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個問題可以用一個詞概括，那是因為滿蒙有“共同語言”。

這個“共同語言”不是說他們的民族語言相同的意思。是指他們有共同的民族相似處。雖然現在滿蒙都已經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但在古代，包括滿蒙在內的少數民族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還是有一定的民族隔閡的。

不過，完全說蒙古等少數民族不願臣服中原王朝，或說蒙古完全臣服滿清都是不確切的。古代也有很多少數民族與華夏民族融合的例子，如:戰國時的義渠融入秦國、西漢的匈奴分支融入漢朝、東漢的烏桓融入漢朝、南北朝時以鮮卑為主的很多少數民族融入等等。明朝時由於民族矛盾比較激化，漢民族很難接納蒙古，所以以驅逐為主，而且初期蒙古貴族也表現願意臣服接受冊封。不過後來蒙古又強大起來脫離了明的領導，但明蒙誰也吃不掉誰，就僵持下去了。後來明衰落，蒙也同時衰落，雙方還是處於了共生狀態。至於滿蒙的關係，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蒙歸附滿那麼簡單。滿崛起於明後期，這時的滿的地位是低於蒙的，明對滿蒙來說相當於個瘦死的駱駝還是個龐然大物啃不動。同時的蒙也在衰落，所以在與明抗衡的過程中，滿的地位逐漸上升，與蒙形成了“同仇敵愾”“榮辱與共”的地位。滿征服明的過程中，滿的地位繼續上升，蒙這時才相當於歸附滿清。但也不是所有蒙古勢力都甘心任憑滿清驅使的，比如準葛爾叛亂等，滿清在鎮壓這些不穩定因素也是廢了不少力氣。

滿蒙對於中原王朝來說，他們都屬於蠻夷，而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主要都在兩河流域棲息。將周邊的少數民族當作蠻夷排斥在外。周朝時，甚至是將處於邊緣地區的秦楚也視為蠻夷。確切來劃分少數民族是:南蠻、北狄、西戎、東夷。不過其實有很多少數民族實際上也是華夏民族在歷史變遷中的某個分支形成的。在秦漢以前，少數民族沒有對中原王朝形成威脅，基本屬於被吊打的狀態。到了漢時，北方的少數民族匈奴強大起來對中原王朝構成了足夠威脅，雖然打打合合，但基本劃開了民族界限，也就是開頭所說的缺少了“共同語言”，也就主要形成了大致南北、東西民族分界線。中原王朝按照自己的發展軌跡繼續發展，西方、北方的少數民族同樣也按照自己的特點發展，雖然期間不斷有少數民族融入漢民族，但地域性民族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宋朝強大起來的滿蒙，不過當時的滿族還叫女真。

對於滿蒙這兩個民族來說，他們有很多的民族共同特點，這是他們能相互接納的主要原因。

一是地緣性。他們棲息地的地理位置接壤，氣候環境相似。

二是同源性。由於地緣性的特點，追朔他們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他們都曾有過共同的祖先。

三是民族性。都是北方半漢化的遊牧民族，生活習性極其相似，這很容易讓他們彼此之間產生認同感。

四是文化性。基於民族的相互認同，滿族接受蒙古文化要早於漢族，滿語實際上是在蒙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進了兩族的距離。

五是同仇性。滿族受到明朝的欺壓，蒙古受到明朝的驅逐，滿蒙的共同敵人都是明，敵人的敵人自然很容易成為朋友。

基於諸如這幾方面在內的多種因素，滿蒙聯手要比其他民族聯手容易得多。再加上滿族強大後，特別注意仰仗蒙古的力量，自始至終保持著雙方貴族的通婚，這也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滿蒙的關係。特別到了滿清後期，實際上滿蒙的關係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不聽話的準葛爾等蒙古勢力被滿清徹底清除乾淨，滿族加大了對蒙古的控制，如果滿清還會延續一段時間的話，說不準蒙古會融入到滿族中。

關鍵一點，滿清和蒙古的關係其實很親密，甚至有“滿蒙一家”的說法。

建立滿清的建州女真實際上最早是生活在黑龍江流域的通古斯原始部落“斡裡朵部”。金朝滅遼和北宋之後，佔領中原廣大地區，大批真正的女真人離開他們的東北故地。他們在原居住地留下的真空地帶很快被通古斯人所佔據。到了元朝，如同進入中原的女真人高度漢化一樣。東北的各個通古斯族群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湧入東北的蒙古人所同化，語言服飾等方面都烙上了深深的蒙古痕跡。以至於後來的清太宗皇太極談及滿族和蒙古的關係，用了一個極顯親密的詞彙：“滿蒙一家”。

