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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錫傳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少年聰悟,喜好讀書做文章。楊徽之任峨眉縣令,宋白任玉津縣令時,都對他很禮遇,為他揚名,他因此名聲大振。太平興國三年(978),以優異成績考取進士,脫去平民衣服,官任將作監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任左拾遺、直史館,賞賜緋魚袋。田錫喜談論當前大事,做了諫官後,就上疏皇帝,所獻的有關於軍國機要大計一條、關於朝廷大體的建議四條。大略說:

      前年王師平定太原,未賞軍功,到現在已有兩年。如今幽燕地區被非法侵佔,固然應用兵奪回,雖有皇上的英明決策,但必須藉助武力。希望陛下在舉行郊祀、籍田典禮時,評定殲敵戰功,駕馭戰將軍官,沒有比此更重要的,這便是軍國大計的關鍵。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戰士無功,《春秋》上所說的“老師費財”就是這個意思。臣聽說聖人不致力於擴大疆土,只致力於增加發展品德和事業,聲譽和教化達到遠方,遠方的人自會前來臣服。周成王時,越裳氏透過九道翻譯轉輾來進貢,且說“:天沒有暴風疾雨之災、海不興風作浪已經三年了。大概是中國出現了聖人吧?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帶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獲得一塊石頭田。臣希望陛下致力於修德以便吸引遠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軍隊去攻打士氣銳盛的軍隊,而且又何必因為小小的野蠻異族,勞動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這是有關朝廷大局的第一條大計。

      如今的諫官已聽不到他們關於朝廷大事的爭辯,給事中聽不到他們封還皇帝的詔令、駁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見他們上皇宮、記載皇帝的言行舉動,這豈是聖朝的美事嗎?又御史不敢上奏彈劾,中書舍人未曾被詢問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但無官員,秘書省雖有官職而又無圖書。臣希望陛下挑選有才的人,任用賢能之士,使他們各司其職,如果各種事業興旺發達,那麼國家形象自然強大。這是第二條關係大局的根本大計。

      近來宇內州縣太平安定,京師富庶。軍營馬監,無不復興;佛寺道宮,盡都日益盛美。加上又開闢西苑,擴大御池,即使周朝的靈囿、漢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書省卻低下狹小得很,郎官無處辦公,尚書無處治事。九寺與三監的機構,寄寓在京城街市兩邊的走廊上,貢院借用武成王廟,這難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嗎?臣希望陛下新修獨立的尚書省與九寺的官署,用來安置各部官員。這是第三條根本大計。

      考察監獄和政府的法令制度,給犯人戴的枷木醜有長短之分,鐵鎖鏈也有輕重之別,尺寸與斤兩,都記載在刑法書籍上,未聽說有用鐵製枷的。從前唐太宗觀看了《明堂圖》,見人的五臟都比背部華麗,於是減免徒刑。況且太平盛世時,將棄置刑罰不用,人們不犯法,鐵枷鎖鏈,可以廢去。這是有關大局的第四條根本大計。

      此奏疏呈上後,皇帝特別下詔褒獎,並賞錢五十萬。同僚朋友對田錫說“:今日之事太顯眼了,你該稍稍收斂鋒芒以遠離讒言和妒忌。”田錫說:“事奉國君,惟恐不能竭盡誠心,況且天生的本性,豈會因為一次賞賜而喪失呢?”當時趙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時,必先告訴趙普然後才送呈皇帝。田錫給趙普寫信,認為這有失公正,趙普認錯謝罪。

      太平興國六年,任河北轉運副使,由驛站寄信給皇帝論述邊防大事,說:

