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名將的前半生，降而復叛的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墓誌銘》
南京博物院裡珍藏著一方民國時期出土的墓誌銘，全稱為《大周故左武威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贈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黑齒府君墓誌文並序》。
這方墓誌銘高70釐米，寬73釐米，銘文41行，滿行41字，1600餘字。詳細記載了，大唐名將黑齒常之曲折的一生，同時也將《兩唐書》和《資治通鑑》列傳中，缺漏的歷史細節一一補全，使我們得以更全面的認識，這位忠貞愛國的異族將領。
黑齒常之（630——689年）百濟人，兩唐書只簡略記載，“其身長七尺有餘，驍勇而有謀略，為百濟達率（百濟官名）兼風達郡將，相當於唐朝的刺史。”
《新唐書·列傳第三十五》：“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為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雲。”
而在墓誌銘中，則補全了他的字和姓氏的由來，“府君諱常之，字恆元，百濟人也。其先出於扶余氏，封於黑齒，子孫因以為氏焉”。
也就是說，黑齒常之本是百濟扶余王室一族，受封於黑齒之地，因以地為姓。這有點像屈原祖上本與楚王同姓熊，後受封於“屈”地而改姓屈一樣。
《墓誌銘》中還寫到，黑齒常之的曾祖、祖父、父分別叫文、德、沙次，皆任“達率”之職，而“黑齒常之本人“年未弱冠，以地籍授達率”。同時，還寫了這麼一條，“（百濟）達率之職，猶今兵部尚書，於本國二品官也”。
這便和兩唐書裡“仕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的記載相左了，以唐律來說“刺史最高也只有三品”。
按照《北史·百濟傳》的記述：“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都下有萬家，分為五部，……，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為之。”
可見百濟達率為五方鎮將，其下設十郡，實際上是大軍區的主官，品級確實比唐朝刺史職位高。
但說是兵部尚書則略顯溢美了，五方鎮將之上，應該還有一個總攬全軍的軍事主腦，他才應該是百濟的國防部長。
唐羅聯軍在熊津江口登陸後，連續擊敗百濟主力，百濟王扶余義慈及太子扶余隆率眾投降，百濟滅國。
唐軍在百濟舊地設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個都督府，以百濟原來的大小酋長為都督、刺史及縣令進行管理。
而末代百濟國王、太子、王子以及高階將領五十八人，則被押送至長安獻俘闕下。高宗李治分別委以官職，百濟王室由此定居中國，漸漸融入了漢族。
《舊唐書·高宗本紀上》：“（顯慶五年）十一月戊戌朔，邢國公蘇定方獻百濟王扶余義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於則天門，責而宥之。”
在國王投降的情況下，剛剛31歲的黑齒常之與大多數將領一樣，率所部向唐軍投降。但當時，蘇定方統領的唐羅聯軍多有殺戮，黑齒常之跟隨投降大軍向唐軍“送降款”，目睹了“丁壯者多被戳”，感覺十分憤怒。
不久，他便“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逃回本部，聚嘯山林徵召舊部，憑藉任存山（位於今南韓全州）天險結寨自保，很快就聚集起三萬餘眾，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抵抗部隊。
《舊唐書·黑齒常之傳》：“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
黑齒常之據守在任存山南部，距離百濟都城泗沘城較近，對唐軍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蘇定方迅速發兵進行征討，兩個名將間的“任存山之戰”爆發。
關於此戰，漢史記載極為簡略，“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舊唐書》）、“定方勒兵攻之，不克”（《新唐書》）、“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資治通鑑》）。
在另一部，記述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曆史的《三國史記》中，對任存山之戰記載稍詳：“（660年）八月二十六日，攻任存大柵，兵多地嶮，不能克，但攻破小柵。”
此處的任存大柵，應當就是黑齒常之結寨自守的地方，蘇定方統領的唐軍攻破了小柵，但在黑齒常之親領敢死隊據戰之下，大柵未能攻克。
九月三日，蘇定方按原計劃撤軍回國，在百濟只留副將劉仁願統領的一萬唐軍和七千新羅兵。唐羅聯軍的人數十萬銳減到一萬七千人，已經難以控制百濟全境。而計劃中趕來增援的左衛中郎將王文度，9月28日猝死，所部未能前往百濟。
