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那麼麻煩。

朱祁鈺（1428年—1457年3月23日），即明代宗，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明英宗朱祁鎮異母弟。母賢妃吳氏，明朝第七位皇帝，在位時間1449年―1457年，年號景泰（1450年—1457年）。

崇禎（1628年—1644年），是明思宗朱由檢的年號。

兩者都相差超過150年了！這150年可以發生很多事。比如明宗室龐大翻幾倍，明朝財政日益惡化，崇禎天天為餉發愁；吏治日益腐敗，當官的哪有不搜刮貪財的，明熹宗時朝廷就算足額髮餉，熊廷弼依然能看到底層小兵“衣不弊體”，更別提崇禎年。

總之，崇禎時是積重難返——苟延殘喘而已，除非是朱元璋再世。現在的喜歡說崇禎好猜忌，內閣首輔換得很勤。要是老朱那愛剝皮的刑法，恐怕當朝官員得換好幾輪——全剝皮塞稻草了！

每個王朝都那樣，新興之時——百事待興欣欣向榮，鼎盛之時——萬眾來朝，末世頹廢時——處處受氣，歷史規矩罷了。因此，王朝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須改革！改革就是打破原有規則，重新樹立某秩序。可惜的是，雖然經歷過張居正的改革，但其後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所以弊端只會一直累積到崇禎年徹底爆發。

崇禎朝時國力已是非常衰弱，同時內有農民起義(李自成等)外有女真人也就是後金的攻擊，可謂是內憂外患，再說崇禎皇帝能力不行，疑心太重，不能很好任用武將文臣。

首先明確一點，大明朝當年也先打到北京城下的時候，可是于謙率軍抵抗拯救了北京城的。從這方面看，拯救國家的是于謙，而不是朱祁鈺。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瞭解這段歷史，先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當年土木堡之變後，朱祁鎮被也先俘虜，大明朝皇帝之位空了出來。這個時候于謙出於保護江山社稷的考慮，強烈擁護朱祁鈺為帝，這個時候朱祁鈺還唯唯諾諾的不太願意。接著于謙力陳國情，說服眾大臣與也先血戰到底。此後軍事大權全部交給了于謙，由他負責抵抗也先大軍的侵略。于謙也不負眾望，北京保衛戰取得大捷，一舉打退了也先大軍，大明王朝得以繼續。

所以說在危急時刻，力挽狂瀾救國家於水火之中的是于謙。

至於崇禎為什麼沒有能夠挽救明朝。

我個人覺得崇禎的能力其實是高於朱祁鈺的，從他少年繼位之初，就敢拿魏忠賢開刀可以看出他是有魄力的，而朱祁鈺在國破家亡的關鍵時刻還唯唯諾諾，連個皇帝都不敢做。

至於明朝滅亡，這是積弊已深的，非崇禎一人可以拯救的。如果把朱祁鈺放到崇禎的位置，說不定大明朝亡的反而更快。

朱祁鈺主要的問題就是北方的蒙古諸部落，而於謙把也先打退之後，基本上保證了一段時間內的安穩。而這個時候國內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與其擔心老百姓的日子過的好不好，朱祁鈺更多的是擔心怎麼把自己的皇位做的穩一點。

而再看崇禎，他可以說是相當的委屈了。國內這個時候已經亂成一鍋粥了，農民起義，天災不斷，後金又虎視眈眈，哪一樣工作處理不好都能夠要了明朝的老命。他自己又年紀輕輕，沒有什麼治國理政的經驗。卻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壓力之下硬是撐了十幾年，每天過的日子可以說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估計連安穩覺都沒有睡過。

這麼一對比，朱祁鈺比崇禎簡直幸福的太多了好不好。所以不要說什麼朱祁鈺能夠救得了大明朝，而崇禎帝不行。面臨的局面不一樣，根本沒有可比性。不過比起朱祁鈺，我還是認為崇禎更厲害一點，個人能力也更強。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說下個人的看法。朱祁鈺能挽救大明，是因為他身邊有于謙等忠君愛國的大臣和他同心同德去對付外敵入侵。到了崇禎時期，大明都已經是爛透了。有點能力的大臣不是死於徵亂，就是死於崇禎的猜忌！而且內憂外患，分崩離析了，所以崇禎挽救不了大明，只能吊死在那棵歪脖子樹上。

