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微子》：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在孔子對逸民的評價中，別人都有，唯獨沒有朱張。這件事情很奇怪；因為一般說來朱張這個人不見經傳，無史可考。

伯夷、叔齊，人們已很熟悉；孤竹君的長子和三子，為了避位讓於仲子，而去了周地。史說：“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就去投奔他。西伯就是後來的周文王。文王逝世後，武王伐殷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雖然不聽，但以賢人待之。殷滅亡後，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後被歸葬於孤竹國，在今集安丸都山下、通溝河邊，有“兄冢”、“弟冢”，則極可能是伯夷、叔齊的墓葬。因為商湯時，封禹後之有功者中，即有孤竹；周時，已遷於鴨綠江之畔。齊桓公“伐令支，過孤竹”及後來伐孤竹，就到了鴨綠江；但“未至貊耳十里”，就是沒到江對岸。貊耳又稱不耐（《毋丘儉紀功碑》）就是現在鴨綠江對岸北韓境內十個叫某某裡的地方。

虞仲，為周文王的二伯父。古公亶父老病時，寄希望於三子季歷的兒子昌，即後來的文王。泰伯、虞仲既以採藥為名，避於華東。孔子為何只提虞仲？因為泰伯到了今常熱一帶，被淮夷推為首領；武王崩後，成王年幼，懷疑周公欲借攝政之機篡位，淮夷又參加了，“武庚及三叔之亂”。而虞仲沒有參加。

夷逸，《屍子》說：“夷逸，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一說，本名夷佚，誤為夷逸。

柳下惠，人們廣為流傳的是“坐懷不亂”，說明其為人操守清高。實際上，柳下惠為理官，三次被罷黜，仍不離開魯地，別人說：“子未可以去乎？”他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意思是耿真認真對待人，怎能不被多次罷免；如果不講原則而去待人，在哪裡還不一樣！

少連，為女真族人蜚廉，過去多不詳。孔子說：“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日月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史記·秦本紀》：伯益“生子大廉，實鳥俗氏”。就是鳥谷、薄姑，在今東北南部、山東半島、華北之東部一帶，為古渤海（伯明）國，大廉就是大連。其後裔有蜚廉，就是少連。“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拓北方。”史說：“武王追蜚廉於海陬”，蜚廉就逃出海 外。《秦本紀》又說：飛廉“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武王賜他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霍台山，今之五臺因蜚廉改為華氏，又叫華太山；華又讀wo，又因有壇，後稱五臺山。少連古讀薩哈連、薩哈林；松花江曾名薩哈林江、庫頁島又名薩哈林島，就是以“少連”為名；後薩哈林鳥又名樺太島，也是以少連居華太山的原因。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已乎！

虞仲、夷佚，隱居放言，身中清，發中權。

唯獨沒提及朱張。這是怎麼回事？前面的“逸民”的名單不是孔子說的話，而是其門弟子整理的。孔子沒提的朱張，就可能是其門弟子後來加進去的一位“隱居放言，身中清，發中權”的賢者。這位賢人的事蹟不詳，可能時間較近，婦孺皆知，不必詳加介紹；或是孔子去世後的人士，遂有這些表現，卻無法論及；為此，只好由弟子們加進“逸民”行刊罷了。

這位“逸民”是誰呢？在春秋末期，與“朱”字有關的人，著名的有陶朱公，就是范蠡，他是越國的大夫，幫助越王勾踐戰敗吳王夫差，然後隱退。他在齊國給越大夫文種寫信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稱病不朝，但沒離開越國，後終於被饞身死。

范蠡浮海去齊，改名鴟夷子皮，在海邊墾田而耕，積累千金。齊人看他能幹，想讓他為相，他拒絕而遷於陶，號陶朱公。范蠡隱退的時候，孔子已去世多年，所以孔子知有其人，但不可能知道他“隱居放言”之事蹟。其弟子雖然在整理《論語》時，加進此人，而又不可能有孔子的評論，這是唯一的可能。

