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被稱為“隱逸詩人之宗”。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一體，為中國古典詩歌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

陶淵明嚮往的社會是和平與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無身外之求的人生；喜愛的人生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之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大多數的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平和、曠潔悠遠的外貌，但其背後卻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憎惡與不安，對人生短促、身感無所感的焦慮。所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陶淵明是個外表恬淡靜穆，而內心熱情濟世的無神論者。他少年時曾胸懷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業。但在出仕了一個時期以後，現實使他感到失望，他不願與當政的人同流合汙，便選擇了一條退隱歸耕的道路。

作為身處晉末亂世的隱士,陶淵明晚年常與廬山中的釋道交往,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說他們之間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卻未必盡然.仔細地研讀過陶詩和了解詩人生平的人,都會知道陶淵明是個外表恬淡靜穆,而內心熱情濟世無神論者.他少年時曾胸懷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業.但在出仕了一個時期以後,現實使他感到失望,他不願與當政的人同流合汙,便選擇了一條退隱歸耕的道路.

這時他又受到老莊哲學的影響.因為他有過以往文人多不曾有過田園生活,並且親自參加了勞動,與勞動人民有了接觸,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啟發,因而在崇尚駢儷陳舊文風的晉代,能創造出有獨物風格的田園詩的新形式,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從少年時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時的"猛志固常在",始終對世事沒有淡忘.他傳世的名篇《桃花源記》,正是他對如同上古原始時代的那種人們自食其力、友好相處、沒有種種現實中的紛擾與貧困的"怡然有餘樂"社會的憧憬.就是他的隱居與飲酒,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對當時黑暗統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滿和反抗的意義在內.

其實這是對陶詩的一種曲解.陶淵明作為一代詩宗,他在生前和死後一段時間內,曾不為人所重視,後來又長期為人所歪曲和誤解.現在是到了應該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給以正確而全面的評價和欣賞。

　 陶淵明（約365－427），名潛，字元亮，自號五柳先生，死後其好友暗贈諡號靖節先生，潯陽人（一說宜豐人）。

東晉著名文學家，田園詩人,辭賦家，散文家， 仔細地研讀過陶詩和了解詩人生平的人，都會知道陶淵明是個外表恬淡靜穆，而內心熱情濟世無神論者。已寫飲酒詩、田園詩、詠懷詩著稱。

誠如清代詩人龔自珍說的“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己亥雜詩》），品讀陶文，沉浸在山水田園之中，切不可忽略了詩人的隱痛衷曲。

陶淵明，字元亮，又名潛，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江西九江）人，晉末至南朝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是中國著名的田園詩人，代表作有《桃花源記》、《歸園田居》、《飲酒》等。“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些詩句至今仍為世人熟悉並傳誦。

東晉末年，囯家動亂紛擾，年輕的陶淵明一心想施展抱負，濟民報國，無奈官場黑暗腐朽，自己又耿直清廉。最後，在縣令任上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辭官隱居於田園，過著平淡悠閒的耕讀生活，清貧至死不仕。