朱祁鈺能當皇帝只是是他哥哥明英宗朱祁鎮親征蒙古人，被也生在土木堡包了餃子。太子朱見深又還太小，于謙等人怕群龍無首，就推選了朱祁鈺當了皇帝。這時的明朝，還是個強大的帝國，只是發生了點小意外。其根基都沒怎麼大傷的，也就是死了些帝國精銳，京師還有些力量的。只要于謙等人守住了北京，也生大軍久攻不下，也就無功而返了。 其次，瓦剌也只是個蒙古部落還沒有蕩平大明帝國的實力。這就是說明不是朱祁鈺挽救了大明，而是大明還未到該亡的時候。

而到了崇禎時期，大明帝國都已經是千瘡百孔了。土地兼併已經使得民不聊生，加上天災，讓各地流民起義不斷。又有後金這個強勁的外敵，可以說是內憂外患！人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軍響都無法籌備。軍隊也失去了，原有的戰鬥力。崇禎縱使怎麼努力，也找不到好的辦法。加上文官集團東林黨這些書生誤國，崇禎也沒有可用之人了。君民都不能同心了，還怎麼能治理好這個國家。當袁崇煥當零遲處死後，大明朝失去了最後可以仰仗的人。時也命也，崇禎只能說是他自己命不好！他上幾代的皇帝太悠閒，到他手裡才接了這麼個爛攤子。有史言，明實亡於萬曆年間！崇禎算不錯的了，這樣的攤子他還能玩個十幾年！

首先，景泰帝朱祁鈺中規中矩，沒有像崇禎帝朱由檢那樣自毀長城。朱祁鈺重用民族英雄于謙等忠臣北京保衛戰打退瓦剌，而朱由檢北京保衛戰將打退後金的明朝頭號抗金名將袁崇煥逮捕下獄，1630年又自毀長城將民族英雄袁崇煥千刀萬剮傳首九邊，讓明朝將領人人自危離心離德，1632年，朱由檢又冤殺明朝抗金名將西洋火炮專家孫元化，導致孫元化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帶著一萬多明軍及紅衣大炮投降後金，使明朝徹底失去對後金的火炮優勢，明朝在與滿清的戰爭中江河日下敗局已定。

其次，景泰帝朱祁鈺的對手不如崇禎帝朱由檢的對手強，朱祁鈺的對手瓦剌遠不如朱由檢的對手滿清兇殘狡猾，瓦剌沒有取代明朝的野心，活捉了明朝皇帝朱祁鎮，不僅沒有殺害而且最終把朱祁鎮放回明朝。而滿清對明朝內地燒殺搶掠削弱明朝的力量，在崇禎帝被李自成攻破北京自殺以後，滿清打著為崇禎帝報仇的旗號卻屠殺了崇禎帝的全部兒子及南明五個皇帝等明朝皇族。

同樣面朱祁鈺能挽救國家而崇禎不能？

其實這個問題的根本是到底是誰救了大明朝，當時京師二十萬精銳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萬。于謙擁立明代宗朱祁鈺，保證的國家的穩定。于謙力排眾議請郕王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馳援，人心漸定，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開門，于謙等大臣私立郕王為帝，並親自守城拒絕也先送英宗回京。

朱祁鈺登基之後，還下詔邊關守將不得聽信瓦剌的藉口，使得瓦剌意圖用明英宗的名義騙取財物、騙開關門失敗。瓦剌氣急敗壞，發兵攻打北京。朱祁鈺任用於謙等人，組織北京保衛戰，整肅內部，調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終在同年十一月擊退瓦剌，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

崇禎靠剷除魏忠賢的閹黨集團，而收穫民心，控制朝政。但他只是剷除了魏忠賢的這個太監，並沒放棄用自己的太監。崇禎仍採用太監監軍，並給予他極大的權利。皇帝用太監在制衡將領這還能理解，但太監在軍隊胡亂指揮這就不對了。當時掌管整個北京城城防的九門提督，竟然是由太監王承恩擔任。借改《阿房宮賦》中的一段話：天啟無暇自哀，崇禎哀之，崇禎哀之而不鑑，亦是後人而復哀崇禎也。崇禎用太監的主要原因，還是他多疑剛愎，對大臣的不信任。

由於崇禎殺袁崇煥比較有爭議，在此不討論，就以王洽和陳新甲為例。後金打到了北京城下，有人說當年嘉靖把兵部尚書丁汝夔殺了，敵人就退走了，於是崇禎就把王洽關起來準備殺掉。後來崇禎派兵部尚書陳新甲偷偷去議和，結果訊息洩露，搞得崇禎很沒面子，於是就把陳新甲殺了。崇禎一朝14個兵部尚書沒一個好下場，而且換了54個內閣，古今罕有，簡直就是亡國氣象。

