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土耳其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過，是一戰史上最不尋常，最具戲劇性的篇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由一場歐洲的“內戰”擴充套件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規模的戰爭，有四個國家的參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的參戰不僅代表著新大陸捲入到了舊大陸的紛爭當中，而且對戰局的最終勝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日本和中國的參戰作用有限，但標誌著遠東地區的加入；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參戰則“創造了一個新的戰爭舞臺，帶來若干新的維度”。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
在“一戰”爆發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奧斯曼帝國持續不斷的衰落不僅將其自身弄到了將要亡國的地步，而且由於列強對其遺產的覬覦和爭奪所引發的“東方問題”，將歐洲拖入到持續不斷的爭吵和危機當中。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最危險的敵人是北方的沙皇俄國，沙俄一直謀求滅亡奧斯曼帝國，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俄國高層甚至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
當這個目標無法完成時，他們就企圖拉攏其他列強瓜分奧斯曼帝國。但是在近東地區具有巨大利益和影響力的英國對俄國的野心心存警惕，一直反對俄國對奧斯曼的侵略。由於英國的反對態度，尤其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吃了敗仗之後，沙俄的行為有所收斂，但是依舊不肯放棄在近東的擴張政策，相反，他們採取了各種辦法削弱奧斯曼的勢力。巴爾幹半島的民族獨立運動、斯拉夫人的泛斯拉夫主義情緒都成為了沙俄顛覆瓦解奧斯曼帝國的手段和工具。沙俄自視為巴爾幹半島上斯拉夫民族和東正教徒的保護者，而後二者則視奧斯曼帝國為死敵，是民族獨立道路上的絆腳石。
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及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英國事實上承擔起了奧斯曼帝國的保護者的角色，戰爭爆發前，正是英國的鼓勵使得奧斯曼帝國政府在俄國特使緬什科夫的恫嚇訛詐前採取了強硬態度，不然奧斯曼帝國很有可能是要妥協和讓步的。這是因為英國在近東地區擁有著巨大的戰略利益，蘇伊士運河是通往印度的生命線，兩海峽則是將俄國堵死在黑海的“牢門”，萬不容有失。雖然法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也出力巨大，但是由於法國在近東的利益有限，和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敗亡，再加上英國的抵制，法國並未在這一地區施加長時期的決定性影響。
奧斯曼帝國政府瞭解這種情況，他們將列強尤其是英俄之間的矛盾視作施展外交手段的有利條件，英國希望維持帝國的現狀，這就成了奧斯曼帝國政府的救命稻草。由於英國不確定一旦奧斯曼帝國崩潰將會造成何種狀況，尤其不願意這個垂危病人的遺產落到其他國家的手上，所以病人的手依舊得以死死抓住龐大的家產。
但是，奧斯曼帝國政府的情況卻越來越糟糕，由於政府和軍隊的腐朽無能，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奧斯曼帝國的局勢已經惡化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巴爾幹半島上的民族紛紛獨立，而且它們結成同盟，在1912年打敗了奧斯曼土耳其的軍隊，將其勢力幾乎完全逐出了歐洲。
沒有人能醫治一個即將死亡的病人，也沒有人能挽救一個即將潰滅的帝國。英華人可以阻止俄國軍隊的南下，卻無法讓封建垂危的帝國重獲新生。軍事上的無能和政治上的頑固讓列強對奧斯曼帝國心生惡感，而在鎮壓巴爾幹民族起義時毫無節制的暴力和殘忍則讓各“文明國家”對其感到絕望。