《桃花源記》描寫的世外桃源，社會安康，百姓豐衣足食，人與人和諧共處，這是陶淵明渴望的生活，又何嘗不是那個年代正直文人及政治家的願望？

陶淵明愛菊，菊花寄託著詩人對平淡而美好的生活的追求。詩人身在田園，仍然希望國泰民安，民眾安居樂業。

也許你會認為陶淵明歸隱是逃避現實，但我認為他不與腐朽官場合汙，不去做禍害民眾的事情，選擇歸田耕讀，是正直文人一種高尚情操的表現，值得當今為官或為文之人學習。

2019.10.1於遇安齋

陶淵明是我們熟悉的詩人，但是越熟悉的人往往越容易誤讀。在我們的印象中，陶淵明是一個採菊東籬下的隱逸高人，是一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錚錚怒漢。這些理解都對，但並不全面。或許把陶淵明作為一個政治詩人，會有一種別開生面的視野。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大將陶侃。要了解陶淵明的趣味、立場，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盤根錯節的東晉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貧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蠻族（溪族）血統，這在門閥貴族把持朝政的東晉王朝中是很難立足的。當然，陶侃的軍事才幹與政治魄力使得他得以脫穎而出，歷任廣州刺史、江州刺史，官至太尉。但另一方面，東晉王朝根深蒂固的門閥政治和盤根錯節的派系鬥爭，又使得出身寒士的陶侃在仕途上比同時代人更加艱辛。貴族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將軍王敦主政其間，王敦為了擴充勢力而將陶侃排擠至邊陲廣州擔任刺史，這無疑是門閥政治對陶侃的一次無情摧殘。後來王敦叛亂被平定，陶侃被任命為徵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但琅琊王氏與陶侃之間的宿怨卻一直難以彌合，以至於新興貴族庾亮向琅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導發難時，陶侃堅決站在了庾亮的一邊。應該說，與琅琊王氏的對立態度成為了陶氏一脈的家族記憶。這直接導致了“不為五斗米折腰”一幕的發生。

　　按我們通常的印象，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乃是如蕭統《陶淵明傳》裡記述的那樣，陶淵明在彭澤縣令任上，有督郵來到縣裡視察，陶淵明不願按照禮法整頓衣冠迎接，於是說“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於是辭官。陶淵明這一形象雖然很“酷”，但假如僅僅如此，這頂多只是一種文人的自尊自負，和“萬古潯陽”的高標格還有老大距離。研究魏晉文學的大家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蹟詩文系年》中給出的一段考證，則恰恰告訴了我們陶淵明是怎麼樣的以及應該是怎麼樣的。根據逯欽立先生考證，陶淵明29歲時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頂頭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卻恰恰是琅琊王氏的一個不肖子孫。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是東漢末興起的道教的一種。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其實應該理解為“不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前面已經說到，琅琊王氏的大將軍王敦曾對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無情打壓排擠。父仇不共戴天，而祖上之仇也同樣九世必報。《春秋公羊傳》裡魯莊公與殺父仇人齊襄公一起打獵，《春秋》於是譴責魯莊公不孝。陶淵明知書明禮，自然不會與先輩的仇人握手言歡，何況是屈居其下，仰其鼻息。這是家恨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王凝之本人也實在是個丟臉的貨色。王凝之才具平庸，但偏偏因為家族顯貴而娶了同是貴族門第的詠絮才女謝道韞，以至於謝道韞攤上這麼一位之後不禁感嘆道“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沒想到天底下，還有小王同學這樣的奇葩啊。所以，天性傲岸的陶淵明又怎麼能忍受這種庸人的使喚，於是辭官解印，歸去來兮。

　　當然，如果僅僅是家族記憶的牽絆，陶淵明的偉大還是有限的。陶淵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風亮節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淵明隱居生涯的最終完成。曾祖父陶侃雖然在東晉王朝仕途偃蹇，但畢竟是東晉王朝的臣子，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東晉王朝成全了作為寒門和蠻族的陶侃。對東晉王朝某些門閥貴族的不滿，並不能蓋過其對東晉王朝的忠誠。也正因為陶侃對晉室的忠誠，影響了作為後嗣的陶淵明。家族記憶之上，是更高的國族認同。但東晉王朝最終卻被劉裕建立的劉宋王朝取代，而陶淵明卻偏偏經歷了這一歷史劇變。這使得陶淵明的隱居不仕由起初的書生意氣變成了最終的遺民心態，家族記憶昇華為更大的家國情懷。應該說，陶淵明的“不仕”經歷了一個由相對到絕對的嬗變。在由鄙視王凝之造成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之後，陶淵明的仕途並沒有從此斷絕。隱居之後幾年，陶淵明妻子去世，隱居的草廬也因失火而毀壞。窮困之中的陶淵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三十四歲那年，陶淵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請下出任幕府。桓玄謀反之際，陶淵明便趁機因母喪而辭職。桓玄不久篡晉，劉裕大破桓玄，並提拔陶淵明為鎮軍將軍參軍。後來陶淵明一度擔任建威參軍，在劉裕做大做強之後，陶淵明似乎嗅到了點什麼，於是辭職，終身不仕。陶淵明這一段出仕的經歷頗為值得注意。陶淵明的曾經的隱逸高名使得他成為了權臣們爭相籠絡的金字招牌，但陶淵明對這兩位“恩主”卻一直處於依違觀望之間。一方面，這個時候的桓玄、劉裕雖然已是權臣，但仍然是晉室的臣子，陶淵明接受他們的徵召並不缺乏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劉裕二人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既可能成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為“亂世之奸雄”，當最終後者被證實，桓玄、劉裕均篡晉之後，陶淵明才選擇了真正的歸隱，從此不復出仕。（不少學人都對陶淵明《述酒》詩的政治寄託有精當分析。可看錢志熙先生《陶淵明傳》）歷代文人一直在打造一個陶淵明神話，他們只喜歡隱逸的陶淵明，而不喜歡出仕的陶淵明，甚至以出仕為原罪，以至於宋人葉紹蘊以害怕桓玄逼迫，保全性命“不傷生”的理由為陶淵明出仕辯護，這都是書生不懂政治的迂腐之見。其實陶淵明的仕與隱並不是一種簡單的詩人興會，更是躬逢亂世之際的政治決斷。陶淵明的出仕，說明了他的認同，陶淵明的歸隱，說明了他的拒斥。陶淵明的仕與隱，體現的是且僅是陶淵明的政治態度。陶淵明的偉大品格也不是來自不食人間煙火的歸田園居，而是來自其愛憎分明，金剛怒目的決斷意志。