王弼注《論語》說：“朱張，字仲弓，荀卿以比孔子”。但是仲弓是孔子以後的人，並且沒有突出事蹟；孔子自己對於“逸民”的言行，是“無可無不可”的，就算能“比於孔子”，也無法加入“逸民”的行列。

謝謝，鴟夷子皮是指范蠡，他是商聖，他幫助越王勾踐復國滅吳，然後泛遊五湖，急流勇退，為了避免越王追殺自稱鴟夷子皮，意思是牛皮做的酒囊，可能也是他的商標吧，一開始他可能就是賣這種酒囊，然後成了品牌，就想現在的LV包包，范蠡三聚財三散財，好不瀟灑，以上依據取材於史記和個人推測

如果我沒記錯，“鴟夷子皮”這個詞語應該指的是商聖范蠡吧。

范蠡是春秋晚期的大人物，原是楚華人，出身貧寒，但博學多才，是個難得的人才，只可惜，楚國當時的體制比較僵化，仕途幾乎被少數貴族壟斷，貧民是鮮有機會出人頭地的，所以，范蠡就跑到了越國去尋找機會。正好，越王勾踐正四處蒐羅人才，范蠡就留到了越王身邊，開始輔佐越國。

後來，越王勾踐經過臥薪嚐膽，一舉幹掉了吳國，成為春秋末期的一個小霸主。范蠡此人聰明絕頂，經過與勾踐一段時間的接觸，他深知勾踐只能“共苦”，不能“同甘”，所以，范蠡急流勇退，離開了政壇，轉而開始經商，遂號稱“鴟夷子皮”。

那麼，這個“號”到底是個什麼意思呢？由於年代久遠，大家對這個詞的理解也眾說紛紜，鄙人不才，就把自己的理解說出來給大家分享一下吧，如果您不同意也不要緊，不妨留言討論。“鴟”一般是鷂鷹的意思，我覺得在這裡應該指的是一種形狀，類似鷂鷹的樣子。“子皮”應該指的是皮子，也就是形容材料的。綜合起來就是，樣子像鷂鷹的皮囊，用於裝酒的。那麼，為什麼叫這麼一個怪名呢？我覺得應該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隱姓埋名的需要。范蠡離開政壇，就是為了歸隱，為了告別過去，取一個別人猜不出自己身份的名字還是有必要的，范蠡生性孤傲，這個名字正好符合他的秉性。

第二，這個名字應該與范蠡的心態有關。歸隱山林，寄情于山水，但包羅永珍的心還是要有的。“鴟夷子皮”說的是酒囊，既代表了飲酒高歌的生活狀態，又可以代表能屈能伸的心，符合他的心理狀態。

說一說范蠡退隱。范蠡，楚國苑(今河南南陽)人，字少伯，是越王勾踐霸業的主要謀士。殫精竭慮，跟隨勾踐二十多年。勾踐用其計謀，滅吳，會諸侯，尊周，最終成就霸業。相傳范蠡獻計將美女西施獻給吳王夫差，使其耽於美色之中，越由此滅吳。勾踐成就霸業後，尊范蠡為上將軍。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范蠡認為勾踐(可與同患，難以處安)，於是不顧勾踐挽留而裝其珍寶珠玉，與隨從乘船從海上離開越國。相傳與他一起離越的還有美女西施呢。

鴟夷子皮是春秋末期楚國商人范蠡經商時取的名字。所謂"鴟夷子皮"，是指古代牛皮做的酒器，有"酒囊皮子"的意思。范蠡謀略過人，曾做過越王勾踐的大夫，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均有建樹，被尊為民間財神。那麼，他為何會取這麼一個看似粗俗的名字呢? 其實，這個名字看似粗俗，實則蘊含能屈能伸，包羅永珍、吞吐天地之意 。范蠡的境界達到了"空"和"忘我"的境界，從名字也可以看出其胸襟開闊，超凡脫俗，這也許就是范蠡使用這個粗俗名字的重要原因吧！

