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一年前後，張獻忠於谷城受撫、羅汝才於房縣受撫、李自成在潼關南原被洪承疇與孫傳庭打的只剩下十八騎，遁入深山而不敢出。而後義軍實力最為強大的革左五營也被迫偃旗息鼓，其他各支義軍也紛紛受撫或投降。一時中原大定，崇禎似乎看到了中興的希望。

但是好景不長，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兵部尚書、總督天下勤王軍的盧象升戰死於抗敵前線。京師防務瞬間惡化，為保京師崇禎只得將洪承疇和孫傳庭及所部調往京師勤王。並且不顧孫傳庭多次上書表示‘秦兵留在京師與康敵無益，反而會毀掉之前好不容易打下的良好局面’，可崇禎就是不聽，不僅不聽反而聽信楊嗣昌讒言將孫傳庭下獄。隨著這兩支主力部隊的東調，在崇禎十二年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革左五營等又開始了積極活動。

在崇禎十二年到崇禎十四年的這兩年中，可以說是大明王朝的迴光返照期。這一時期內，明朝東邊以洪承疇總督薊遼，一再惡化的遼東成了勢均力敵之勢；內部，在楊嗣昌的居中帷幄下，李自成、張獻忠屢屢被擊敗。但到了崇禎十四年，形勢瞬間惡化。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攻克洛陽，殺福王；二月初四日，張獻忠攻克襄陽，殺襄王，隨後督師大學士楊嗣昌驚懼而死；七月二十日，在關乎明朝國運的松錦大戰中，明軍戰敗，十三萬大軍崩潰，除了少部分破圍而出，只餘洪承疇領兩萬殘兵困守松山。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雖然看起來李自成、張獻忠等的壯大好像是一夜之間完成的，但這其中是一些因素互相作用所造成的必然結果。那麼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下是那些原因造成在崇禎十四年李自成、張獻忠的實力暴增：

戰略上的混亂

我們看崇禎其實是有很嚴重的偶像包袱，所作所為一切都想往歷史上的仁明之君、英武雄主上靠。反應到對待國內叛亂問題上就是一直處於一種剿撫失措的境地。登基伊始，面對已經愈演愈烈的西北叛亂問題，一直抱有一種‘皆我大明赤子’的想法力主招撫，說白了就是想留一個仁君的名聲。在他看來以為自己剷除魏閹一黨，令眾正盈朝，革除天啟一朝的弊端，西北叛亂問題就將迎刃而解。如果這種想法放到王朝的後期以前絕對是沒有問題的，依靠軍力保證，然後招撫，再遣散給予田種、耕牛，事情是能順利解決的。在憲宗時期解決規模比崇禎初期龐大的多的荊襄流民問題就是這個套路。

但是崇禎所面臨的是怎樣一種情況？王朝末期的種種積弊、已經危及帝國根基的土地兼併、連年而且範圍廣泛的天災。假如崇禎擁有張居正的能力跟手段，那麼在此時採取這種方式也許還有機會。但很可惜，看看十七年中他的所作所為，很顯然他並沒有這個能力。在這一點上，洪承疇、盧象升、孫傳庭都看的很明白，就是強力圍剿再輔以適度的招撫。拋開其它因素，這在當時是一種雖然殘酷但卻簡單、有效的方式。即以大戰所帶來的一些後果來緩解土地兼併和其它問題所造成的矛盾，以此來給王朝續命。

可崇禎就是看不到這些問題，從登基到鳳陽祖陵被逆軍破壞，這之間一直採取撫為主剿為次的戰略；在鳳陽失陷後，又採取剿為主撫為次；此後又因為兩線作戰，不堪重負，又希望以撫為主來儘快平定內部叛亂；當松錦戰敗、李自成陷洛陽、張獻忠陷襄陽之時，不顧朝廷實力大損、無力再戰的局面，又力主剿滅……這種戰略上的混亂以及反覆無常，帶給前線的就是一種更加混亂的狀態。

一幫人殫精竭慮、拼死作戰，好不容易將叛軍圍於一地，只待發起總攻，結果人家表示要投降；這邊崇禎就說那還等什麼，趕緊去招撫，也不管是真投降假投降，也不管是不是緩兵之計；招撫就招撫吧，好歹都喘口氣，可這氣還沒喘勻，鳳陽又丟了，趕緊去進剿；剿著剿著，面對兩線作戰，朝廷吃不消了，不行，還得撫……就這樣，無數精兵強將愣是讓崇禎給玩沒了！就這樣，叛軍一次次的被擊敗，又一次次的發展壯大，直到崇禎煤山自縊！

