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絕三通”是指東漢政府(25-220)三次從西域撤退，又三次統一西域的曲折經歷，反映了統一局面的來之不易，說明了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並不是有始有終的，而是時斷時續的。
西漢末年，王莽篡政。王莽採取了錯誤的民族政策，使西漢對西域的統治毀於一旦。中原與西域的聯絡由此斷絕，是為“三絕三通”中的“一絕”。
第一次由絕到通：東漢初年至公元75年
東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時期，西域諸國屢屢派遣使節請求內屬，並請恢復設定西域都護。由於東漢政權草創之初百廢待興的緣故，西域各國的這一請求一直未能得到東漢王朝的應允。
公元41年（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莎車（今莎車、葉城一帶）王賢再次派遣使者請求東漢在西域恢復都護府建置，以使西域各國在政治上有所依靠。光武帝權衡得失後，聽從大司徒安豐侯竇融的意見，“賜西域都護印綬”給莎車王賢，委任其代行西域都護之權。
不久，敦煌太守裴遵上書，認為“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極力反對朝廷的這一舉措。於是光武帝改弦更張，重新賜封莎車王賢為漢大將軍，並令裴遵強迫莎車王使者交回西域都護印綬。東漢王朝政策的朝令夕改，嚴重影響了莎車王對東漢王朝的態度。莎車王由此開始有意脫離東漢王朝而圖謀稱霸西域，從而加劇了西域的動盪。
公元46年（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諸國再次請求派遣王子到東漢為人質，期望得到東漢王朝的庇護，而光武帝卻認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再次拒絕了西域諸國的懇請。光武帝從無視西域諸國“內屬”，到企圖委託莎車王代為管理西域，再到任由“東西南北自在也”的變化，說明東漢王朝在建立初期還沒有形成明確而穩定的西域政策。
公元72年（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針對北匈奴不斷南侵的緊張態勢，東漢王朝緊急磋商抗擊匈奴的萬全良策。駙馬都尉耿秉認為：“唯有西域，俄服內屬，其勢易乘也……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然匈奴可擊也。”建議孝明帝以西域為突破口，徹底解決匈奴問題。耿秉的建議得到了孝明帝及朝廷諸多大臣的贊同。
公元73年（漢明帝永平十六年），耿秉、竇固等領兵出擊匈奴呼衍王於天山，東漢大軍向西挺進抵達蒲類海（今巴里坤湖），攻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之地。初戰取得勝利後，東漢王朝在伊吾設定宜禾都尉，留駐將士屯墾戍守。
東漢西征大軍攻佔伊吾的同時，還採取剛柔並濟的策略，派遣班超率使團出使天山以南諸國。此舉的目的意在先禮後兵，即以使團為先鋒招降西域諸國，如遇拒降者則以軍隊為後援，加以武力征伐。公元74年（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竇固率部擊破車師（今新疆吐魯番），東漢王朝在西域重新設定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初步完成了對西域統一的重任。史書記載：“西域自絕六十載，乃復通焉。”
然而，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明帝死後，在北匈奴的支援下，西域焉耆（今新疆焉耆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等國圍攻並殺死西域都護陳睦。與此同時，北匈奴和車師后王又聯合圍攻西域戊校尉耿恭和已校尉關寵。此圍雖經耿恭率部苦守兩年始解，但東漢王朝在西域的統治卻從此陷入了困境。
第二次由絕到通：公元75年至公元107年
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漢明帝劉莊死，章帝繼位。此時，東漢朝廷就如何應對西域困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出兵北匈奴，平定西域叛亂；二是撤回西域軍力，放棄西域。章帝採納了校書郎楊終的建議而選擇了後一種意見，下詔撤回了西域的戍守駐軍。
班超力挽狂瀾