《三國史記》：“（公元660年）九月三日，郞將劉仁願，以兵一萬人，留鎮泗沘城，（新羅）王子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濟王及王族臣僚九十三人，百姓一萬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
百濟的局面頓時逆轉，各地抵抗軍紛紛轉守為攻。9月23日，黑齒常之率部奔向百濟王都泗沘城（居拔城、固麻城），在拔除城外據點後，開始圍攻城垣。（“先破外柵，總奪軍資，復攻府城，幾將陷沒”）
所幸，留守王都的唐軍也是百戰之師，即便攻城部隊蜂蟻而來，卻毫不慌亂。在劉仁願帶領下，憑藉王城高厚的城牆拼死守城，大量殺傷攻城部隊。
黑齒常之見仰攻堅城難以得手，便在泗沘城四周山嶺上，築起四五個軍寨，形成圍而不攻的態勢，同時伺機抄掠周邊城邑屯糧圍困。在此次進攻的影響下，“百濟人叛而應者二十餘城”。
《三國史記》：“（公元660年）九月二十三日，百濟餘賊兵入泗沘，謀掠生降人，留守仁願出唐、羅人，擊走之。賊退上泗沘南嶺，豎四五柵，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濟人叛而應者二十餘城。”
面對百濟即將崩盤的局面，新羅王春秋率太子法敏及新羅諸軍前來營救，10月30日，新羅軍攻破泗沘南嶺軍寨，斬首1500餘級，“百濟二十餘城震懼，皆降。”
從《三國史記》的記述來看，兩唐書和通鑑中記載的“黑齒常之收復百濟二百餘城”的輝煌戰果，應為誇大之詞。
因為，當時百濟全國也就200餘城，黑齒常之不可能全部收復。加之，當時百濟抵抗軍的總首領為道琛和福信，並不是黑齒常之，而之後黑齒常之可能是與二人不和，漸漸被邊緣化了。
隨著，劉仁軌在白江口海戰中，四戰四捷，焚燒倭國戰船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痛殲了倭國援軍。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百濟王”扶余豐，隻身逃走直接人間蒸發了，唐軍只是“獲其寶劍”。
沒了倭國這個強援，百濟抵抗軍的末日喪鐘也就敲響了。龍朔三年（663年），唐高宗李治遣使招降黑齒常之，在抵抗軍中被邊緣化的黑齒常之決定再次降唐。
《舊唐書·黑齒常之傳》：“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眾降”。
這時，劉仁軌的部將孫仁師說道：“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
孫仁師所言“獸心難信”，應該就是指黑齒常之降而復叛，興兵圍攻泗沘城的舉動。
但劉仁軌不以為意，說道：“此二人（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揹我必滅，不須疑也。”
《舊唐書·劉仁軌傳》：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回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眾降。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揹我必滅，因機立效，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白江口之役後，百濟軍大勢已去，各城非潰即降。但任存城守將遲受信，卻憑藉地險城堅，糧秣甚多拒不投降（“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
公元663年10月21日，新羅軍首先對任存城發起進攻，但結果是“攻之三旬，不克，至11月4日，班師。”
在這種情況下，劉仁軌決定起用黑齒常之和沙吒相如，這就是《舊唐書·劉仁軌傳》裡記載的，“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可見經過激戰，唐軍如願攻克了任存城，“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資治通鑑》）。
憑此功勞，唐朝授予黑齒常之“折衝都尉”（正五品下），令其“鎮熊津城”。
綜合漢史和三國史記的記載可以確定，黑齒常之曾兩次降唐，時間分別是顯慶五年（660年）和龍朔三年（663年），投降的物件分別是蘇定方和劉仁軌。
但在黑齒常之的墓誌銘中，隱去了他降而復叛一節，只說他“與其主扶余隆具入朝，隸為萬年縣人”。
但很顯然，顯慶五年（660年）十一月，蘇定方獻俘闕下的五十八人裡，肯定沒有黑齒常之。
墓誌銘所以略去這段經歷，估計是因之後其終生為唐臣，不好意思寫曾有叛唐的經歷。
在《墓誌銘》中，對於他的成長經歷有如下描述，“府君少而雄爽，機神敏絕，所輕者嗜慾，所重者名訓。府深沉清，不見其涯域情。軌闊達遠，不形其裡數。加之以謹愨（誠實），重之以溫良。由是，親族敬之，師長憚之。年甫小學，即讀《春秋左氏之傳》及班、馬兩史，嘆曰：（左）丘明恥之，（孔）丘亦恥之。誠吾師也，過此何足多哉！”
