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期，南方楚國悄然興起。

南方江漢流域，是銅礦的重要產地，本土勢力崛起，首先就威脅到周國戰略礦產資源的供應。為了確保長江流域的銅礦資源供應，西周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強了對南方的管制。

在此非常時期，周昭王姬瑕不畏艱辛，身先士卒，兩次深入南方煙瘴之地，御駕親征漢水流域。周王親臨戰場，周國大軍氣勢如虹，一舉攻破漢水，奪回了銅礦產地。在奪回銅礦控制權後，周昭王大方地賞賜了隨行各將士大量青銅，用以鑄成各類禮器。這是周國有史以來，王室軍隊在南方最深入的一次遠征，戰略意義極其重大。後世西周官方史學家就此評價周昭王，是“（弘）魯昭王，廣（批）楚荊，惟（狩）南行”，意為“宏偉厚重的昭王，大力打擊楚荊，因巡狩而到南方”。（《史牆盤銘文》，釋文參考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

可是，戰略上的巨大成功，對周昭王卻並不是什麼好事。很快，周昭王就經歷了戰術上的致命挫折。

二次巡狩漢水流域之後，周昭王志得意滿地準備班師回成周。但是，最大的意外就在班師回朝的路上突然發生！

《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薇。其年，王南巡不返。”

曀，陰沉而有風；天大曀，就是說天空極其昏暗。周昭王志得意滿班師的那天，正好碰上極端惡劣天氣。當天，不僅是有狂風暴雨，還雷電交加，連野雞、野兔（雉、兔）都被暴雷給打死。惡劣天氣之下，不但周王室大軍喪於漢水之中，連周昭王也沒能回到成周，駕崩於徵途！

狂風暴雨居然能讓周王室大軍喪師漢水之中，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皇甫謐《帝王世紀》稱：“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其右辛遊靡長臂且多力，遊振得王，周人諱之。”

按皇甫謐所說，周昭王南征不返，純粹就是被小人在船上動了手腳，被暗算了。可是，周昭王這次是率領著王室大軍出發，共“六師”，約合七萬五千多人。這麼多人要渡河，需要成百上千艘渡船。造船的工匠不但陷害了周昭王，還能“喪六師於漢”，就需要在成百上千艘船上做手腳，這其中的難度實在太大。所以，這種說法並不太可信。

《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初》：“周昭王親將徵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渉漢，梁敗，王及祭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這段話意思是：“周昭王御駕親征，征討荊國。辛餘靡身高力大，做昭王的車右。軍隊返回時，橋樑損壞，昭王和祭公都掉落水中。辛餘靡把昭王救到北岸，又返回救上了祭公。”按《呂氏春秋》說，周王室大軍是透過漢江上的橋樑後渡河，結果橋樑不幸中途損壞，以致周昭王及王室大軍都淹沒於水中。這種說法，合情合理，更讓人信服。

然而，服虔注《左傳》中也說：“昭王南征，濟於漢，船解而溺昭王”，似乎又應證了皇甫謐的說法。服虔，是東漢經學家，少有雅才，善文論，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其經學尤為當世推重。他說出的話，可不是什麼“假語村言”，就能隨隨便便付之笑談中的。

所以，周昭王渡過漢水時，在史書上就分成了“過橋派”和“坐船派”，讓後人為此爭論不休。

其實，事情就沒有這麼複雜。

在漢江這麼開闊的江面上搭建永久性橋樑，古人的建橋技術水平還達不到。但是，搭建浮橋技術，早在殷商之交，周人就已掌握。周文王的老婆很可能是殷商王族之女，為把這麼高貴的老婆接回家，周文王就“親迎於渭，造舟為梁”（《詩經·大雅·大明》），把新娘從渭水之上安安穩穩地接回了家。架設浮橋，技術難度小，架設速度又快，成本也低，在古代、甚至是現代大軍遠征時，都是快速橫渡各種江河湖泊的不二之選。周昭王這次班師回朝渡過漢水，搭的就是浮橋。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

這次周昭王南征回師時，卻偏偏運氣不好，遇上了極端惡劣天氣：狂風大作、傾盆大雨、雷電交加。於是，漢水之上風高浪急，浮橋在颶風大浪不停衝擊之下，剛好在周王室大軍橫渡之時突然解體，釀成這場千載難逢的慘重災難！

這純粹是一次意外，浮橋在狂風巨浪衝擊之下，當週昭王率領大軍走到橋中央時，恰好就斷了！……（《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唐蘭著）

幾萬人頃刻間掉入漢水之中，不得生還！

人間慘劇正在發生，可老天爺卻似乎對它的惡作劇絲毫不在意，當天晚上又是晴空萬里——“夜有五色光貫紫薇”。暴風雨過後，夜空卻顯得異樣炫美，五色光在紫薇桓穿梭而過。

幾千年前，周昭王同志也不幸成為了“橋脆脆”的受害者。那時設計可靠性的概念還未誕生，對於架設浮橋該採用什麼樣的設計標準並不明確，無法預估惡劣天氣條件下的浮橋可靠性也屬正常。但這位浮橋架設工程師施工質量事故所造成的損失，實在是太過慘烈，讓周昭王與他所率領的“西六師”，均喪於漢水之中！