溫斯頓▪丘吉爾抨擊奧斯曼帝國“名譽掃地、垂垂老矣、一錢不值”，一些政治家在評估了奧斯曼帝國的力量之後認為它作為盟友毫無價值，而更多西方民眾則視奧斯曼帝國是來自中世紀的惡棍，對其實力的蔑視和厭惡導致英國開始疏遠奧斯曼土耳其人。奧斯曼帝國感覺到了英國與日俱增的傲慢和冷淡，內憂外患之中，奧斯曼帝國的各個政治集團開始對內進行改革的嘗試，對外則試圖抓住任何一個可能的盟友。
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晚期，事情起了一些變化。在國內，一群民族主義青年軍官發動政變，推翻了冥頑不靈的蘇丹阿普度勒▪哈米德，並推舉了一位新蘇丹作為傀儡，實際上掌握了政權。同時，這個叫作“青年土耳其黨”的政治團體開始著手進行國內現代化的改革，尤其是軍隊的改組。
在國外，奧斯曼帝國找到了新的友好夥伴，德國開始積極在土耳其擴充套件自己的勢力，兩國的關係不斷升溫，德皇威廉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異常隆重的接待，1913年，德國派出了一個軍事顧問團幫助奧斯曼土耳其改革陸軍，這個顧問團很快控制了奧斯曼的陸軍。德國還取得了奧斯曼帝國的同意修建一條柏林通往巴格達的鐵路。“青年土耳其”黨的一號人物恩維爾▪帕夏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對德國很有好感，覺得德國陸軍是無敵的，贊同與德國結盟對抗傳統的敵人沙皇俄國。這兩個變化使得奧斯曼帝國的政策邁上了一條新的軌道。
“四艘船引起的戰爭”
到1913年，奧斯曼帝國已經在考慮在可能發生的大戰中到底投向哪一方作戰。德國加大了在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卻絕沒有強大到壓倒一切的地步。以恩維爾為代表的陸軍傾向於同盟國，因為陸軍深受德國的影響；而以另外一位實權人物傑馬爾▪帕夏為代表的海軍則傾向於協約國，這當然是奧斯曼帝國海軍中英國教官的作用。這些爭論導致了帝國政府在大戰爆發之後並沒有一下子投入到戰爭當中去，而是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觀望態度。
從宏觀上來看，奧斯曼帝國最終參加同盟國作戰是與其對俄國根深蒂固的恐懼有關的。在帝國內部看來，與最危險的敵人俄國和剛剛打敗了自己的塞爾維亞成為盟友不僅什麼都得不到，更有可能引火燒身。奧斯曼帝國擔心，如果協約國勝利了，他們會瓜分帝國領土作為戰利品；如果他們失敗了，也會瓜分帝國聊以自慰。而德國則為帝國的生存和完整提出了保證。
但是奧斯曼帝國參戰卻是與德國的一系列大膽舉動和英國做的一系列蠢事有著直接關係的。這幾個事件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裡最戲劇性的篇章之一。
事件起源於四艘戰艦。1914年7月28日，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下令沒收兩艘土耳其在英國訂購的戰列艦，而土耳其政府在此之前已經為這兩艘軍艦付清了首筆款項。這兩艘軍艦對於土耳其政府來說不僅僅是加強國防的武器，而且寄託著土耳其人對於重振國力、發奮圖強的希望。土耳其政府甚至組織了捐款，安納托利亞的農民幾乎人人都捐了幾文。丘吉爾躊躇滿志的舉動激怒了土耳其，極度失望的土耳其要求英國補償經濟損失，並指責英國的行為“同泰晤士河上的海盜一樣”。然而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給土耳其發出了一封電報，僅僅表示“遺憾”，根本沒有提到“賠償”。
英國認為奧斯曼帝國的價值還比不上兩艘軍艦，這是因為丘吉爾及其所代表的英國政府一直以來的傲慢。丘吉爾在回憶錄《世界危機》中把自己的責任推的一乾二淨，並篤定地認為，“沒有哪一個國家像奧斯曼帝國這樣固執的投入戰爭”，他還指責奧斯曼帝國根本無視“英國和俄國政府提出的對奧斯曼帝國生存和完整的保證”，事實上，在1911年，當“青年土耳其”領導人提出與英國締結永久同盟的建議時，正是丘吉爾代表英國拒絕了這個提議。
1914年8月3日，德國和被英國疏遠了的奧斯曼帝國締結了一項同盟條約。但是奧斯曼人並沒有打算馬上加入德國一方作戰，他們打算再觀望一段時間，等到戰爭的勝負已經有些眉目的時候再做決定。畢竟德國遠在天邊，而英俄近在眼前。
這個時候戰爭已經爆發，雙方都把賭注壓在了頭幾場將要爆發的會戰上。法華人拼命的往邊境調集重兵，不是為了防守，而是準備一舉打入德國境內。法國從北非殖民地向本土運輸部隊，而英法在地中海的艦隊則要負責這些運兵船的安全。最大的威脅來自德國在地中海僅有的兩艘軍艦：強大的戰列巡洋艦“戈本”號和輕巡洋艦“佈雷斯勞”號。
