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謂“大禹是一條蟲”的提出

　　所謂“大禹是條蟲”的觀點，始見於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該文於1923年刊於《讀書雜誌》第9期，後收入《古史辨》第一冊。該文認為，禹的形象與九鼎有關，說：

　　禹， 《說文》雲：“蟲也。從禸，象形。”禸，《說文》雲：“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闢地的人。流傳到後來，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古文中，“蟲”和“蟲”是兩個不同的字。前者為動物的通名，比如《大戴禮記·易本命》就將蟲分為羽蟲、鱗蟲、毛蟲、甲蟲、倮蟲五類，其中人屬於倮蟲；後者則專指一種大蛇，讀音為“虺”。

《金文編》中的禹字

《金文編》中的蟲字

　　從字形來說，禹確實象一個大頭的蟲形。這個字在《禹鼎》銘文中還沒有足形，在《叔向簋》之後則加上了足形。也就是說，從文字角度來說，把禹理解為蟲本身是有依據的。

　　此外，從近些年出土的考古材料來看，也確實有不少與早期禹字形狀相近的紋飾特徵甚至器物，如石峁和二里頭所見的“龍形”材料。

石峁文化所見的“龍形特徵”雕像

二里頭文化所見“龍形器”

　　在古史辨運動開始時期，被禹視為聖王的觀念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顧頡剛此說提出之後，遭到了劉掞藜、胡堇人、柳治徵等不少學者的激烈批評。如劉掞藜斥顧頡剛是“《說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會，真是奇得駭人了”。柳治徵對顧的解釋也大為不滿，批評顧不懂《說文》義例。

　　1925年，顧頡剛在答劉掞藜、胡堇人之文中列出七條證據，說明禹為“神話中的人物”。在答柳治徵問時，顧頡剛強調蟲是動物總名，“言禹是蟲，就是言禹為動物”。

　　對於禹是動物的解釋，其實體現了顧頡剛先生“層累說”的觀點，這也是顧頡剛先生要表達的核心意思。然而，批評顧說者往往抓住“禹為動物”之說而鮮少顧及其他，這讓顧頡剛頗為懊惱。1930年，《古史辨》第二冊出版，顧在《自序》中說：

　　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多人只記我的“禹為動物，出於九鼎”的話，稱讚我的就用這句話來稱讚我，譏笑我的也就用這句話來譏笑我：似乎我辯論古史只提出了這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辯論的本幹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這是對我最淺的認識。二、魯迅《理水》：“禹是動物”變為“禹是一條蟲”

　　從上面來看，顧頡剛對“禹是動物”的解釋是一種概括性的理解，這種理解一直伴隨著他的終身。真正把顧氏觀點曲解為“禹是一條蟲”的說法與魯迅有極大關係。1935年，魯迅在小說《理水》中將作為動物之名的“蟲”偷換概念為“蠕蟲”，並拐著彎罵顧頡剛先生是“鳥頭教授”，禹為蜥蜴的觀點由此遂逐漸被訛傳為“禹是一條蟲”。

　　除了魯迅之外，當時也有不少文化名人拿“禹是一條蟲”來挖苦顧頡剛。比如，時為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就不止一次在演講中以“顧頡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來博取聽眾笑聲，藉機嘲弄顧頡剛，貶低顧的學識。

三、顧頡剛畢生堅持的“禹是動物”說體現了圖騰證史的人類學視野

　　在顧頡剛提出此說的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圖騰學說剛傳入中國不久。因此，顧氏之說從學術角度來看，其實處在頗前沿的位置。1937年，顧頡剛在《禹貢》半月刊發表《九州之戎與戎禹》，改從西方尋找禹的起源。其弟子童書業在該文跋語中說“禹名從蟲，亦即句龍”，楊向奎稱此為卓見，“此為引進圖騰說以證古史，將開闢新徑，為古史辨增色”。

　　解放後，顧頡剛在參觀中央民族學院時見到高山族的蛇圖騰器物，再次聯想到殷周器物上的盤螭紋可能為禹圈騰之遺留。他在筆記中寫道：

　　其族以蛇為圖騰，其器物刻鏤亦必若此。觀殷周銅器，疑有盤螭、盤虺紋者，疑即禹圖騰之遺留也。

　　這足以說明，顧頡剛對“禹”的理解自始至終沒有大的變化。禹，究竟是一個圖騰符號，還是一個氏族或者氏族首領名稱，這些從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可以研究的。可以肯定地說，顧的“禹為動物”說，確實給後來學術界的研究以頗多的啟發。

