從地域上到思想上建設一個前無古人的大帝國的事業而言，實在是白玉微瑕的事情，況且，這些也很有可能是當時情況之下必要的霹靂手段。很顯然，重視厚今薄古的政治家對那些時代變革中的阻力分子，有著同樣的不耐煩和不屑一顧，也同樣的把一些東西視為大時代浪潮下的泡沫與渣滓，而從內心希望把他們堅決消滅掉。

對於秦帝國，更大的影響在於對於公子扶蘇的處理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公子扶蘇在這件事情上的意見表達得到了被打發到上郡做工程監理的後果，也就直接導致了他日帝國繼承人發生重大變化的後果。秦歷二世即轟然崩塌，這件事情的後果很強大，完全就是在門口地板上跺了一腳，走出十來步回頭看去，一座輝煌大廈正搖搖欲墜的效果。

太短暫的歷史，你已經沒時間來為自己辯白，歷史多短暫，惡名就有多麼成反比的增強。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這就是始皇帝的悲哀。

本文引文自《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焚書坑儒坑的是文學方術之士。秦始皇用粗暴的方法來處理文化思想問題是必然的。這是新興地主階級對抗就封建貴族政治鬥爭思想的反應，秦始皇只是執行新興地主階級的使命而已。

這場意識形態的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並不是從秦始皇統一天下才開始的，早在商鞅變法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商君書靳令》：“六蝨：曰禮、樂 ；曰詩書”，商鞅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此時距離秦始皇焚書一百四十七年。

這場意識形態的領域內的積極鬥爭也並沒有在秦朝就結束了。據歷史記載，漢高祖除秦苛法，但保留了秦朝的挾書律，直至漢惠帝才下令出去挾書律，總商鞅變法到漢惠帝一百六十九年儒家學說都被新興地主階級加以反對。

焚書是在同一天下第九年，坑儒是在第十年。方士誦法孔子或諸子百家之言，不認可秦始皇新政。他們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還利用古典文獻，引經據典反對秦朝新政，不僅口頭誹謗還著書立說，此時還未焚書，直至博士齊人淳于越公開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主張恢復封建領主主制時才下令焚書。坑儒則是因盧生對秦始皇政府大肆誹謗，而諸生在咸陽者又“或為謠言以亂黔首”，這已超出文化思想範圍變為政治煽動，這才下令坑儒。

秦始皇結束了幾百年封建貴族割據，但是舊封建貴族滅亡不見得文化思想也會消失，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秦始皇焚書坑儒坑的是誰？普遍的說法有兩種，一說坑的是儒生，一說坑的是江湖術士。

焚書坑儒出自哪裡呢？出自《尚書序》：“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

反正是坑了，也焚了。

但我認為坑的不服從秦始皇的人，不管是儒生還是江湖術士肯定是用書來菲薄、妄議秦始皇或秦朝了。

那麼誰有可能議論秦始皇的是非呢？

排第一位的肯定是儒生，秦始皇靠的的法家治國強國，以兵家鐵蹄征服天下。這不符合儒家的文化啊，儒家講究的是禮制是古制，言必稱先賢三皇的一群人。秦始皇這麼不巡禮制，滅六國諸侯取代周王室，簡直是人神共憤啊。所以儒生肯定有引經據典的非議秦始皇的。

其次呢，春秋時期本來就是思想大爆炸的時代，除了秦的法家，還有道家、儒家、名家、墨家、陰陽家等大大小小的各種學派。秦始皇要的是什麼？他要的是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消除其他六國殘存的思想，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大統一。但秦始皇剛滅六國，其他六國肯定會有大批的舊勢力暗流湧動，想要留住自己的根本。

再次，秦國以法家立國，所以秦朝的官員大多是善於用法精於鑽法的，總有一些人拿著法去行私仇的。所以也會有一些無辜被坑的人。

其實，秦始皇的大體對策是對的，亂世用猛藥嘛。但是太猛了，我說的不僅僅是焚書坑儒。人們還沒從戰亂中醒過味兒來，就被秦始皇綁起手腳，按法家的制度硬生生的改變生活習慣。

正所謂，官逼民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