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名將的前半生,降而復叛的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墓誌銘》
南京博物院裡珍藏著一方民國時期出土的墓誌銘,全稱為《大周故左武威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贈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黑齒府君墓誌文並序》。
這方墓誌銘高70釐米,寬73釐米,銘文41行,滿行41字,1600餘字。詳細記載了,大唐名將黑齒常之曲折的一生,同時也將《兩唐書》和《資治通鑑》列傳中,缺漏的歷史細節一一補全,使我們得以更全面的認識,這位忠貞愛國的異族將領。
黑齒常之(630——689年)百濟人,兩唐書只簡略記載,“其身長七尺有餘,驍勇而有謀略,為百濟達率(百濟官名)兼風達郡將,相當於唐朝的刺史。”
《新唐書·列傳第三十五》:“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為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雲。”
而在墓誌銘中,則補全了他的字和姓氏的由來,“府君諱常之,字恆元,百濟人也。其先出於扶余氏,封於黑齒,子孫因以為氏焉”。
也就是說,黑齒常之本是百濟扶余王室一族,受封於黑齒之地,因以地為姓。這有點像屈原祖上本與楚王同姓熊,後受封於“屈”地而改姓屈一樣。
《墓誌銘》中還寫到,黑齒常之的曾祖、祖父、父分別叫文、德、沙次,皆任“達率”之職,而“黑齒常之本人“年未弱冠,以地籍授達率”。同時,還寫了這麼一條,“(百濟)達率之職,猶今兵部尚書,於本國二品官也”。
這便和兩唐書裡“仕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的記載相左了,以唐律來說“刺史最高也只有三品”。
按照《北史·百濟傳》的記述:“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都下有萬家,分為五部,……,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為之。”
可見百濟達率為五方鎮將,其下設十郡,實際上是大軍區的主官,品級確實比唐朝刺史職位高。
但說是兵部尚書則略顯溢美了,五方鎮將之上,應該還有一個總攬全軍的軍事主腦,他才應該是百濟的國防部長。
唐羅聯軍在熊津江口登陸後,連續擊敗百濟主力,百濟王扶余義慈及太子扶余隆率眾投降,百濟滅國。
唐軍在百濟舊地設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個都督府,以百濟原來的大小酋長為都督、刺史及縣令進行管理。
而末代百濟國王、太子、王子以及高階將領五十八人,則被押送至長安獻俘闕下。高宗李治分別委以官職,百濟王室由此定居中國,漸漸融入了漢族。
《舊唐書·高宗本紀上》:“(顯慶五年)十一月戊戌朔,邢國公蘇定方獻百濟王扶余義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於則天門,責而宥之。”
在國王投降的情況下,剛剛31歲的黑齒常之與大多數將領一樣,率所部向唐軍投降。但當時,蘇定方統領的唐羅聯軍多有殺戮,黑齒常之跟隨投降大軍向唐軍“送降款”,目睹了“丁壯者多被戳”,感覺十分憤怒。
不久,他便“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逃回本部,聚嘯山林徵召舊部,憑藉任存山(位於今南韓全州)天險結寨自保,很快就聚集起三萬餘眾,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抵抗部隊。
《舊唐書·黑齒常之傳》:“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
黑齒常之據守在任存山南部,距離百濟都城泗沘城較近,對唐軍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蘇定方迅速發兵進行征討,兩個名將間的“任存山之戰”爆發。
關於此戰,漢史記載極為簡略,“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舊唐書》)、“定方勒兵攻之,不克”(《新唐書》)、“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資治通鑑》)。
在另一部,記述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曆史的《三國史記》中,對任存山之戰記載稍詳:“(660年)八月二十六日,攻任存大柵,兵多地嶮,不能克,但攻破小柵。”
此處的任存大柵,應當就是黑齒常之結寨自守的地方,蘇定方統領的唐軍攻破了小柵,但在黑齒常之親領敢死隊據戰之下,大柵未能攻克。