不過，這個詞彙裡的蒙古人僅指漠南蒙古各部。而且為了征服漠南蒙古，也耗費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四十餘年的時間。

公元1593年12月，明朝遼東邊外古勒山，建州女真一萬多士卒在其“聰睿貝勒”佟-努爾哈赤的指揮下，依仗有利地勢，與3萬人多勢眾卻又一盤散沙的海西女真葉赫、烏拉、瓜兒察等部組成的“九部聯軍”展開激戰。戰事的結果是，努爾哈赤取得了最後勝利，“九部聯軍“被建州軍輕易擊潰：陣亡四千餘人，葉赫部貝勒布寨被殺、烏拉部貝勒布佔泰被俘。除此之外，還有多名海西女真各部的頭目或死或傷，3000多匹戰馬和千餘副甲冑成了建州軍的戰利品，此役之後，戰敗的海西女真受到重創，而獲勝的努爾哈赤則是威名更盛，加快了統一女真各部的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這“九部聯軍”之中，除了葉赫、烏拉、哈達、瓜兒察、輝發、納殷、錫伯、朱舍裡等八個女真部落外，還有蒙古科爾沁部的加盟。科爾沁部是一個頗有來歷的蒙古部落，姓博爾濟吉特氏，屬於蒙古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旁系。13世紀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時，將蒙古東部四千戶牧民分封給其二弟哈撒兒。因為哈撒兒曾擔任成吉思汗的怯薛軍弓箭手分隊“科爾沁”的指揮官。所以他的後裔部眾也被泛稱為“科爾沁”，這就是科爾沁部的由來。

公元1608年，努爾哈赤派兵攻打海西女真烏拉部，科爾沁應烏拉部貝勒布佔泰的求助派軍對陣努爾哈赤，結果再次戰敗。海西女真大部被努爾哈赤兼併之後，建州女真的北部邊境直接與科爾沁部接壤。為了獲取更多戰爭所需的馬匹，努爾哈赤加緊了對科爾沁、內喀爾喀聯盟等蒙古部落的籠絡。面對著建州女真這個強鄰，科爾沁部也終於開始慢慢改變表裡不一的態度。此後，作為科爾沁部重要頭目，在古勒山被建州打得極慘的明安首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公元1612年，明安將女兒嫁給努爾哈赤。1613年，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極迎娶明安的侄子莽古斯之女為妻。到1615年，明安的弟弟洪果爾也將女兒嫁給努爾哈赤。努爾哈赤藉助和科爾沁部的聯姻，算是和蒙古黃金家族攀上了親戚。建州女真也憑著這一點收編了許多蒙古部眾。後金立國前夕，建州女真編設的蒙古牛錄達到76個之多，為努爾哈赤擴編八旗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1619年七月，努爾哈赤挾著在薩爾滸戰勝明軍的餘威，大舉進攻遼東重鎮鐵嶺。由於此前察哈爾部已經和明朝建立了針對後金的攻守同盟，林丹汗立即行動起來，派遣內喀爾喀聯盟的宰塞率兵一萬增援鐵嶺的明軍。林丹汗的援軍還在路上，鐵嶺就已被後金軍攻陷。努爾哈赤以逸待勞，回師攻潰宰塞的部隊，宰塞和兩個兒子淪為俘虜。

這位宰塞是內喀爾喀聯盟的盟主卓裡克圖洪巴圖魯的繼承人，他的被俘導致內喀爾喀聯盟驚懼不已。內喀爾喀聯盟中的某些部落很早就和努爾哈赤有所來往，有的甚至和努爾哈赤結了親家。此前，1594年，內喀爾喀巴嶽特部重要頭目恩格德爾更是主動歸附努爾哈赤。1606年，內喀爾喀聯盟又派使者為尚未建立後金的努爾哈赤上了“昆都倫汗”的尊號。因此這一次，為了爭取內喀爾喀聯盟全面徹底倒向自己，努爾哈赤沒有直接殺死宰塞父子，而是軟禁起來作為向內喀爾喀討價還價的籌碼。

很快他便得償所願。1619年十月，卓裡克圖洪巴圖魯遣使向後金求和。十一月，雙方就舉行會盟，約定共同對付明朝。

到了皇太極時代，從1628年2月到1628年的9月，後金發起三次猛烈的攻勢，殲滅了察哈爾的留守部隊，殺死林丹汗的重要將領因特塔布囊和古魯，全面佔領了遼東。1632年，皇太極攻略林丹汗在漠南蒙古西部的根據地，徹底幾塊了林丹汗。