聽憑這兩艘德艦在地中海亂竄對於英法來說是災難性的，8月2日，丘吉爾下令讓地中海艦隊米爾恩追蹤和監視“戈本”號，因為這個時候英德還沒有宣戰，所以米爾恩既不能讓“戈本”號溜走，又不能在德艦沒有率先發起攻擊的時候貿然開火。8月3日，“戈本”號收到了來自國內的電報，命令它前往君士坦丁堡，於是，“戈本”號掉頭向東，而在此前，它是打算向西突破英法艦隊的封鎖，進入大西洋的。
然而米爾恩一直以為“戈本”號肯定會向西行駛，這樣只要在地中海西部攔截敵人就可以了，所以他並沒有在跟蹤“戈本”號上下大力氣，之前派去追蹤的船很快跟丟了。地中海上上演了一場緊張的追逐，然而，忘命逃奔的老鼠沒有被貓捉住。8月10日，“戈本”號和“佈雷斯勞”號來到了君士坦丁堡，並要求土耳其放行兩艦透過海峽。恩維爾帕夏“在沉默了幾分鐘後”決定放行，這樣，兩艦進入了達達尼爾海峽。
協約國立刻憤怒的要求奧斯曼帝國解除這兩艘德艦的武裝，但德華人想出了一個聰明的點子，他們把這兩艘軍艦“轉讓”給了奧斯曼帝國以代替被英國沒收的那兩艘，這加深了奧斯曼人的好感。於是，兩艘德艦重新命名，升起了土耳其的國旗，船員也改著奧斯曼土耳其的服裝。但其實這一切都是幌子，這兩艘船的官兵根本沒有進行調動，指揮得動他們的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柏林。
面對這種詭計和可能發生變化的局勢，協約國表現不一，俄華人被出現在家門口的德國軍艦嚇壞了，立刻向奧斯曼帝國保證說只要帝國保持中立，他們就再也不插手君士坦丁堡的事務。法華人正在西線大打出手，贊同俄華人的提議，而感到沒面子的丘吉爾則不願意屈服，他想出了派魚雷艇溜進海峽將兩艘德艦擊沉的主意。
德國則在催促奧斯曼帝國儘早宣戰，但奧斯曼人還想接著拖下去，10月28日，原來的“戈本”號和“佈雷斯勞”號駛入黑海，炮擊了俄國的港口。協約國要求奧斯曼帝國立刻趕走德華人，但這個要求是奧斯曼人做不到的，因為他們自己的首都也處在德艦的炮口之下，11月4日俄國向奧斯曼帝國宣戰，第二天，英法也對其宣戰了。
參戰影響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參戰，首先是對俄國的恐懼和仇恨導致的。丘吉爾怪罪於帝國政府的好戰毫無道理。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帝國政府想要置身事外幾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同盟國還是協約國勝利，都將會對歐洲的政治版圖造成重大變化，而這種變化將不可避免的影響奧斯曼帝國，甚至危及到它的生存。對其而言，最危險的結果莫過於俄國成為戰勝國的重要一員，到那個時候，英國將會犧牲掉奧斯曼帝國以滿足俄國的要求（事實上，大戰期間他們就是這麼幹的），而奧斯曼帝國只有孤注一擲，參與最可能對自己有利的那一方，指望德國打垮俄國。
更何況，“戈本”號的戲劇性事件有力的推動了奧斯曼帝國倒向德國，成為了德國政策的俘虜，而且是心甘情願的俘虜。而英華人的失誤在於，他們的傲慢使得他們實際上放棄了在奧斯曼帝國的有利地位和影響力，這種失誤並非是丘吉爾的政策造就的。丘吉爾的政策只不過是一個明顯的代表，事實上，從英國開始無視奧斯曼帝國的作用和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就開始了這一錯誤。
丘吉爾的傲慢使得他們在之後的戰局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由於奧斯曼帝國的參戰，俄國被同他的西歐盟友分隔開了，黑海的封鎖對俄國的打擊是致命的，由於戰爭的巨大消耗和缺乏物資供給，俄國逐漸走向了崩潰。1915年，在丘吉爾的主導下，英法軍隊發動了一次企圖征服奧斯曼帝國的戰役，為俄國“輸血”，但是最後變成了一場血腥的慘敗。
為了打倒奧斯曼帝國，協約國在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等地進行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軍事行動，這些行動最終瓦解了奧斯曼土耳其，創造了新的歷史，並締造了今天的中東，它們的意義和影響絕對不亞於“一戰”本身和俄國革命，但這一切都是以奧斯曼帝國參戰為開端的。
丘吉爾說：“就一隻船（“戈本”號）來說，它所帶來的屠戮、傷痛和毀滅的災難性後果，其程度是空前的。”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話不僅非常精闢準確，而且具有著非凡的預見性。