九月三日,蘇定方按原計劃撤軍回國,在百濟只留副將劉仁願統領的一萬唐軍和七千新羅兵。唐羅聯軍的人數十萬銳減到一萬七千人,已經難以控制百濟全境。而計劃中趕來增援的左衛中郎將王文度,9月28日猝死,所部未能前往百濟。
《三國史記》:“(公元660年)九月三日,郞將劉仁願,以兵一萬人,留鎮泗沘城,(新羅)王子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濟王及王族臣僚九十三人,百姓一萬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
百濟的局面頓時逆轉,各地抵抗軍紛紛轉守為攻。9月23日,黑齒常之率部奔向百濟王都泗沘城(居拔城、固麻城),在拔除城外據點後,開始圍攻城垣。(“先破外柵,總奪軍資,復攻府城,幾將陷沒”)
所幸,留守王都的唐軍也是百戰之師,即便攻城部隊蜂蟻而來,卻毫不慌亂。在劉仁願帶領下,憑藉王城高厚的城牆拼死守城,大量殺傷攻城部隊。
黑齒常之見仰攻堅城難以得手,便在泗沘城四周山嶺上,築起四五個軍寨,形成圍而不攻的態勢,同時伺機抄掠周邊城邑屯糧圍困。在此次進攻的影響下,“百濟人叛而應者二十餘城”。
《三國史記》:“(公元660年)九月二十三日,百濟餘賊兵入泗沘,謀掠生降人,留守仁願出唐、羅人,擊走之。賊退上泗沘南嶺,豎四五柵,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濟人叛而應者二十餘城。”
面對百濟即將崩盤的局面,新羅王春秋率太子法敏及新羅諸軍前來營救,10月30日,新羅軍攻破泗沘南嶺軍寨,斬首1500餘級,“百濟二十餘城震懼,皆降。”
從《三國史記》的記述來看,兩唐書和通鑑中記載的“黑齒常之收復百濟二百餘城”的輝煌戰果,應為誇大之詞。
因為,當時百濟全國也就200餘城,黑齒常之不可能全部收復。加之,當時百濟抵抗軍的總首領為道琛和福信,並不是黑齒常之,而之後黑齒常之可能是與二人不和,漸漸被邊緣化了。
隨著,劉仁軌在白江口海戰中,四戰四捷,焚燒倭國戰船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痛殲了倭國援軍。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百濟王”扶余豐,隻身逃走直接人間蒸發了,唐軍只是“獲其寶劍”。
沒了倭國這個強援,百濟抵抗軍的末日喪鐘也就敲響了。龍朔三年(663年),唐高宗李治遣使招降黑齒常之,在抵抗軍中被邊緣化的黑齒常之決定再次降唐。
《舊唐書·黑齒常之傳》:“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眾降”。
這時,劉仁軌的部將孫仁師說道:“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
孫仁師所言“獸心難信”,應該就是指黑齒常之降而復叛,興兵圍攻泗沘城的舉動。
但劉仁軌不以為意,說道:“此二人(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揹我必滅,不須疑也。”
《舊唐書·劉仁軌傳》: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回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眾降。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揹我必滅,因機立效,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白江口之役後,百濟軍大勢已去,各城非潰即降。但任存城守將遲受信,卻憑藉地險城堅,糧秣甚多拒不投降(“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
公元663年10月21日,新羅軍首先對任存城發起進攻,但結果是“攻之三旬,不克,至11月4日,班師。”
在這種情況下,劉仁軌決定起用黑齒常之和沙吒相如,這就是《舊唐書·劉仁軌傳》裡記載的,“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可見經過激戰,唐軍如願攻克了任存城,“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資治通鑑》)。
憑此功勞,唐朝授予黑齒常之“折衝都尉”(正五品下),令其“鎮熊津城”。
綜合漢史和三國史記的記載可以確定,黑齒常之曾兩次降唐,時間分別是顯慶五年(660年)和龍朔三年(663年),投降的物件分別是蘇定方和劉仁軌。
但在黑齒常之的墓誌銘中,隱去了他降而復叛一節,只說他“與其主扶余隆具入朝,隸為萬年縣人”。
但很顯然,顯慶五年(660年)十一月,蘇定方獻俘闕下的五十八人裡,肯定沒有黑齒常之。
墓誌銘所以略去這段經歷,估計是因之後其終生為唐臣,不好意思寫曾有叛唐的經歷。
在《墓誌銘》中,對於他的成長經歷有如下描述,“府君少而雄爽,機神敏絕,所輕者嗜慾,所重者名訓。府深沉清,不見其涯域情。軌闊達遠,不形其裡數。加之以謹愨(誠實),重之以溫良。由是,親族敬之,師長憚之。年甫小學,即讀《春秋左氏之傳》及班、馬兩史,嘆曰:(左)丘明恥之,(孔)丘亦恥之。誠吾師也,過此何足多哉!”