由此可見，當時包括百濟在內的北韓三國，皆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盛行儒家文化。黑齒常之對唐朝文化的軟實力，心有慼慼焉，容易為之吸引。
同時，儒家文化忠君愛國的思想，也讓他在百濟時，為百濟不惜拼死而戰；歸唐後，則為唐朝傾心矢力不避刀劍。
梁元帝蕭繹所繪《職貢圖》中的百濟人形象
《墓誌銘》裡記載，“麟德初（664），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大為士眾所悅”。
這就說明，黑齒常之降唐後，並沒有馬上西至大唐本土，而是留在百濟在協助劉仁軌治理地方。
八年之後，即咸亨三年（672年），黑齒常之“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
不久，又因他“以至公為己任，以忘私為大端，天子嘉之”，“轉左領軍將軍，兼熊津都督府司馬，加封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由此可知，儀風二年（677年）前，黑齒常之一直都在百濟故地任唐朝地方官，由一個折衝都督逐步升職為左領軍將軍，封爵淳陽郡開國公。
直到677年，“蒲海生氛，蘭河有事”，黑齒常之才被跨海調動到河隴地區的洮河道，任洮河道經略副使。
要知道，黑齒常之的履歷裡，從未有過與遊牧部隊的作戰經驗，而這個調令的跨度，直線距離也有兩千多公里。
這個疑問的答案，看看誰是他的主官便一目瞭然了。
《舊唐書·劉仁軌傳》：“儀鳳二年（677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
這就很清楚了，當年收納黑齒常之的老恩公劉仁軌，一直沒忘了他。當劉仁軌調任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時，又想起了黑齒常之，便向朝廷舉薦，使其再次成為自己的部下，否則唐庭是無論如何，不會想起他的。
從此以後，黑齒常之便留在唐朝西北，為鎮守唐界東擋西殺。但在他成名之前，還有一個無比危險的陰招在前面等著。這個陰險的坑，還是他的老恩公劉仁軌挖的。
《大唐名將的前半生，降而復叛的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墓誌銘》
南京博物院裡珍藏著一方民國時期出土的墓誌銘，全稱為《大周故左武威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贈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黑齒府君墓誌文並序》。
這方墓誌銘高70釐米，寬73釐米，銘文41行，滿行41字，1600餘字。詳細記載了，大唐名將黑齒常之曲折的一生，同時也將《兩唐書》和《資治通鑑》列傳中，缺漏的歷史細節一一補全，使我們得以更全面的認識，這位忠貞愛國的異族將領。
黑齒常之（630——689年）百濟人，兩唐書只簡略記載，“其身長七尺有餘，驍勇而有謀略，為百濟達率（百濟官名）兼風達郡將，相當於唐朝的刺史。”
《新唐書·列傳第三十五》：“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為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雲。”
而在墓誌銘中，則補全了他的字和姓氏的由來，“府君諱常之，字恆元，百濟人也。其先出於扶余氏，封於黑齒，子孫因以為氏焉”。
也就是說，黑齒常之本是百濟扶余王室一族，受封於黑齒之地，因以地為姓。這有點像屈原祖上本與楚王同姓熊，後受封於“屈”地而改姓屈一樣。
《墓誌銘》中還寫到，黑齒常之的曾祖、祖父、父分別叫文、德、沙次，皆任“達率”之職，而“黑齒常之本人“年未弱冠，以地籍授達率”。同時，還寫了這麼一條，“（百濟）達率之職，猶今兵部尚書，於本國二品官也”。
這便和兩唐書裡“仕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的記載相左了，以唐律來說“刺史最高也只有三品”。
按照《北史·百濟傳》的記述：“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都下有萬家，分為五部，……，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為之。”
可見百濟達率為五方鎮將，其下設十郡，實際上是大軍區的主官，品級確實比唐朝刺史職位高。
但說是兵部尚書則略顯溢美了，五方鎮將之上，應該還有一個總攬全軍的軍事主腦，他才應該是百濟的國防部長。
唐高宗顯慶五年（公元660年）三月，唐朝任命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10萬唐軍，聯合新羅進攻百濟。唐羅聯軍在熊津江口登陸後，連續擊敗百濟主力，百濟王扶余義慈及太子扶余隆率眾投降，百濟滅國。
唐軍在百濟舊地設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個都督府，以百濟原來的大小酋長為都督、刺史及縣令進行管理。
而末代百濟國王、太子、王子以及高階將領五十八人，則被押送至長安獻俘闕下。高宗李治分別委以官職，百濟王室由此定居中國，漸漸融入了漢族。