      臣聽說動靜的關鍵,是不能輕舉妄動;個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輕言亂說。利害相生,變化不定;取捨沒有疑惑,思慮必定精細。所謂動靜之機,不可輕舉妄動這個說法,動就是講的用兵,靜是講保持鎮靜。該動的時候靜,就會助長敵寇、產生奸惡;應靜的時候動,就會失去時機壞了大事。動靜恰到好處,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北面邊疆不斷髮生騷亂,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邊的官吏們,只計算奪取的羊馬細利便以為戰捷,誇耀有所捕殺的小勝作為大功,惹起怨恨結出大仇,興起戰爭引來了敵寇,都是由於這一點。前些年邊陲動亂,皇上御駕親自遠征,敵騎退後,大軍才回來。這都喪失了我方的先機,落入敵人的圈套,中國被敵方勞累、煩擾、耗損、破壞,不可勝述。臣希望皇上申飭將帥,謹慎地固守要地,不爭小功。允許與鄰國互市貿易,俘獲的人口,妥善優撫並遣返對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帶的人民,就能盡心農業,亭障要塞,都儲積軍糧。然後等敵方騷亂時再進攻就能將他們打敗,乘敵方衰弱時再發兵就能將他們降服,他們心服以後就忘了再回去,那我們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誠懇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國之道,盡力作長遠的考慮,顯示綏撫懷柔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謀事最忌動不動就亂髮言論,講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謀劃,這就是所謂的安危之理,不可輕易亂說。國家致力於根本性的方針,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會安定;丟下近邊的國內大事,而圖謀遠方外國,勞而無功,就會危險。做君主有永恆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職責,這就是致力於根本性方針。皇上不拒絕進諫,臣下不隱瞞實情,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漢武帝親握兵權,登上了匈奴的單于臺;唐太宗手繫著雨衣,攻打了遼東的小國:這便是捨近謀遠。沙漠貧窮荒蕪,得到它也無用,這就是勞而無功。在位的臣下,敢講的少;講了而被聽從,未必會蒙受幸福;講了而沒被聽從,那就還有大禍臨頭,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隱瞞實情,能夠麼?哪裡是在務大體而求至治呢?

      臣又說過利害相生、變化不定的話,《兵書》上說“:不能盡知用兵打仗的害處的人,也就不能盡知用兵打仗的好處。”大概事情有的可進卻退下了,那麼有害成功的事便來了;有的本該退卻又進了,那麼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可以快卻反而慢,那麼好處從這裡失去;該慢的卻反而快,那害處就由此而來。可以誅殺卻反而赦免,那麼奸邪之心,就會不時地產生禍害;可赦免卻反而誅殺,那麼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關心國家利益;可獎賞卻反而懲罰,那麼就害了有勤勞之功的人;可懲罰卻反而獎賞,那就會對越軌徼亻幸的人有利。能分清利害,就是聰明。以天下人的耳朵去聽就會聰,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會明。所以《書經》上說“明四目、達四聽”,就是這個意思。臣又說過取捨不可以有疑惑的話,所以說“孟賁之狐疑,還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細,所以說“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圖謀燕州以來,連續用兵不斷,財物費用不能不損耗,人心不能不憂慮,希望陛下仔細地考慮,決定取捨,不要使戰爭曠日持久、國家窮兵黷武。

      信奏上後,皇帝嘉獎了他。太平興國七年,田錫調任相州刺史,後改任右補闕。又上奏章議論國家大事。

      第二年,調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撓禮教,田錫建孔子廟,上表請求朝廷拿經書圖籍發給學生,朝廷下令賜給《九經》,從此人人都知道向學。遇上文明殿發生火災,田錫又上奏章大談時政,皇上嘉獎採納了他的建議。調任起居舍人,回京師後任判登聞鼓院,又上奏請求封禪。以原官身份任知制誥,不久升兵部員外郎。

      端拱二年(989),京畿一帶大旱,田錫上奏,有“調燮倒置”的話,忤犯了宰相,被罷職降為戶部郎中,調出京師任陳州刺史。後因稽留殺人案受牽連,被降職任海州團練副使,後調任單州團練副使。後又召回京城任工部員外郎,又議論當時政治的得失,隨即被任命為直集賢院。至道(995~997)中,官復原職。

      宋真宗即位,田錫升為吏部員外郎。出使秦、隴一帶,回京後,連續上奏,說陝西數十州都受靈、夏兩次戰爭之苦,生民困苦不堪,皇上為他們感到很悲慼。田錫任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被賞賜金紫;與魏廷式同事,因議論不協調請求辭職,出任泰州刺史。遇上出現彗星,田錫上奏請求皇帝自我批評以回答天的警誡,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見。出發前,皇帝又派遣宮中的特使前往問候,而且加以優厚的賞賜。