東漢王朝雖下令撤走西域所有統治機構，但派駐西域的各級官吏並未因此完全撤盡。特別是駐守天山南部的班超，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闐（今新疆和田地區）王侯及臣民的苦心勸阻和挽留下，在撤退途中重新返回駐地，繼續留在西域。班超的留駐為東漢王朝第二次統一西域做了大量的鋪墊準備工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班超返回疏勒時，西域形勢已相當嚴峻：北匈奴不但佔據了北道諸國，而且重點盤踞在疏勒、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兩地，基本封死了西域與中原往來的咽喉要道。面對這種殘酷形勢，班超一面以疏勒為根據地，聯合周邊諸國抗擊匈奴，一面上書章帝稱：“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請求朝廷以積極的態度恢復經營西域。班超提出“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並認為“兵可不出中國而糧食自足”。
章帝採納了班超的良策，於公元84年（漢章帝元和元年）派遣徐幹、和恭領兵挺進西域增援班超。班超先攻莎車，在打敗龜茲等國援軍後，收復了莎車。公元91年（漢和帝永元三年），龜茲、姑墨（今新疆阿克蘇）、溫宿（今新疆烏什縣）等國遣使稱臣。至此，西域諸國除焉耆、危須（今新疆和碩縣）、尉犁（今新疆尉犁縣）等國因擅殺前任都護陳睦而拒不投降外，其餘全部重新向東漢納貢稱臣。同年，東漢王朝封班超為西域都護，封徐幹為西域長史，恢復了對西域的軍政管轄。公元94年（漢和帝永元六年），班超率領西域諸國兵7萬餘，攻破焉耆王及尉犁王等，西域諸國“皆納質內屬”，東漢王朝再次統一西域。
第三次由絕到通：公元107年至東漢滅亡
繼承班超擔任西域都護這一要職的任尚，未能延續班超治理西域的政策，而是以嚴苛的為政措施，終於激發了西域諸國的再次反叛。公元106年（漢殤帝延平元年），西域諸國聯合圍攻任尚於疏勒。雖然任尚平息了這次叛亂，但由此而產生的後遺症，即使段禧繼任西域都護一職後，也未能使西域的動盪局面恢復穩定。不久，龜茲、溫宿、姑墨等國又先後反叛。這樣，就使得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因為西域諸國的背叛，東漢朝廷又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而“詔罷都護”。公元107年（漢安帝永初元年），漢安帝派遣騎都尉王弘帶領關中軍隊西進，迎還西域都護段禧及伊吾、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的魯克沁）等地屯田吏士，東漢三“絕”西域。
公元119年（漢安帝元初六年），北匈奴與西域諸國“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派長史索班，領兵千餘人屯於伊吾以為屏障。翌年，北匈奴殺索班，佔據絲綢之路北道。
於是曹宗上書朝廷，建議“出兵五千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班超的兒子班勇認為，此時應該出兵收復西域。他指出：“舊敦煌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Murano（今若羌境內羅布泊一帶），西當焉耆、龜茲經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經反覆斟酌，東漢王朝採納了班勇的計策，置副校尉於敦煌，再次啟動了經營西域的軍事政治活動。
公元123年（漢安帝延光二年），班勇作為西域長史，領兵五百屯守柳中。在鎮守西域期間，班勇先後納降Murano、龜茲、姑墨、溫宿，擊敗匈奴的強大軍隊，征服並佔據了前、後車師（今新疆吐魯番、吉木薩爾）。公元126年（漢順帝永建元年），班勇蕩平且彌（今新疆烏魯木齊市），車師附近六國全部降漢。同年秋，班勇率領西域諸國軍隊大舉進攻匈奴，擊敗匈奴呼衍王。127年，班勇領兵出擊焉耆，焉耆王元猛遣使乞降。這場戰爭使得“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以西遂絕”。東漢王朝終於又恢復了對西域的控制。
184年，東漢對西域的統治結束
兩漢治理西域效果比較
比較以上的史蹟，由於兩漢對西域的經營理念、攻守策略和統治方式不同，從而導致了其統治效果的大相徑庭。西漢王朝自武帝開始，就能夠有計劃地逐步完成統一西域的歷史大業，並始終對西域實施行之有效的管轄和統治；而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則遠不如西漢王朝鞏固，且時斷時續，從而出現“三絕三通”局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兩漢統治者的指導思想不同