由此可見,當時包括百濟在內的北韓三國,皆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盛行儒家文化。黑齒常之對唐朝文化的軟實力,心有慼慼焉,容易為之吸引。
同時,儒家文化忠君愛國的思想,也讓他在百濟時,為百濟不惜拼死而戰;歸唐後,則為唐朝傾心矢力不避刀劍。
梁元帝蕭繹所繪《職貢圖》中的百濟人形象
《墓誌銘》裡記載,“麟德初(664),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大為士眾所悅”。
這就說明,黑齒常之降唐後,並沒有馬上西至大唐本土,而是留在百濟在協助劉仁軌治理地方。
八年之後,即咸亨三年(672年),黑齒常之“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
不久,又因他“以至公為己任,以忘私為大端,天子嘉之”,“轉左領軍將軍,兼熊津都督府司馬,加封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由此可知,儀風二年(677年)前,黑齒常之一直都在百濟故地任唐朝地方官,由一個折衝都督逐步升職為左領軍將軍,封爵淳陽郡開國公。
直到677年,“蒲海生氛,蘭河有事”,黑齒常之才被跨海調動到河隴地區的洮河道,任洮河道經略副使。
要知道,黑齒常之的履歷裡,從未有過與遊牧部隊的作戰經驗,而這個調令的跨度,直線距離也有兩千多公里。
這個疑問的答案,看看誰是他的主官便一目瞭然了。
《舊唐書·劉仁軌傳》:“儀鳳二年(677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
這就很清楚了,當年收納黑齒常之的老恩公劉仁軌,一直沒忘了他。當劉仁軌調任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時,又想起了黑齒常之,便向朝廷舉薦,使其再次成為自己的部下,否則唐庭是無論如何,不會想起他的。
從此以後,黑齒常之便留在唐朝西北,為鎮守唐界東擋西殺。但在他成名之前,還有一個無比危險的陰招在前面等著。這個陰險的坑,還是他的老恩公劉仁軌挖的。
《大唐名將的前半生,降而復叛的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墓誌銘》
南京博物院裡珍藏著一方民國時期出土的墓誌銘,全稱為《大周故左武威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贈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黑齒府君墓誌文並序》。
這方墓誌銘高70釐米,寬73釐米,銘文41行,滿行41字,1600餘字。詳細記載了,大唐名將黑齒常之曲折的一生,同時也將《兩唐書》和《資治通鑑》列傳中,缺漏的歷史細節一一補全,使我們得以更全面的認識,這位忠貞愛國的異族將領。
黑齒常之(630——689年)百濟人,兩唐書只簡略記載,“其身長七尺有餘,驍勇而有謀略,為百濟達率(百濟官名)兼風達郡將,相當於唐朝的刺史。”
《新唐書·列傳第三十五》:“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為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雲。”
而在墓誌銘中,則補全了他的字和姓氏的由來,“府君諱常之,字恆元,百濟人也。其先出於扶余氏,封於黑齒,子孫因以為氏焉”。
也就是說,黑齒常之本是百濟扶余王室一族,受封於黑齒之地,因以地為姓。這有點像屈原祖上本與楚王同姓熊,後受封於“屈”地而改姓屈一樣。
《墓誌銘》中還寫到,黑齒常之的曾祖、祖父、父分別叫文、德、沙次,皆任“達率”之職,而“黑齒常之本人“年未弱冠,以地籍授達率”。同時,還寫了這麼一條,“(百濟)達率之職,猶今兵部尚書,於本國二品官也”。
這便和兩唐書裡“仕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的記載相左了,以唐律來說“刺史最高也只有三品”。
按照《北史·百濟傳》的記述:“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都下有萬家,分為五部,……,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為之。”
可見百濟達率為五方鎮將,其下設十郡,實際上是大軍區的主官,品級確實比唐朝刺史職位高。
但說是兵部尚書則略顯溢美了,五方鎮將之上,應該還有一個總攬全軍的軍事主腦,他才應該是百濟的國防部長。
唐高宗顯慶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唐朝任命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10萬唐軍,聯合新羅進攻百濟。唐羅聯軍在熊津江口登陸後,連續擊敗百濟主力,百濟王扶余義慈及太子扶余隆率眾投降,百濟滅國。
唐軍在百濟舊地設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個都督府,以百濟原來的大小酋長為都督、刺史及縣令進行管理。