《舊唐書·高宗本紀上》：“（顯慶五年）十一月戊戌朔，邢國公蘇定方獻百濟王扶余義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於則天門，責而宥之。”
在國王投降的情況下，剛剛31歲的黑齒常之與大多數將領一樣，率所部向唐軍投降。但當時，蘇定方統領的唐羅聯軍多有殺戮，黑齒常之跟隨投降大軍向唐軍“送降款”，目睹了“丁壯者多被戳”，感覺十分憤怒。
不久，他便“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逃回本部，聚嘯山林徵召舊部，憑藉任存山（位於今南韓全州）天險結寨自保，很快就聚集起三萬餘眾，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抵抗部隊。
《舊唐書·黑齒常之傳》：“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
黑齒常之據守在任存山南部，距離百濟都城泗沘城較近，對唐軍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蘇定方迅速發兵進行征討，兩個名將間的“任存山之戰”爆發。
關於此戰，漢史記載極為簡略，“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舊唐書》）、“定方勒兵攻之，不克”（《新唐書》）、“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資治通鑑》）。
在另一部，記述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曆史的《三國史記》中，對任存山之戰記載稍詳：“（660年）八月二十六日，攻任存大柵，兵多地嶮，不能克，但攻破小柵。”
此處的任存大柵，應當就是黑齒常之結寨自守的地方，蘇定方統領的唐軍攻破了小柵，但在黑齒常之親領敢死隊據戰之下，大柵未能攻克。
九月三日，蘇定方按原計劃撤軍回國，在百濟只留副將劉仁願統領的一萬唐軍和七千新羅兵。唐羅聯軍的人數十萬銳減到一萬七千人，已經難以控制百濟全境。而計劃中趕來增援的左衛中郎將王文度，9月28日猝死，所部未能前往百濟。
《三國史記》：“（公元660年）九月三日，郞將劉仁願，以兵一萬人，留鎮泗沘城，（新羅）王子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濟王及王族臣僚九十三人，百姓一萬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
百濟的局面頓時逆轉，各地抵抗軍紛紛轉守為攻。9月23日，黑齒常之率部奔向百濟王都泗沘城（居拔城、固麻城），在拔除城外據點後，開始圍攻城垣。（“先破外柵，總奪軍資，復攻府城，幾將陷沒”）
所幸，留守王都的唐軍也是百戰之師，即便攻城部隊蜂蟻而來，卻毫不慌亂。在劉仁願帶領下，憑藉王城高厚的城牆拼死守城，大量殺傷攻城部隊。
黑齒常之見仰攻堅城難以得手，便在泗沘城四周山嶺上，築起四五個軍寨，形成圍而不攻的態勢，同時伺機抄掠周邊城邑屯糧圍困。在此次進攻的影響下，“百濟人叛而應者二十餘城”。
《三國史記》：“（公元660年）九月二十三日，百濟餘賊兵入泗沘，謀掠生降人，留守仁願出唐、羅人，擊走之。賊退上泗沘南嶺，豎四五柵，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濟人叛而應者二十餘城。”
面對百濟即將崩盤的局面，新羅王春秋率太子法敏及新羅諸軍前來營救，10月30日，新羅軍攻破泗沘南嶺軍寨，斬首1500餘級，“百濟二十餘城震懼，皆降。”
從《三國史記》的記述來看，兩唐書和通鑑中記載的“黑齒常之收復百濟二百餘城”的輝煌戰果，應為誇大之詞。
因為，當時百濟全國也就200餘城，黑齒常之不可能全部收復。加之，當時百濟抵抗軍的總首領為道琛和福信，並不是黑齒常之，而之後黑齒常之可能是與二人不和，漸漸被邊緣化了。
此後，百濟戰局陷入停滯，直到公元663年，唐倭白江口之役後，雙方都沒有什麼大動作。隨著，劉仁軌在白江口海戰中，四戰四捷，焚燒倭國戰船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痛殲了倭國援軍。
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百濟王”扶余豐，隻身逃走直接人間蒸發了，唐軍只是“獲其寶劍”。
沒了倭國這個強援，百濟抵抗軍的末日喪鐘也就敲響了。龍朔三年（663年），唐高宗李治遣使招降黑齒常之，在抵抗軍中被邊緣化的黑齒常之決定再次降唐。
《舊唐書·黑齒常之傳》：“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眾降”。
這時，劉仁軌的部將孫仁師說道：“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
孫仁師所言“獸心難信”，應該就是指黑齒常之降而復叛，興兵圍攻泗沘城的舉動。
但劉仁軌不以為意，說道：“此二人（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揹我必滅，不須疑也。”