不同的選擇，不同的結局

——歷史上的兩位“鴟夷”

“鴟夷子皮”，簡稱“鴟夷”，這個頗為怪異的名稱，卻可以指代春秋時期兩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伍子胥和范蠡。

《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呼！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伍子胥死後，屍體被吳王裝在“鴟夷革”裡，扔進了江裡，後人因而稱他為“鴟夷”。明代張煌言的《甲辰八月辭故里》詩裡有一句“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這裡的“鴟夷”指的就是伍子胥。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

范蠡功成身退，隱姓埋名，逃到齊國，自稱“鴟夷子皮”。這位霸越滅吳的智者，轉而從商，被民間尊為“商聖”，他的故事歷來被人稱道。李白的《古風》裡寫道：“何如鴟夷子，散發棹扁舟。”這裡的“鴟夷子”，就是范蠡。

那麼，“鴟夷”到底是什麼？

三國時的韋昭說：“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就是說，“鴟夷”是馬皮或牛皮做的袋子。這種袋子主要是用來裝酒的，是古代民間普遍使用的一種“酒囊”，用時可以盛酒，不用時可以收起疊好，隨身攜帶。這種東西直到宋朝還有人使用，蘇軾曾在詩中寫道：“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伍子胥死後就是裝在這樣的袋子裡，被扔進江裡的。當然，裝伍子胥的這個袋子恐怕要比平時裝酒的要大上好多了。

范蠡為什麼也要自稱為“鴟夷子皮”呢？司馬貞認為：“以吳王夫差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范蠡）自以為有罪，故為號也。”就是說，范蠡自以為罪同子胥，所以用“鴟夷子皮”自稱。顏師古則說：“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他認為，“鴟夷子皮”雖然只是普通的酒囊皮子，但伸縮自如，能屈能伸，蘊含了很深的道理，范蠡以此為名，其實是為了體現他開闊的胸襟。

無論是因為什麼，這兩位名人都有了“鴟夷”這個稱號。

伍子胥幫助吳王闔閭奪取王位，打敗楚國，又輔佐吳王夫差打敗越國，建立霸業；范蠡幫助越王制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戰略，使得勾踐興越滅吳、稱霸中原。雖然他們在各自國中的功績極其相似，但兩位“鴟夷”的人生結局卻截然不同。

由伍子胥和范蠡，我又想到了文種。還記得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裡有讀過這樣一句話：“子胥功高吳王忌，文種滅吳身首分。”

文種和范蠡齊名，也是越國打敗吳國的主要謀士和功臣。

《史記》記載，范蠡走後，寫信給文種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文種看了信，卻沒能急流勇退。後來，越王勾踐賜給他一把劍，說：“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文種只好自殺了。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據說勾踐賜給文種的那把劍就是夫差賜給伍子胥的“屬鏤”劍。伍子胥臨死前憤怒地說，要把他的眼睛掛在吳國的東門上，好讓他看到越國滅吳的那一刻，所以後人認為錢塘江的怒潮就是伍子胥的怨氣所化。文種自殺前，歷史上沒有記載他說了什麼，不知他是不是和伍子胥一樣怨憤。

范蠡說勾踐“長頸鳥喙”，這樣相貌的人是否難以相處，這難以定論。但“共患難易，共歡樂難”卻是人的共性，范蠡能看清這一點，並且能輕易地捨棄在越國的地位和財富，可以說是大智大勇。

范蠡在齊國沒有多久，家產就達到了數十萬，齊華人認為他是一個賢人，“以為相”。高官厚祿似乎是擋都擋不住的，范蠡卻感嘆說：“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他歸還了相印，散盡了家財，來到了陶地，再次改名，“自謂陶朱公”。很快，他又“致貲累鉅萬”。司馬遷評價他說：“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李斯也說他：“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古之下，孰可比倫。”

“范蠡功成身隱遁，伍胥諫死國消磨。”（魚玄機《浣紗廟》）不同的選擇，不同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