1914年土耳其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過，是一戰史上最不尋常，最具戲劇性的篇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由一場歐洲的“內戰”擴充套件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規模的戰爭，有四個國家的參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的參戰不僅代表著新大陸捲入到了舊大陸的紛爭當中，而且對戰局的最終勝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日本和中國的參戰作用有限，但標誌著遠東地區的加入；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參戰則“創造了一個新的戰爭舞臺，帶來若干新的維度”。
奧斯曼帝國的衰落
在“一戰”爆發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奧斯曼帝國持續不斷的衰落不僅將其自身弄到了將要亡國的地步，而且由於列強對其遺產的覬覦和爭奪所引發的“東方問題”，將歐洲拖入到持續不斷的爭吵和危機當中。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最危險的敵人是北方的沙皇俄國，沙俄一直謀求滅亡奧斯曼帝國，控制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俄國高層甚至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
當這個目標無法完成時，他們就企圖拉攏其他列強瓜分奧斯曼帝國。但是在近東地區具有巨大利益和影響力的英國對俄國的野心心存警惕，一直反對俄國對奧斯曼的侵略。由於英國的反對態度，尤其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吃了敗仗之後，沙俄的行為有所收斂，但是依舊不肯放棄在近東的擴張政策，相反，他們採取了各種辦法削弱奧斯曼的勢力。巴爾幹半島的民族獨立運動、斯拉夫人的泛斯拉夫主義情緒都成為了沙俄顛覆瓦解奧斯曼帝國的手段和工具。沙俄自視為巴爾幹半島上斯拉夫民族和東正教徒的保護者，而後二者則視奧斯曼帝國為死敵，是民族獨立道路上的絆腳石。
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及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英國事實上承擔起了奧斯曼帝國的保護者的角色，戰爭爆發前，正是英國的鼓勵使得奧斯曼帝國政府在俄國特使緬什科夫的恫嚇訛詐前採取了強硬態度，不然奧斯曼帝國很有可能是要妥協和讓步的。這是因為英國在近東地區擁有著巨大的戰略利益，蘇伊士運河是通往印度的生命線，兩海峽則是將俄國堵死在黑海的“牢門”，萬不容有失。雖然法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也出力巨大，但是由於法國在近東的利益有限，和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敗亡，再加上英國的抵制，法國並未在這一地區施加長時期的決定性影響。
奧斯曼帝國政府瞭解這種情況，他們將列強尤其是英俄之間的矛盾視作施展外交手段的有利條件，英國希望維持帝國的現狀，這就成了奧斯曼帝國政府的救命稻草。由於英國不確定一旦奧斯曼帝國崩潰將會造成何種狀況，尤其不願意這個垂危病人的遺產落到其他國家的手上，所以病人的手依舊得以死死抓住龐大的家產。
但是，奧斯曼帝國政府的情況卻越來越糟糕，由於政府和軍隊的腐朽無能，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奧斯曼帝國的局勢已經惡化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巴爾幹半島上的民族紛紛獨立，而且它們結成同盟，在1912年打敗了奧斯曼土耳其的軍隊，將其勢力幾乎完全逐出了歐洲。
沒有人能醫治一個即將死亡的病人，也沒有人能挽救一個即將潰滅的帝國。英華人可以阻止俄國軍隊的南下，卻無法讓封建垂危的帝國重獲新生。軍事上的無能和政治上的頑固讓列強對奧斯曼帝國心生惡感，而在鎮壓巴爾幹民族起義時毫無節制的暴力和殘忍則讓各“文明國家”對其感到絕望。