參考資料：《古史辨》第一冊。

近代學術層面的錯誤對今天的古歷史文化研究有著巨大的羈絆。

近代的特點是1840後仁人志士有發奮圖強衝動，同時又是全面媚洋思維的開始。滿清近三百年對傳統文化的破壞是非常巨大的，以至於對歷史文化傳統的認知發生了很大的斷層。再加上1840整個東方心理所遭受的重創和政治原因誕生的疑古派渲染，於是近代開始便有了對自己歷史文化不屑的思維。所以那個時代的學者在古歷史文化上出現了很多可悲的說法。他們不但武斷地否定自己的歷史文化，而且熱衷於把自己文化歸為外來，民國很多著名人物都說過類似的話。

今天受到那些民國大家的影響不奇怪，因為人總是迷信頭銜的，總會天然以為一個有成就的人說的每一句話都有道理。然而事實是，在古歷史文化方面，在東學西漸還是西學東漸方面，他們很多說法都是基於對自己歷史不屑、靈魂自卑的心態上的。這也就使得真正深入的研究不夠甚至是沒有，但認知上卻是普遍否定自己祖先。我的態度很簡單，尊重客觀事實。你要讓我信服，請拿出你的研究結論和證據。如果你只是如高曉松那樣，說二胡裡有個胡字，所以二胡是外來的，那我只能是批駁加痛斥了。不深入研究就有什麼發言權。所以你若想認知古歷史文化，必然要先扔掉民國以來那些知名學者所說的那些結論，拿出系統的研究論證來再說。

大禹是一條蟲子這個說法明顯就是不負責任的，你可以說大禹代表了蟲子的圖騰，怎麼會說一句這麼匪夷所思的話呢？所以很明顯是那位同學信口開河的。可是這麼一句不負責任的話卻佔據著很大學術話語，因為那位同學有名唄。

關於大禹今天很容易就能解讀，因為周代金文很明確地記錄了。金文的禹字是由「七九」兩字構成的。七後來字形變體為女字，明顯就是指七仙女與九黎牛郎結合的產物。

哈薩克讀海薩客，然而沿海百越就自稱海和海薩。百越是夏人後裔，是商滅夏後准許夏人返回南巢老家的結果。哈薩克前身是西域月氏，屬於黃突厥，其文化裡就重七和九。無非是今天的哈薩克是父系基因被置換的結果。但文化顯示都是對應得上的。他們實際是鬼方里的黃種，就是《詩經》裡提到的素冠，今天哈薩克、吉爾吉斯也是白色帽子為主，源自百合花。《詩經》素冠篇裡說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很明顯鬼方與羌方是一同由古埃及、中東東歸的，他們是一個祖先的兄弟。《詩經》漢廣篇裡提到的楚就是羌系屬於楚，而提到的蔞就是沿海支大鯀體系。後來夏后氏後裔姓婁就是這個原因。

鬼方和羌方是東歸的以色列，猶太文化裡以七為核心數理，九為名稱第二核心數理，25為第三核心數理。這就表明猶太文化核心也是七仙女與九黎牛郎結合，25為父黃母白數理黃帝2子，25號也是耶穌生辰。在中國七、九、五也是文化數理的核心內容。中國叫七娜就是指七仙女的後代。鬼方里的白種是德意志，鬼方後裔之一就是回鶻，今天維吾爾裡就有一定比例不同於周邊的日耳曼基因R1b。德意志國名是瑪麗，因為他們就是七仙女族群的父系後代。所以西周發明數字七時與德國7是飛天和下凡的關係。菲律賓的馬尼拉就是瑪麗一詞，因為七仙女是養馬人，菲律賓屬於百越。馬來西亞也是百越。