西漢王朝自漢武帝起，一改前期唯“黃老之學”是遵的成法，取消許多“休養生息”政策，變“無為”為“有為”。在政治、經濟、思想諸方面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正是在這種“大一統”思想指導下，漢武帝才產生“以義屬之，則廣地千里，重九澤，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這一指導思想能為後來者所繼承。這就保證了西漢王朝不但可以統一和控制西域，而且能夠使西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得以不斷鞏固和發展。
東漢王朝則不同，光武帝劉秀建國後，就主張以“柔道”治理天下。這種治國指導思想對於大亂甫定、中興伊始的東漢初期統治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整肅各方政治勢力和發展“國際”交往方面，則顯得軟弱無力。於是，東漢王朝出現了對內無法抑制豪強地主勢力，對外則無力解決邊疆危局的兩難困境。當西域諸國主動謀求內屬時，光武帝卻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為由加以拒絕。其後的繼承者雖然不以“天下初定”為由，對放棄經營西域尋求開脫的說辭，卻又以“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為理由，使西域屢屢孤懸塞外，任由匈奴擄掠，從而表現出更大的保守性和畏懼心理。
其次，統治西域的政策不同。
從漢武帝開始，西漢王朝在“大一統”思想指導下，有計劃地開拓經營西域，並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恩威並施”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保障西漢王朝逐步完成了統一西域的時代使命和進一步持續經營西域的歷史任務。東漢王朝則在“柔道”思想指導下，始終都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西域的政策或謀略。
班超父子堪稱典範
雖然東漢王朝派耿秉、竇固率兵西征的同時，也派遣班超率使團出使和安撫西域，對西域諸國採取剛柔並濟的策略，但這種舉措維持不足兩年，收效甚微。整個東漢時期，最值得稱道的是班氏父子對西域的經營，尤其是班超運用“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寬於降者，嚴於叛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地經營西域30餘年，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央政權經營西域的一個典範。
“三絕三通”是指東漢政府(25-220)三次從西域撤退，又三次統一西域的曲折經歷，反映了統一局面的來之不易，說明了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並不是有始有終的，而是時斷時續的。
西漢末年，王莽篡政。王莽採取了錯誤的民族政策，使西漢對西域的統治毀於一旦。中原與西域的聯絡由此斷絕，是為“三絕三通”中的“一絕”。
第一次由絕到通：東漢初年至公元75年
東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時期，西域諸國屢屢派遣使節請求內屬，並請恢復設定西域都護。由於東漢政權草創之初百廢待興的緣故，西域各國的這一請求一直未能得到東漢王朝的應允。
公元41年（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莎車（今莎車、葉城一帶）王賢再次派遣使者請求東漢在西域恢復都護府建置，以使西域各國在政治上有所依靠。光武帝權衡得失後，聽從大司徒安豐侯竇融的意見，“賜西域都護印綬”給莎車王賢，委任其代行西域都護之權。
不久，敦煌太守裴遵上書，認為“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極力反對朝廷的這一舉措。於是光武帝改弦更張，重新賜封莎車王賢為漢大將軍，並令裴遵強迫莎車王使者交回西域都護印綬。東漢王朝政策的朝令夕改，嚴重影響了莎車王對東漢王朝的態度。莎車王由此開始有意脫離東漢王朝而圖謀稱霸西域，從而加劇了西域的動盪。
公元46年（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西域諸國再次請求派遣王子到東漢為人質，期望得到東漢王朝的庇護，而光武帝卻認為“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再次拒絕了西域諸國的懇請。光武帝從無視西域諸國“內屬”，到企圖委託莎車王代為管理西域，再到任由“東西南北自在也”的變化，說明東漢王朝在建立初期還沒有形成明確而穩定的西域政策。