崇禎這麼搞的直接後果，就是沒人跟他幹了。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叫大臣來上朝，沒一個肯來的。崇禎曾六下罪己詔，但他臨終的遺言卻是“諸臣誤朕也。”罪了六次己，最終得出的感悟是：錯都在你們。要是有一兩個臣誤你，那可能是臣的原因。但被你幹掉的14個國防部長，三十多個國務院總理全都誤你，那就是你的責任了。這讓我想起了項羽的遺言“天亡我，非戰之罪。”到死都沒明白自己失敗的原因是啥，還給自己找藉口，不滅亡才怪。

明朝滅亡從萬曆時期就開始埋下伏筆，終於在崇禎朝爆發。崇禎當時面對的局面是個無限死迴圈：女真到明朝搶錢——明朝花錢駐防——政府沒錢只有增加稅負——農民沒錢交稅起義造反——調兵鎮壓越打越花錢——越花錢越增稅——越增稅造反越多——女真趁亂又來搶錢，再加上蝗災旱災，這樣的一個長期積累下來的爛攤子，真的不是光靠勤政就能解決的。所以說，一個朝代的興亡，除了靠個人努力，還要考慮歷史程序。

明朝末年的驛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朱由檢在崇禎元年（1628年）驛站進行了改革，精簡驛站。李自成因丟失公文被裁撤 ，失業回家，並欠了債。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繳不起舉人艾詔的欠債，被艾舉人告到米脂縣衙。縣令晏子賓將他“械而遊於市，將置至死”。如果崇禎不進行驛站改革，李自成還是明朝的公務員，也不會反了朝廷。當年的劉邦也是秦朝的公務員，當年因為押送勞動力無法準時到達，將獲殺生之禍，才有了大漢天子的劉邦。

如果不殺袁崇煥，還會有猛將守京城，或者調動吳三桂的軍隊，也行明朝還不會滅亡。崇禎皇帝優柔寡斷，自己斷送了大好河山

同樣面臨亡國的危險，“土木堡之變”之後明代宗朱祁鈺可以安然度過危機而崇禎皇帝就不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後者不幸身處王朝末路，大明內憂外患，氣數已盡。

一是兩人所處的國勢階段不同。“土木堡之變”爆發於1449年，此時離大明開國還不足百年，在多位皇帝的治理下，特別是在明英宗的父親明宣宗治理下，交到明英宗手裡時國勢仍處在上升期，此時內部沒有大的紛爭和災難，“土木堡之變”不過是突發性事件，大明的根基和底蘊猶在，只要穩住陣腳，大明亡國不太可能。崇禎皇帝面對的國勢就嚴峻得多，外有遼東後金政權虎視眈眈，戰事頻發；內有東林黨、浙黨、“閹黨”黨爭不斷，朝廷財政異常困難，更要命的是老天也不作美，帝國西北部持續遭遇天災，農民起義終崇禎一朝都沒有中斷，帝國大廈將傾，用內憂外患形容毫不為過。

二是兩人所處的時代，民心臣心所向不同。在明代宗即位之初，大明君臣尚能同心同德，共赴國難，特別是以于謙為首的愛國將領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為君分憂，加上民心尚在，退敵是水到渠成；而到了崇禎皇帝手上，君臣離心離德，這既與大臣們看到大明大勢已去有暗自打小算盤有關，也與崇禎皇帝剛愎自用，猜忌心重的性格有關。在遼東戰場問題上，輕易處死了遼東統帥袁崇煥，使得關寧鐵騎對皇帝失去信心，大批將領官兵投奔後金政權；在對內鎮壓農民起義方面，行事過激，急於求成，對統兵將領楊嗣昌、盧象升等苛求，最終鎮壓農民起義失敗，能夠禦敵的優秀將領紛紛隕落，崇禎皇帝失去臣心民心，明朝大勢已去。

三是兩人面對的對手戰略不同，崇禎皇帝的對手更加成熟強大。對明代宗而言，也先大軍也沒有想到可以一舉擊潰明朝精銳大軍生俘皇帝，其裹挾明英宗兵臨北京城下，也沒有明確的打算要取而代之，更多的是想借機掠奪人口財富，打算狠狠撈一筆就退回草原；對崇禎皇帝而言，他面對的兩大對手都不是泛泛之輩，即使是被稱為“流寇”的李自成大軍也是有打算取代明朝建立大順政權，在進入北京後，迅速組建了自己的執政班底；更不要說清朝政權架構相當完善，早已制定了逐步蠶食遼東，繼而伺機南下佔領北京取代明朝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