而末代百濟國王、太子、王子以及高階將領五十八人,則被押送至長安獻俘闕下。高宗李治分別委以官職,百濟王室由此定居中國,漸漸融入了漢族。
《舊唐書·高宗本紀上》:“(顯慶五年)十一月戊戌朔,邢國公蘇定方獻百濟王扶余義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於則天門,責而宥之。”
在國王投降的情況下,剛剛31歲的黑齒常之與大多數將領一樣,率所部向唐軍投降。但當時,蘇定方統領的唐羅聯軍多有殺戮,黑齒常之跟隨投降大軍向唐軍“送降款”,目睹了“丁壯者多被戳”,感覺十分憤怒。
不久,他便“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逃回本部,聚嘯山林徵召舊部,憑藉任存山(位於今南韓全州)天險結寨自保,很快就聚集起三萬餘眾,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抵抗部隊。
《舊唐書·黑齒常之傳》:“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
黑齒常之據守在任存山南部,距離百濟都城泗沘城較近,對唐軍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蘇定方迅速發兵進行征討,兩個名將間的“任存山之戰”爆發。
關於此戰,漢史記載極為簡略,“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舊唐書》)、“定方勒兵攻之,不克”(《新唐書》)、“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資治通鑑》)。
在另一部,記述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曆史的《三國史記》中,對任存山之戰記載稍詳:“(660年)八月二十六日,攻任存大柵,兵多地嶮,不能克,但攻破小柵。”
此處的任存大柵,應當就是黑齒常之結寨自守的地方,蘇定方統領的唐軍攻破了小柵,但在黑齒常之親領敢死隊據戰之下,大柵未能攻克。
九月三日,蘇定方按原計劃撤軍回國,在百濟只留副將劉仁願統領的一萬唐軍和七千新羅兵。唐羅聯軍的人數十萬銳減到一萬七千人,已經難以控制百濟全境。而計劃中趕來增援的左衛中郎將王文度,9月28日猝死,所部未能前往百濟。
《三國史記》:“(公元660年)九月三日,郞將劉仁願,以兵一萬人,留鎮泗沘城,(新羅)王子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濟王及王族臣僚九十三人,百姓一萬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
百濟的局面頓時逆轉,各地抵抗軍紛紛轉守為攻。9月23日,黑齒常之率部奔向百濟王都泗沘城(居拔城、固麻城),在拔除城外據點後,開始圍攻城垣。(“先破外柵,總奪軍資,復攻府城,幾將陷沒”)
所幸,留守王都的唐軍也是百戰之師,即便攻城部隊蜂蟻而來,卻毫不慌亂。在劉仁願帶領下,憑藉王城高厚的城牆拼死守城,大量殺傷攻城部隊。
黑齒常之見仰攻堅城難以得手,便在泗沘城四周山嶺上,築起四五個軍寨,形成圍而不攻的態勢,同時伺機抄掠周邊城邑屯糧圍困。在此次進攻的影響下,“百濟人叛而應者二十餘城”。
《三國史記》:“(公元660年)九月二十三日,百濟餘賊兵入泗沘,謀掠生降人,留守仁願出唐、羅人,擊走之。賊退上泗沘南嶺,豎四五柵,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濟人叛而應者二十餘城。”
面對百濟即將崩盤的局面,新羅王春秋率太子法敏及新羅諸軍前來營救,10月30日,新羅軍攻破泗沘南嶺軍寨,斬首1500餘級,“百濟二十餘城震懼,皆降。”
從《三國史記》的記述來看,兩唐書和通鑑中記載的“黑齒常之收復百濟二百餘城”的輝煌戰果,應為誇大之詞。
因為,當時百濟全國也就200餘城,黑齒常之不可能全部收復。加之,當時百濟抵抗軍的總首領為道琛和福信,並不是黑齒常之,而之後黑齒常之可能是與二人不和,漸漸被邊緣化了。
此後,百濟戰局陷入停滯,直到公元663年,唐倭白江口之役後,雙方都沒有什麼大動作。隨著,劉仁軌在白江口海戰中,四戰四捷,焚燒倭國戰船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痛殲了倭國援軍。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百濟王”扶余豐,隻身逃走直接人間蒸發了,唐軍只是“獲其寶劍”。
沒了倭國這個強援,百濟抵抗軍的末日喪鐘也就敲響了。龍朔三年(663年),唐高宗李治遣使招降黑齒常之,在抵抗軍中被邊緣化的黑齒常之決定再次降唐。
《舊唐書·黑齒常之傳》:“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眾降”。
這時,劉仁軌的部將孫仁師說道:“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
孫仁師所言“獸心難信”,應該就是指黑齒常之降而復叛,興兵圍攻泗沘城的舉動。