公元72年（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針對北匈奴不斷南侵的緊張態勢，東漢王朝緊急磋商抗擊匈奴的萬全良策。駙馬都尉耿秉認為：“唯有西域，俄服內屬，其勢易乘也……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然匈奴可擊也。”建議孝明帝以西域為突破口，徹底解決匈奴問題。耿秉的建議得到了孝明帝及朝廷諸多大臣的贊同。
公元73年（漢明帝永平十六年），耿秉、竇固等領兵出擊匈奴呼衍王於天山，東漢大軍向西挺進抵達蒲類海（今巴里坤湖），攻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之地。初戰取得勝利後，東漢王朝在伊吾設定宜禾都尉，留駐將士屯墾戍守。
東漢西征大軍攻佔伊吾的同時，還採取剛柔並濟的策略，派遣班超率使團出使天山以南諸國。此舉的目的意在先禮後兵，即以使團為先鋒招降西域諸國，如遇拒降者則以軍隊為後援，加以武力征伐。公元74年（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竇固率部擊破車師（今新疆吐魯番），東漢王朝在西域重新設定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初步完成了對西域統一的重任。史書記載：“西域自絕六十載，乃復通焉。”
然而，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明帝死後，在北匈奴的支援下，西域焉耆（今新疆焉耆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等國圍攻並殺死西域都護陳睦。與此同時，北匈奴和車師后王又聯合圍攻西域戊校尉耿恭和已校尉關寵。此圍雖經耿恭率部苦守兩年始解，但東漢王朝在西域的統治卻從此陷入了困境。
第二次由絕到通：公元75年至公元107年
公元75年（漢明帝永平十八年）漢明帝劉莊死，章帝繼位。此時，東漢朝廷就如何應對西域困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出兵北匈奴，平定西域叛亂；二是撤回西域軍力，放棄西域。章帝採納了校書郎楊終的建議而選擇了後一種意見，下詔撤回了西域的戍守駐軍。
班超力挽狂瀾
東漢王朝雖下令撤走西域所有統治機構，但派駐西域的各級官吏並未因此完全撤盡。特別是駐守天山南部的班超，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于闐（今新疆和田地區）王侯及臣民的苦心勸阻和挽留下，在撤退途中重新返回駐地，繼續留在西域。班超的留駐為東漢王朝第二次統一西域做了大量的鋪墊準備工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班超返回疏勒時，西域形勢已相當嚴峻：北匈奴不但佔據了北道諸國，而且重點盤踞在疏勒、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帶）兩地，基本封死了西域與中原往來的咽喉要道。面對這種殘酷形勢，班超一面以疏勒為根據地，聯合周邊諸國抗擊匈奴，一面上書章帝稱：“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請求朝廷以積極的態度恢復經營西域。班超提出“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並認為“兵可不出中國而糧食自足”。
章帝採納了班超的良策，於公元84年（漢章帝元和元年）派遣徐幹、和恭領兵挺進西域增援班超。班超先攻莎車，在打敗龜茲等國援軍後，收復了莎車。公元91年（漢和帝永元三年），龜茲、姑墨（今新疆阿克蘇）、溫宿（今新疆烏什縣）等國遣使稱臣。至此，西域諸國除焉耆、危須（今新疆和碩縣）、尉犁（今新疆尉犁縣）等國因擅殺前任都護陳睦而拒不投降外，其餘全部重新向東漢納貢稱臣。同年，東漢王朝封班超為西域都護，封徐幹為西域長史，恢復了對西域的軍政管轄。公元94年（漢和帝永元六年），班超率領西域諸國兵7萬餘，攻破焉耆王及尉犁王等，西域諸國“皆納質內屬”，東漢王朝再次統一西域。
第三次由絕到通：公元107年至東漢滅亡
繼承班超擔任西域都護這一要職的任尚，未能延續班超治理西域的政策，而是以嚴苛的為政措施，終於激發了西域諸國的再次反叛。公元106年（漢殤帝延平元年），西域諸國聯合圍攻任尚於疏勒。雖然任尚平息了這次叛亂，但由此而產生的後遺症，即使段禧繼任西域都護一職後，也未能使西域的動盪局面恢復穩定。不久，龜茲、溫宿、姑墨等國又先後反叛。這樣，就使得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因為西域諸國的背叛，東漢朝廷又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而“詔罷都護”。公元107年（漢安帝永初元年），漢安帝派遣騎都尉王弘帶領關中軍隊西進，迎還西域都護段禧及伊吾、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的魯克沁）等地屯田吏士，東漢三“絕”西域。