溫斯頓▪丘吉爾抨擊奧斯曼帝國“名譽掃地、垂垂老矣、一錢不值”，一些政治家在評估了奧斯曼帝國的力量之後認為它作為盟友毫無價值，而更多西方民眾則視奧斯曼帝國是來自中世紀的惡棍，對其實力的蔑視和厭惡導致英國開始疏遠奧斯曼土耳其人。奧斯曼帝國感覺到了英國與日俱增的傲慢和冷淡，內憂外患之中，奧斯曼帝國的各個政治集團開始對內進行改革的嘗試，對外則試圖抓住任何一個可能的盟友。
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晚期，事情起了一些變化。在國內，一群民族主義青年軍官發動政變，推翻了冥頑不靈的蘇丹阿普度勒▪哈米德，並推舉了一位新蘇丹作為傀儡，實際上掌握了政權。同時，這個叫作“青年土耳其黨”的政治團體開始著手進行國內現代化的改革，尤其是軍隊的改組。
在國外，奧斯曼帝國找到了新的友好夥伴，德國開始積極在土耳其擴充套件自己的勢力，兩國的關係不斷升溫，德皇威廉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異常隆重的接待，1913年，德國派出了一個軍事顧問團幫助奧斯曼土耳其改革陸軍，這個顧問團很快控制了奧斯曼的陸軍。德國還取得了奧斯曼帝國的同意修建一條柏林通往巴格達的鐵路。“青年土耳其”黨的一號人物恩維爾▪帕夏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對德國很有好感，覺得德國陸軍是無敵的，贊同與德國結盟對抗傳統的敵人沙皇俄國。這兩個變化使得奧斯曼帝國的政策邁上了一條新的軌道。
“四艘船引起的戰爭”
到1913年，奧斯曼帝國已經在考慮在可能發生的大戰中到底投向哪一方作戰。德國加大了在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卻絕沒有強大到壓倒一切的地步。以恩維爾為代表的陸軍傾向於同盟國，因為陸軍深受德國的影響；而以另外一位實權人物傑馬爾▪帕夏為代表的海軍則傾向於協約國，這當然是奧斯曼帝國海軍中英國教官的作用。這些爭論導致了帝國政府在大戰爆發之後並沒有一下子投入到戰爭當中去，而是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觀望態度。
從宏觀上來看，奧斯曼帝國最終參加同盟國作戰是與其對俄國根深蒂固的恐懼有關的。在帝國內部看來，與最危險的敵人俄國和剛剛打敗了自己的塞爾維亞成為盟友不僅什麼都得不到，更有可能引火燒身。奧斯曼帝國擔心，如果協約國勝利了，他們會瓜分帝國領土作為戰利品；如果他們失敗了，也會瓜分帝國聊以自慰。而德國則為帝國的生存和完整提出了保證。
但是奧斯曼帝國參戰卻是與德國的一系列大膽舉動和英國做的一系列蠢事有著直接關係的。這幾個事件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裡最戲劇性的篇章之一。
事件起源於四艘戰艦。1914年7月28日，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下令沒收兩艘土耳其在英國訂購的戰列艦，而土耳其政府在此之前已經為這兩艘軍艦付清了首筆款項。這兩艘軍艦對於土耳其政府來說不僅僅是加強國防的武器，而且寄託著土耳其人對於重振國力、發奮圖強的希望。土耳其政府甚至組織了捐款，安納托利亞的農民幾乎人人都捐了幾文。丘吉爾躊躇滿志的舉動激怒了土耳其，極度失望的土耳其要求英國補償經濟損失，並指責英國的行為“同泰晤士河上的海盜一樣”。然而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給土耳其發出了一封電報，僅僅表示“遺憾”，根本沒有提到“賠償”。
英國認為奧斯曼帝國的價值還比不上兩艘軍艦，這是因為丘吉爾及其所代表的英國政府一直以來的傲慢。丘吉爾在回憶錄《世界危機》中把自己的責任推的一乾二淨，並篤定地認為，“沒有哪一個國家像奧斯曼帝國這樣固執的投入戰爭”，他還指責奧斯曼帝國根本無視“英國和俄國政府提出的對奧斯曼帝國生存和完整的保證”，事實上，在1911年，當“青年土耳其”領導人提出與英國締結永久同盟的建議時，正是丘吉爾代表英國拒絕了這個提議。
1914年8月3日，德國和被英國疏遠了的奧斯曼帝國締結了一項同盟條約。但是奧斯曼人並沒有打算馬上加入德國一方作戰，他們打算再觀望一段時間，等到戰爭的勝負已經有些眉目的時候再做決定。畢竟德國遠在天邊，而英俄近在眼前。
這個時候戰爭已經爆發，雙方都把賭注壓在了頭幾場將要爆發的會戰上。法華人拼命的往邊境調集重兵，不是為了防守，而是準備一舉打入德國境內。法國從北非殖民地向本土運輸部隊，而英法在地中海的艦隊則要負責這些運兵船的安全。最大的威脅來自德國在地中海僅有的兩艘軍艦：強大的戰列巡洋艦“戈本”號和輕巡洋艦“佈雷斯勞”號。