      鹹平三年(1000),皇帝下詔身邊的大臣們推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推薦了田錫以應詔。田錫回到朝廷後,皇帝多次召見他商討大事。田錫曾上奏說“:陛下即位以來,用什麼方法治理天下呢?臣希望您用皇王之道來治理。舊有《御覽》,但只分門別類地記事。臣請求從經、史、子、集四部書籍精選抄錄,另編一部《御覽》三百六十卷,皇上日理萬機後,利用閒暇,每日看一卷,一年讀完。又選錄經史中的精要格言,編成《御屏風》十卷,放在屏風座位的側邊,那麼治亂興亡的借鑑,就常在眼前了。”真宗認為他說得好,下令史館將各種書籍借給他,每編成數卷,就先拿給皇帝看。田錫於是先獻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

      《御覽序》說:“聖人之道,散佈在各種書籍史冊。《六經》就立言很高、意義深遠,若不講解討論,不能測知它的博大精深。各種史書則所記事蹟殊異,若不參考比較它的異同,怎容易記住它的紛繁複雜。子部書則異端邪說眾多,文集則符合經典的言辭極少。若不獵取精微 要義作為鑑誡,提舉綱要來觀察它的會通規律,編成每日閱覽的書,以幫助需要日新的品德,那麼就是一個人從小讀到白了頭,也不能讀完經部,何況是日理萬機的君王呢?臣每讀書時,便想將自己從書中所得來補充聖上的聰明,將可以銘刻在座位側邊的格言,寫在皇上的御屏風上;將可以用來當作日常道理的,錄下來給皇上御覽。希冀用我涓涓塵埃般的細小,來補益您天地般的品德,使得你的功業能像堯、舜一樣崇高偉大,而人民也就能躋身於仁愛長壽的世界了。”

      《御屏風序》說:“古代的帝王,盤盂上都刻有銘文,几案手杖也有誡言,大概是日常起居都必須觀看,而使得夙夜都不會忘記。商湯的《盤銘》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銘說:‘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兇。’唐代黃門侍郎趙智為唐高宗講解《孝經》,舉出其中最精彩重要的一句說:‘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唐憲宗採集《史記》、《漢書》、《三國志》以來的經國濟世大略,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蹟》,書寫在屏風上。臣每次覽讀經、史、子、集,都從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斷進獻給皇上,再題寫在御用屏風上、或放置在座位側邊,皇上時時觀讀反省,則聖上的品德日益增高,同商湯、周武王一樣崇高了。”

      鹹平五年,再次掌管進銀臺,批閱天下的奏章,如有講民飢盜起以及詔令不方便百姓的奏章,田錫都向皇上彙報。皇上對宰相稱讚田錫“得到了諍臣的根本”,當日下令田錫以原職兼任侍御史知雜事,又升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續上奏八疏,都直講當時朝政的得失。鹹平六年冬,病逝,享年六十四歲。遺下奏表勸皇上用仁慈節儉來維護統治,用純潔安寧來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時思慮防亂。皇上看了頗感動,對宰相李沆說:“田錫,是個直臣。朝廷稍有缺點失誤,正在考慮,田錫的奏書就已上來了。像這樣的諫官,不易得到。”嗟嘆了很久,特下詔追贈田錫為工部侍郎。又錄用他的兩個兒子,一併任命為大理評事,併發給官費,讓他們安排田錫的喪事。

      田錫為人耿直,很少迎合別人,未曾進過權貴人家的門,在官署辦公,整天正襟危坐,沒有懈怠的樣子。傾慕魏徵、李絳的為人,以盡心規勸、奉獻己見、更正君主過錯為己任。曾說“:我在朝廷任職以來,所寫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諫官職份內的通常應說的話。若能被皇上聽取,那就很榮幸了,又怎可以收藏副本給後人看,靠批評時局來賣弄自己的公直呢?”因此下令將它們全部燒掉。但性格過於保守固執,治理地方時沒有什麼政績。他的著作有《鹹平集》五十卷。

    擴充套件資料:

    田錫(940年—1004年1月5日 ),初名田繼衝,字表聖。嘉州洪雅(今屬四川眉山市)人,祖籍京兆(今西安),祖上定居四川眉州洪雅(今槽漁灘鎮)。北宋初期著名諫臣,政治家,文學家。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進士,官至右諫議大夫。在宋初的政壇和文壇享有較高的聲譽,深為宋初士大夫所景仰。卒於宋真宗鹹平六年十二月(1004年1月),年六十四,累贈司徒 。有《鹹平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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