但劉仁軌不以為意,說道:“此二人(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揹我必滅,不須疑也。”
《舊唐書·劉仁軌傳》: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回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眾降。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揹我必滅,因機立效,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正是在劉仁軌的信任下,黑齒常之開啟了終生為大唐搏殺的序幕,而附唐第一功,便是任存城之戰。白江口之役後,百濟軍大勢已去,各城非潰即降。但任存城守將遲受信,卻憑藉地險城堅,糧秣甚多拒不投降(“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
公元663年10月21日,新羅軍首先對任存城發起進攻,但結果是“攻之三旬,不克,至11月4日,班師。”
在這種情況下,劉仁軌決定起用黑齒常之和沙吒相如,這就是《舊唐書·劉仁軌傳》裡記載的,“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可見經過激戰,唐軍如願攻克了任存城,“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資治通鑑》)。
憑此功勞,唐朝授予黑齒常之“折衝都尉”(正五品下),令其“鎮熊津城”。
綜合漢史和三國史記的記載可以確定,黑齒常之曾兩次降唐,時間分別是顯慶五年(660年)和龍朔三年(663年),投降的物件分別是蘇定方和劉仁軌。
但在黑齒常之的墓誌銘中,隱去了他降而復叛一節,只說他“與其主扶余隆具入朝,隸為萬年縣人”。
但很顯然,顯慶五年(660年)十一月,蘇定方獻俘闕下的五十八人裡,肯定沒有黑齒常之。
墓誌銘所以略去這段經歷,估計是因之後其終生為唐臣,不好意思寫曾有叛唐的經歷。
《黑齒常之墓誌銘》
至於黑齒常之為何叛而復降,唐軍的軍事壓力固然是前提條件,但黑齒常之的成長經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墓誌銘》中,對於他的成長經歷有如下描述,“府君少而雄爽,機神敏絕,所輕者嗜慾,所重者名訓。府深沉清,不見其涯域情。軌闊達遠,不形其裡數。加之以謹愨(誠實),重之以溫良。由是,親族敬之,師長憚之。年甫小學,即讀《春秋左氏之傳》及班、馬兩史,嘆曰:(左)丘明恥之,(孔)丘亦恥之。誠吾師也,過此何足多哉!”
由此可見,當時包括百濟在內的北韓三國,皆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盛行儒家文化。黑齒常之對唐朝文化的軟實力,心有慼慼焉,容易為之吸引。
同時,儒家文化忠君愛國的思想,也讓他在百濟時,為百濟不惜拼死而戰;歸唐後,則為唐朝傾心矢力不避刀劍。
梁元帝蕭繹所繪《職貢圖》中的百濟人形象
黑齒常之第二次降唐的時間是龍朔三年(663年),之後十五年(儀鳳三年,678年),兩唐書對他的經歷一無所言,但墓誌銘恰好補足了這段缺失。《墓誌銘》裡記載,“麟德初(664),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大為士眾所悅”。
這就說明,黑齒常之降唐後,並沒有馬上西至大唐本土,而是留在百濟在協助劉仁軌治理地方。
八年之後,即咸亨三年(672年),黑齒常之“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
不久,又因他“以至公為己任,以忘私為大端,天子嘉之”,“轉左領軍將軍,兼熊津都督府司馬,加封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由此可知,儀風二年(677年)前,黑齒常之一直都在百濟故地任唐朝地方官,由一個折衝都督逐步升職為左領軍將軍,封爵淳陽郡開國公。
直到677年,“蒲海生氛,蘭河有事”,黑齒常之才被跨海調動到河隴地區的洮河道,任洮河道經略副使。
唐朝怎麼會有一個跨度如此之大的調動呢?要知道,黑齒常之的履歷裡,從未有過與遊牧部隊的作戰經驗,而這個調令的跨度,直線距離也有兩千多公里。
這個疑問的答案,看看誰是他的主官便一目瞭然了。
《舊唐書·劉仁軌傳》:“儀鳳二年(677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
這就很清楚了,當年收納黑齒常之的老恩公劉仁軌,一直沒忘了他。當劉仁軌調任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時,又想起了黑齒常之,便向朝廷舉薦,使其再次成為自己的部下,否則唐庭是無論如何,不會想起他的。
從此以後,黑齒常之便留在唐朝西北,為鎮守唐界東擋西殺。但在他成名之前,還有一個無比危險的陰招在前面等著。這個陰險的坑,還是他的老恩公劉仁軌挖的。
黑齒常之是怎麼從坑裡掙脫出來的,他又如何救唐軍於水火,請看下篇《大唐名將黑齒常之——救唐軍十萬,擎河西半壁,終含冤自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