　　劉裕篡晉建立劉宋王朝之後，曾經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請陶淵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淵明自然不會答應。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所言“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為東晉遺民的陶淵明的絕對律令，而“不忍”則是作為詩人陶淵明的個體選擇。“不可”和“不忍”構成了陶淵明作為政治詩人的底色。此後，陶淵明拒不使用劉宋王朝的年號，而以甲子紀年，這在以年號建元的王朝興替中，無疑表達了對劉宋王朝合法性的根本否認。幾乎所有研究陶淵明的文獻都跳不開《南史·陶淵明傳》的這一段：“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這不是文人對陶淵明的定義，而是史家對陶淵明的定義。如果我們把傳統史學當作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的經學圖解，我們就能領會這段文字的分量。可以補充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總被我們解讀成一種遺世獨立的趣味，但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一文中別開生面地告訴我們，桃花源其實是東晉期間滯留在中原的漢人為抵禦五胡亂華而構築的塢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書坑儒的秦王朝，而是當時氐族人建立的蠻族政權前秦。這種傳統的華夷之辨，乃是陶淵明家國情懷的延伸，也是陶淵明現世關懷的體現。陶淵明的眼光何嘗離開過他的時代他的國？與其說《桃花源記》是對烏托邦的幻想，不如說是對中原漢人艱苦抗爭、頑強生存的禮讚。

　　美國保守主義學者阿蘭·布魯姆說“政治人物，似乎是詩最感興趣的東西。”因為“不能把握道德現象的政治思想是野蠻的，不能被正義的激情所激發的藝術是微不足道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陶淵明的詩歌正是以政治人物為核心的篇什，只不過這一政治人物不是那個時代主宰乾坤的桓玄、劉裕，而恰恰是那個不斷追問，不斷決斷的自己。中國傳統計程車大夫精神使得陶淵明不可能脫離天下國家去書寫布林喬亞式的田園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詩的昇華而恰恰是詩的墮落。傲霜的東籬菊不是生活的點綴，而是生命的選擇。賀麟先生在《學術與政治》中說“輕蔑政治比反對政治還要壞。”可以說陶淵明的晚期的確是反對劉宋政權的僭政，但陶淵明並沒有脫身，並沒有逃避。不合作也是一種態度。寫詩和歸隱，都是以另一種形式對政治的參與。美國女倫理學家納斯鮑姆提出“詩性正義”的概念，認為正義同樣可以透過感性的詩來實現，正確的判斷同樣需要訴諸情感和想象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陶淵明的確是透過詩構建自己的正義城邦，也透過詩來追問那個亙古的問題：人應該怎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