公元119年（漢安帝元初六年），北匈奴與西域諸國“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派長史索班，領兵千餘人屯於伊吾以為屏障。翌年，北匈奴殺索班，佔據絲綢之路北道。
於是曹宗上書朝廷，建議“出兵五千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班超的兒子班勇認為，此時應該出兵收復西域。他指出：“舊敦煌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Murano（今若羌境內羅布泊一帶），西當焉耆、龜茲經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經反覆斟酌，東漢王朝採納了班勇的計策，置副校尉於敦煌，再次啟動了經營西域的軍事政治活動。
公元123年（漢安帝延光二年），班勇作為西域長史，領兵五百屯守柳中。在鎮守西域期間，班勇先後納降Murano、龜茲、姑墨、溫宿，擊敗匈奴的強大軍隊，征服並佔據了前、後車師（今新疆吐魯番、吉木薩爾）。公元126年（漢順帝永建元年），班勇蕩平且彌（今新疆烏魯木齊市），車師附近六國全部降漢。同年秋，班勇率領西域諸國軍隊大舉進攻匈奴，擊敗匈奴呼衍王。127年，班勇領兵出擊焉耆，焉耆王元猛遣使乞降。這場戰爭使得“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蔥嶺以西遂絕”。東漢王朝終於又恢復了對西域的控制。
184年，東漢對西域的統治結束
兩漢治理西域效果比較
比較以上的史蹟，由於兩漢對西域的經營理念、攻守策略和統治方式不同，從而導致了其統治效果的大相徑庭。西漢王朝自武帝開始，就能夠有計劃地逐步完成統一西域的歷史大業，並始終對西域實施行之有效的管轄和統治；而東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則遠不如西漢王朝鞏固，且時斷時續，從而出現“三絕三通”局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兩漢統治者的指導思想不同
西漢王朝自漢武帝起，一改前期唯“黃老之學”是遵的成法，取消許多“休養生息”政策，變“無為”為“有為”。在政治、經濟、思想諸方面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正是在這種“大一統”思想指導下，漢武帝才產生“以義屬之，則廣地千里，重九澤，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這一指導思想能為後來者所繼承。這就保證了西漢王朝不但可以統一和控制西域，而且能夠使西漢王朝對西域的統治得以不斷鞏固和發展。
東漢王朝則不同，光武帝劉秀建國後，就主張以“柔道”治理天下。這種治國指導思想對於大亂甫定、中興伊始的東漢初期統治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整肅各方政治勢力和發展“國際”交往方面，則顯得軟弱無力。於是，東漢王朝出現了對內無法抑制豪強地主勢力，對外則無力解決邊疆危局的兩難困境。當西域諸國主動謀求內屬時，光武帝卻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為由加以拒絕。其後的繼承者雖然不以“天下初定”為由，對放棄經營西域尋求開脫的說辭，卻又以“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為理由，使西域屢屢孤懸塞外，任由匈奴擄掠，從而表現出更大的保守性和畏懼心理。
其次，統治西域的政策不同。
從漢武帝開始，西漢王朝在“大一統”思想指導下，有計劃地開拓經營西域，並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恩威並施”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保障西漢王朝逐步完成了統一西域的時代使命和進一步持續經營西域的歷史任務。東漢王朝則在“柔道”思想指導下，始終都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西域的政策或謀略。
班超父子堪稱典範
雖然東漢王朝派耿秉、竇固率兵西征的同時，也派遣班超率使團出使和安撫西域，對西域諸國採取剛柔並濟的策略，但這種舉措維持不足兩年，收效甚微。整個東漢時期，最值得稱道的是班氏父子對西域的經營，尤其是班超運用“以夷治夷，合小攻大，寬於降者，嚴於叛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地經營西域30餘年，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央政權經營西域的一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