《舊唐書·劉仁軌傳》：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回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眾降。孫仁師曰：“相如等獸心難信，若授以甲仗，是資寇兵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恩之士，從我則成，揹我必滅，因機立效，在於茲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正是在劉仁軌的信任下，黑齒常之開啟了終生為大唐搏殺的序幕，而附唐第一功，便是任存城之戰。白江口之役後，百濟軍大勢已去，各城非潰即降。但任存城守將遲受信，卻憑藉地險城堅，糧秣甚多拒不投降（“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
公元663年10月21日，新羅軍首先對任存城發起進攻，但結果是“攻之三旬，不克，至11月4日，班師。”
在這種情況下，劉仁軌決定起用黑齒常之和沙吒相如，這就是《舊唐書·劉仁軌傳》裡記載的，“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
可見經過激戰，唐軍如願攻克了任存城，“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資治通鑑》）。
憑此功勞，唐朝授予黑齒常之“折衝都尉”（正五品下），令其“鎮熊津城”。
綜合漢史和三國史記的記載可以確定，黑齒常之曾兩次降唐，時間分別是顯慶五年（660年）和龍朔三年（663年），投降的物件分別是蘇定方和劉仁軌。
但在黑齒常之的墓誌銘中，隱去了他降而復叛一節，只說他“與其主扶余隆具入朝，隸為萬年縣人”。
但很顯然，顯慶五年（660年）十一月，蘇定方獻俘闕下的五十八人裡，肯定沒有黑齒常之。
墓誌銘所以略去這段經歷，估計是因之後其終生為唐臣，不好意思寫曾有叛唐的經歷。
《黑齒常之墓誌銘》
至於黑齒常之為何叛而復降，唐軍的軍事壓力固然是前提條件，但黑齒常之的成長經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墓誌銘》中，對於他的成長經歷有如下描述，“府君少而雄爽，機神敏絕，所輕者嗜慾，所重者名訓。府深沉清，不見其涯域情。軌闊達遠，不形其裡數。加之以謹愨（誠實），重之以溫良。由是，親族敬之，師長憚之。年甫小學，即讀《春秋左氏之傳》及班、馬兩史，嘆曰：（左）丘明恥之，（孔）丘亦恥之。誠吾師也，過此何足多哉！”
由此可見，當時包括百濟在內的北韓三國，皆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盛行儒家文化。黑齒常之對唐朝文化的軟實力，心有慼慼焉，容易為之吸引。
同時，儒家文化忠君愛國的思想，也讓他在百濟時，為百濟不惜拼死而戰；歸唐後，則為唐朝傾心矢力不避刀劍。
梁元帝蕭繹所繪《職貢圖》中的百濟人形象
黑齒常之第二次降唐的時間是龍朔三年（663年），之後十五年（儀鳳三年，678年），兩唐書對他的經歷一無所言，但墓誌銘恰好補足了這段缺失。《墓誌銘》裡記載，“麟德初（664），以人望授折衝都尉，鎮熊津城，大為士眾所悅”。
這就說明，黑齒常之降唐後，並沒有馬上西至大唐本土，而是留在百濟在協助劉仁軌治理地方。
八年之後，即咸亨三年（672年），黑齒常之“以功加忠武將軍，行帶方州長史，尋遷使持節沙泮州諸軍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國。”
不久，又因他“以至公為己任，以忘私為大端，天子嘉之”，“轉左領軍將軍，兼熊津都督府司馬，加封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由此可知，儀風二年（677年）前，黑齒常之一直都在百濟故地任唐朝地方官，由一個折衝都督逐步升職為左領軍將軍，封爵淳陽郡開國公。
直到677年，“蒲海生氛，蘭河有事”，黑齒常之才被跨海調動到河隴地區的洮河道，任洮河道經略副使。
唐朝怎麼會有一個跨度如此之大的調動呢？要知道，黑齒常之的履歷裡，從未有過與遊牧部隊的作戰經驗，而這個調令的跨度，直線距離也有兩千多公里。
這個疑問的答案，看看誰是他的主官便一目瞭然了。
《舊唐書·劉仁軌傳》：“儀鳳二年（677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
這就很清楚了，當年收納黑齒常之的老恩公劉仁軌，一直沒忘了他。當劉仁軌調任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時，又想起了黑齒常之，便向朝廷舉薦，使其再次成為自己的部下，否則唐庭是無論如何，不會想起他的。
從此以後，黑齒常之便留在唐朝西北，為鎮守唐界東擋西殺。但在他成名之前，還有一個無比危險的陰招在前面等著。這個陰險的坑，還是他的老恩公劉仁軌挖的。
黑齒常之是怎麼從坑裡掙脫出來的，他又如何救唐軍於水火，請看下篇《大唐名將黑齒常之——救唐軍十萬，擎河西半壁，終含冤自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