聽憑這兩艘德艦在地中海亂竄對於英法來說是災難性的，8月2日，丘吉爾下令讓地中海艦隊米爾恩追蹤和監視“戈本”號，因為這個時候英德還沒有宣戰，所以米爾恩既不能讓“戈本”號溜走，又不能在德艦沒有率先發起攻擊的時候貿然開火。8月3日，“戈本”號收到了來自國內的電報，命令它前往君士坦丁堡，於是，“戈本”號掉頭向東，而在此前，它是打算向西突破英法艦隊的封鎖，進入大西洋的。
然而米爾恩一直以為“戈本”號肯定會向西行駛，這樣只要在地中海西部攔截敵人就可以了，所以他並沒有在跟蹤“戈本”號上下大力氣，之前派去追蹤的船很快跟丟了。地中海上上演了一場緊張的追逐，然而，忘命逃奔的老鼠沒有被貓捉住。8月10日，“戈本”號和“佈雷斯勞”號來到了君士坦丁堡，並要求土耳其放行兩艦透過海峽。恩維爾帕夏“在沉默了幾分鐘後”決定放行，這樣，兩艦進入了達達尼爾海峽。
協約國立刻憤怒的要求奧斯曼帝國解除這兩艘德艦的武裝，但德華人想出了一個聰明的點子，他們把這兩艘軍艦“轉讓”給了奧斯曼帝國以代替被英國沒收的那兩艘，這加深了奧斯曼人的好感。於是，兩艘德艦重新命名，升起了土耳其的國旗，船員也改著奧斯曼土耳其的服裝。但其實這一切都是幌子，這兩艘船的官兵根本沒有進行調動，指揮得動他們的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柏林。
面對這種詭計和可能發生變化的局勢，協約國表現不一，俄華人被出現在家門口的德國軍艦嚇壞了，立刻向奧斯曼帝國保證說只要帝國保持中立，他們就再也不插手君士坦丁堡的事務。法華人正在西線大打出手，贊同俄華人的提議，而感到沒面子的丘吉爾則不願意屈服，他想出了派魚雷艇溜進海峽將兩艘德艦擊沉的主意。
德國則在催促奧斯曼帝國儘早宣戰，但奧斯曼人還想接著拖下去，10月28日，原來的“戈本”號和“佈雷斯勞”號駛入黑海，炮擊了俄國的港口。協約國要求奧斯曼帝國立刻趕走德華人，但這個要求是奧斯曼人做不到的，因為他們自己的首都也處在德艦的炮口之下，11月4日俄國向奧斯曼帝國宣戰，第二天，英法也對其宣戰了。
參戰影響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參戰，首先是對俄國的恐懼和仇恨導致的。丘吉爾怪罪於帝國政府的好戰毫無道理。在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帝國政府想要置身事外幾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同盟國還是協約國勝利，都將會對歐洲的政治版圖造成重大變化，而這種變化將不可避免的影響奧斯曼帝國，甚至危及到它的生存。對其而言，最危險的結果莫過於俄國成為戰勝國的重要一員，到那個時候，英國將會犧牲掉奧斯曼帝國以滿足俄國的要求（事實上，大戰期間他們就是這麼幹的），而奧斯曼帝國只有孤注一擲，參與最可能對自己有利的那一方，指望德國打垮俄國。
更何況，“戈本”號的戲劇性事件有力的推動了奧斯曼帝國倒向德國，成為了德國政策的俘虜，而且是心甘情願的俘虜。而英華人的失誤在於，他們的傲慢使得他們實際上放棄了在奧斯曼帝國的有利地位和影響力，這種失誤並非是丘吉爾的政策造就的。丘吉爾的政策只不過是一個明顯的代表，事實上，從英國開始無視奧斯曼帝國的作用和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就開始了這一錯誤。
丘吉爾的傲慢使得他們在之後的戰局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由於奧斯曼帝國的參戰，俄國被同他的西歐盟友分隔開了，黑海的封鎖對俄國的打擊是致命的，由於戰爭的巨大消耗和缺乏物資供給，俄國逐漸走向了崩潰。1915年，在丘吉爾的主導下，英法軍隊發動了一次企圖征服奧斯曼帝國的戰役，為俄國“輸血”，但是最後變成了一場血腥的慘敗。
為了打倒奧斯曼帝國，協約國在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等地進行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軍事行動，這些行動最終瓦解了奧斯曼土耳其，創造了新的歷史，並締造了今天的中東，它們的意義和影響絕對不亞於“一戰”本身和俄國革命，但這一切都是以奧斯曼帝國參戰為開端的。
丘吉爾說：“就一隻船（“戈本”號）來說，它所帶來的屠戮、傷痛和毀滅的災難性後果，其程度是空前的。”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話不僅非常精闢準確，而且具有著非凡的預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