1631年，後金將科爾沁部汗號撤銷，領地被劃分為十旗，每一旗任命“札薩克”（蒙古語，意為執事官）進行管理。這些札薩克全由各部大小王公貴族充任，後金依據他們部眾職權的大小、授予他們親王、郡王 、貝勒等各級爵位。給予他們一定特權，但他們的官職不能世襲。他們還必須在後金汗王劃定的牧區遊牧，未經批准不得越界，同時還要定期舉行會盟，協助後金派遣的大臣進行處理訴訟案件、審定相關法律條例、查驗戶口及牲畜數量等活動。這就是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盟旗制”。在短短几年內，後金在漠南蒙古各部持續推行這一新制度，前後設定49旗，完成了對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服，使之成為自己的重要馬場和進攻明朝的跳板。

1635年4月，林丹汗餘部向後金軍投降。延續了429年，傳了35代的蒙古帝國至此滅亡。林丹汗的妻妾子女盡為後金君臣所瓜分，察哈爾部眾則被安插在遼西一帶，如同其他漠南蒙古部落那樣設札薩克旗管轄。連傳說中的元朝傳國玉璽也被皇太極所得。這一下，更使後金在名份上成了蒙古帝國的繼承者，為後金爭取更多的蒙古部落歸附起到了很好的輿論導向作用。為了藉助蒙古騎兵強化後金的野戰力量，皇太極又在八旗軍內的大部分蒙古牛錄劃出，單獨設定蒙古旗，提高了後金軍中蒙古族官兵的地位。在八旗制度的作用下，蒙古騎兵的戰鬥力得到了極大提高；成為皇太極倚重的重要武力。

1636年十一月，皇太極在八旗貴族和蒙古王公們的簇擁下稱帝，建立清朝。作為名義上的蒙元帝國繼承者，這位清朝皇帝還有另一個身份，就是蒙古人的大汗。參加清朝建國大典的蒙古部落酋長們為他送上了“博格達徹辰汗”（蒙語：博格達有高山或天的意思，徹辰則有聰慧之意。與皇太極使用的“天聰”、“崇德”年號意思相近）。從此之後，每一代清朝皇帝都有自己的汗號。

總之，人家本來關係就很近，都想著南下搶一比，自然就好混在一起了。

與明朝時期相比，清朝之所以能夠順利地解決蒙古問題，主要在於四個原因或優勢，這恰恰是前者所不具備的。

首先，清朝與蒙古人擁有較近的文化親緣性。例如，努爾哈赤擁有“昆都侖汗”的名號，其實這正是蒙古語的kündülen qaγan（ᠬᠦᠨᠳᠦᠯᠡᠨ ᠬᠠᠭᠠᠨ）；皇太極的名字，更是經常在蒙古人常叫的qung taiǰi（ᠬᠣᠩ ᠲᠠᠠᠢᠵᠢ）；多爾袞曾被授予“墨爾根岱青”的頭銜，這還是來自蒙古語的mergen daičin（ᠮᠡᠷᠭᠡᠨ ᠳᠠᠢᠴᠢᠨ）。

如此密切的聯絡，使清朝可以超越儒家文化的束縛，採取聯姻、宣揚藏傳佛教等許多行之有效的方式，將自身對蒙古人的影響力，拓展到長城以外。

其次，清朝所處的17-18世紀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時代。清朝可以在靠近前線的地區順利地解決軍餉、軍需問題。官員們只要在西北、北部邊境地區的市場上，就可以購買到軍隊所需要的一切物品。

這種便利的環境，完全是由於當時邊境地帶聚集著大量來自內地的商販。但是在明朝時期，商業化程度遠遠不如清朝。

再次，清朝的統治技術遠遠高於前朝。明朝的文官體系雖然完備，卻有比較明顯的負面效應，也就是高度的內耗以至於行政效率低下。

清朝的情況則不然。清朝擁有軍機處、理藩院等高效、專業的行政機構，以應對邊疆地區的緊急軍情。另外，清朝覆蓋全國的郵驛、奏摺系統，使得軍情能夠暢通無阻的送到皇帝的桌前。

最後，遊牧政權的徹底消亡其實是一個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果。

清朝統治時期，最大的變化是俄羅斯的南下，使得蒙古人被夾在清、俄兩大帝國之間。傳統的遊牧遷徙空間被逐漸壓縮。隨著《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的簽訂，清朝與俄國達成一致意見，後者將不會插手清朝對蒙古諸部的征服；同時，俄羅斯人也將繼續蠶食蒙古的土地。在兩面夾擊之下，蒙古人的遊牧政權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