中國七和德國7其實都是F和矩這兩個符號變形出來的。F就是丩，是大禹和古希臘冥神手中的兩股叉，冥神帶著狗，沿海支大鯀屬於黃種老二支系，二郎神也帶著狗。F也是德意志文化的核心符號，德國光明會圖示裡還有漢字九字。更有趣的是，F是《山海經》裡記錄的貳負一詞，也是貳負之屍所在地大夏阿富汗。受大夏影響才會有Murano地名。大夏與印度河文明有關，印尼人是由印度河潰逃到印尼的。所以印尼人的帽子與尼泊爾、土耳其、古埃及類似。土耳其是日耳曼去北歐時留下一部分人在草原帶領的奴隸軍團後裔。日耳曼屬於白突厥帶領著高加索基因I系，哈薩克屬於黃突厥帶領著高加索亞美尼亞基因G系。

素冠是大鯀族也很好驗證，首先哈薩克頭戴白帽，回鶻裡的黃種有一部分後來隨蒙古返回，就是赤軍探馬的基礎。古埃及的上埃及白冠就是百合花，就是大鯀族。而下埃及紅冠是帝堯後裔，就是羌方。印尼人也有白冠文化遺留。漢族屬於羌系，但也受兄弟群體形象，西部、四川乃至中原都有白色的頭帕民俗。只不過漢族的會搞成羊角，代表牧羊的羌系。會變成包頭，代表內陸支。

圖中脖子上的配飾是不是與德軍戴的身份牌形制很像，其實這是古中國文化裡常見的配玉文化變體。

古中國生態是原始森林的狀態，蟲子數量不是今天能理解的，所以蟲子文化佔據古文化很大的比例。就連我們的核心圖騰魚鉤也與蠍子關聯。所以古文化與蟲子有關的內容是非常多的。大禹體系屬於沿海支老二支系，屬於拋棄內陸支後的黑帝顓頊，就是可惡的蟲子。泰山上的蟲二被郭沫若解讀為風月無邊，其實蟲二更可能是指大鯀族，沿海支老二群體。禹字的楷體確實有這種附會。把大禹理解為蟲子圖騰不是不可以，只是不專業。因為別的支系也都有代表蟲子，並不只是大禹體系有蟲子圖騰把大禹說成蟲子更是譁眾取寵了。

大禹是一條蟲子，最早是由民俗學家顧頡剛先生明確提出的。這體現了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對中國遠古史的質疑精神。

其實，不僅僅是顧頡剛先生持有如此的觀點，包括魯迅等前輩學人也持有類似的觀點。魯迅執大學教鞭的時候，顧頡剛先生還是北大的學生。後來，兩人有過交集，同在廈門大學做教授。

雖然如此，他們為什麼不約而同地都去質疑大禹呢？主要是由於，五四前後，西方的新型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和考古學的學術方法陸續引進中國，而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才開始審視中國古代史中的種種傳說的真偽。

顧頡剛先生旗幟鮮明地指出，往往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從民間神話傳說出發，追溯到那遙遠的遠古時代。他發現，神話傳說的初期是稚嫩的、簡單的，後人不斷地為其添枝加葉，所謂"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並且，"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說句老百姓口中的大白話吧，就是說，遠古時代的神話，越傳越神。《說文解字》雲：

禹,蟲也。從厹,象形。

從禹字的最初本意為蟲，到把禹蟲圖騰化，再擬人化，直至，形成我們的人文始祖之一的大禹的形象。不過，神話不是子虛烏有的，它的演變自有其特有的邏輯。我們雖然不能篤信神話，“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這一切，也許令一些衛道士感動不安。神話不神啦，難道國將不國了嗎？魯迅先生認為，大可不必如此悲觀和沮喪。

如果，我們以冷靜和科學的態度來看待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就會發現，遠古時代的人們的生產力水平以及知識水平低下，指望一個大禹搞定三山五嶽，將數條大江大河都疏導得井井有條是不可能的。其中，一定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自然的力量。

就說五四前後的中國，治理黃河和淮河還是十分艱難的呢。所以，從顧頡剛到魯迅，這些覺醒的知識分子，不是倡導什麼歷史虛無，也不是否定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征服和利用自然的種種努力，而是給華人吃下一副清醒劑。

實際上，大禹本人，原來是不是一條蟲並不重要，而大禹身上體現出來的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的精神，才是最難能可貴的。

與此同時，我們在建設強大的新中國的時候，也不要忘記，不能躺在古人的所謂功勞簿上，應該秉持去偽存真的態度，努力學習新的科學和知識。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續寫大禹治水那樣的神話，也才能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