周、楚恩怨

在周成王時代的諸侯大分封中，齊國分到了大半個山東省，楚國只分到了湖北山區的一個村。

在封土建國的問題上，遭遇周王朝如此歧視的楚人是否對周天子懷恨在心呢？從上古流傳的歷史故事看，至少有一部分人是這樣認為的，比如春秋時期的齊國賢相管仲。

公元前656年，主張“尊王攘夷”的管仲為了阻止楚國對中原地區的蠶食滲透，促成齊桓公率領諸侯聯軍南下伐楚。

當楚將屈完將兵前來禦敵的時候，他義正辭嚴地與齊桓公交涉：“君侯為什麼侵略我楚國？”

聽罷此言，管仲搶先責問道：“當年周昭王率領六師南下伐楚，卻在回軍之際莫名其妙地沉死於漢江之中，你楚國對此總該有個明白的交代吧？”

管仲說的這件疑案，發生在西周第四代天子周昭王執政時期。關於這件事的原委始末，《呂氏春秋》是這樣記載的：

周昭王將親征楚，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

——《呂氏春秋·音初》

當年，周昭王曾經御駕親征，南狩楚地。不幸的是，當他回軍渡過漢水的時候，遭遇了大規模的突然襲擊，導致漢江上連綴的浮橋敗壞，周昭王因而溺死在了漢水之中，他的貼身護衛辛餘靡勇敢地將昭王的屍首打撈上來，運回了北方。

究竟誰是發動突襲、殺死昭王的幕後黑手呢？

從管仲質問屈完的口氣看，他顯然認定殺害昭王的元兇就是楚國。

但對此，屈完是堅決否認的：“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是自己淹死在漢水裡的，跟我楚國有什麼關係啊？！

雖然管仲與屈完各執一詞，互不相下。但後來讀史的看官多半左袒管仲，認定屈完的詭辯是要掩飾楚人弒君的罪惡。“昭王南征不復”也因此成為了周、楚交惡的標誌性事件。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管仲可不是嚴謹的歷史學者，而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把楚國硬架到被告席上，根本的目的還是為了藉此在談判桌上向楚國施壓，攫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至於周昭王到底是怎麼死的，這些陳穀子爛芝麻的往事，並不是管仲關心的重點。因此，不能排除管仲對楚人的控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認為，在昭王之死這件事兒上，被告席上的楚國很可能是冤枉的。

究其原因，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做一點分析：

首先，周昭王南征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從今天出土的《過伯簋》等四件昭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看，它們不約而同地提到西周南征是為了索求“孚金”，也就是掠奪青銅器。

可是眾所周知，自古以來，長江沿線的主要銅礦產區都集中在湖北鄂州以下直至江西九江瑞昌的這條“冶金走廊”上，地處鄂東的大冶銅綠山更是這條“冶金走廊”上最璀璨的明珠。

昭王南征之時，楚國還困守在鄂西山區的丹陽（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秭歸一帶），勢力尚未擴張到鄂東。

既然周昭王南征是為了掠奪青銅器，那麼無論他帥師從成周或者宗周出發，都應該在透過南陽盆地之後，繞道隨棗走廊渡過漢水，直奔鄂東而去，不大可能掉轉頭來鑽入鄂西山區與楚國構兵——楚國手裡並沒有周昭王銖索的銅錠啊！

其次，根據《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周昭王的兒子周穆王曾經東征徐夷（位於今江蘇省泗洪縣境內的淮夷一部），而楚國國君帥師跟隨周穆王參與了這場戰爭。

如果周昭王真是楚人殺害的，那麼楚國與周穆王就算是結下了殺父之仇，周穆王又怎麼可能徵召楚師參與東征呢？

事實上，後來人指責楚國殺死了周昭王，應該是源於對上古文獻中“楚”地、“楚”人的誤解——《過伯簋》說“王伐荊反”。

“荊”就是楚。在那個時代，“楚蠻”是中原人士對南方語言糾纏難懂的原住民的通稱，並非專指楚國。

比如長江下游的吳國，它的原住民也稱“荊蠻”，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太伯奔吳”的時候才會說：

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史記·吳太伯世家》

因此，西周金文中昭王伐楚的記載，只能解釋作與南人開釁，不能解釋作討伐楚國。

雖然建國伊始，周成王只賜給了楚族首領熊繹一個村兒的封地，但弱小的楚國在建國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然對周朝保持著恭順與敬畏。

最明白的例證是，周成王親政之後，曾經輔政的王叔周公旦受到成王的猜忌，被迫出走。

先秦時代，因公族內部傾軋而出奔的公子王孫往往自竄於蠻夷之地，商末之時西周先王古公亶父的兩個兒子太伯和虞仲就有奔吳的先例。而這一次周公選擇的待罪之地是楚國。直到後來成王與周公冰釋前嫌，才又將他接回了鎬京。

如果楚人真是對周成王分封的這一個村兒耿耿於懷，王叔周公旦怕不會逃奔楚國，自投羅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