盧象升、孫傳庭、洪承疇的東調

一看明朝快要把內部禍患平息下去，皇太極坐不住了！一旦內部穩定，大量經過多年戰爭鍛鍊的精銳部隊必將壓到遼東。面對又成為一個整體的大明，絕對是皇太極的災難。所以在崇禎十年八月，清兵再一次破邊而入，威脅京畿。其實一開始的形勢還是可以的，盧象升主持京師防務，一度遏制了清兵的勢頭。洪承疇與孫傳庭接連大破李自成、張獻忠所部。這時的大明要是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與判斷力，或者不去掣肘盧象升，皇太極那種軍事冒險性質的奇襲必難持久。表面的危局往往也暗含著無線的希望。堅持下去，盧象升穩住京師，洪承疇、孫傳庭平定叛軍，中興真的就不遠了！可偏偏崇禎跟楊嗣昌要整什麼么蛾子，非得透過盧象升的失利來達到議和的目的。結果盧象升被坑死，京師一時岌岌可危。又偏偏崇禎看不透皇太極只是擺出一副威脅京師的態勢，急慌慌的趕緊將洪承疇、孫傳庭大部調往京師。這時內部就只剩下左良玉一支部隊坐鎮，獨木難支，幾乎平息的叛軍又死灰復燃。

練餉的開徵

為了配合楊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明朝開始要求涉及到的各督撫增兵加餉。所加軍餉只能從帝國內還剩下不多的可徵稅田地上想辦法。如此一來，本就處於生死邊緣的帝國子民再也不堪重負。辛辛苦苦一年所得，連給朝廷交的軍餉都不夠。這就給李自成、張獻忠等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源源不盡的兵員。我們從當時的史料中，很容易的就能發現類似‘賊軍某某，被官軍擊敗於某地，而後逃跑路過某地，饑民紛紛相從，勢復張’的記載。這樣下去，看似官軍在一直勝利，實則是為叛軍鍛鍊部隊。

李自成、張獻忠所部的正規化

在崇禎十一年前後，各地叛軍相繼或受撫、或藏匿深山而不敢出。但是藉著這一時期，李自成與張獻忠所部相繼完成了從過去流動作戰向正規軍事力量的轉變。之所以以前，叛軍屢戰屢敗，就是因為缺乏訓練，不懂配合，不知陣法，根本就是烏合之眾。稍懂此道的官軍就能輕易擊敗叛軍。可是張獻忠在谷城期間，大肆收攏士人以充實自己。這其中有一個叫潘獨鰲的，在他的幫助下，張獻忠所部開始了正規化的訓練以及戰陣練習。在掌握了以前官軍才有的這些技能之後，明朝官軍面對叛軍再也無優勢可言。

李自成所部也在之前叛軍的慣用戰法上又加以改進、完善。後來再度復出的孫傳庭就說‘賊陣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次驍騎、老營家口在內’。面對這樣的李自成部，官軍往往只能戰破其兩重或者三重，而後便精疲力盡、無力再戰，因而被養精蓄銳的叛軍驍騎、老營精銳擊敗。

在完成了這一步的李自成、張獻忠等部叛軍，才真真的浴火重生了！他們完全具備了與明朝官軍正面對壘的實力，再也不是幾萬官軍就能追著幾十萬叛軍的時候了！

對於明末，其實明朝有很多機會都能再度中興。因為往往看似危險的局面，其背後也有無限的希望。可是就在戰和兩難、剿撫失措等一錯再錯之下，大明最終跌入了滅亡的深淵。

其實總的來說造成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實際爆棚的原因比較複雜！而又簡單，複雜的是從崇禎登基內閣一片混亂局勢，沒有新的辦法加以改革勵志，懲治腐敗沒有力度！

從內閣到地方官員腐敗嚴重沒有作為，沒有提基層老百姓改變生活窘境！致使沒有飯吃的老百姓鋌而走險組織成農民起義軍反抗腐敗無能的明朝，其中最主要的是崇禎為了減少開支，把全國官方驛站都關停，工作人員全部下崗沒有飯吃的這部分人裡有個叫李自成的，立刻成為萬眾矚目的農民起義軍的領導人物開始反抗明朝統治，在這不利明朝的情況下崇禎帝沒有實行正確的確策，給以毀滅性打擊消滅！

反而崇禎皇帝的全國統治性內憂外患的局面越來越多對明朝不利的因素越來越多，然而崇禎的內閣首輔卻沒有一個可以對於現狀給以正確的對策！

所以致使崇禎1644年，出現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爆棚！

在歷史的任何時期裡，天時，地利，人和！這三種影響每個人的因素都很重要。

崇禎十一年的清軍入關，對明清戰爭進入決戰狀態有重要意義。李自成、張獻忠也是借這個機會迅速崛起的。1、1638年的清軍入關

1637年，楊嗣昌補了兵部尚書張鳳翼的缺，盧象升補了宣大總督梁廷棟的缺。上任後，楊嗣昌就確定了內外戰略。

沿邊各鎮整頓戰兵，確定十多萬可以排程入衛的戰兵。事實上做到了。

內地“四正六隅”，議兵12萬，議餉280萬，在12月邊軍到位後發動總攻擊。雖然沒有完成三月目標，但農民軍不是被打散就是投降。

（有戰略眼光的楊嗣昌）

但1638年10月，清軍從薊鎮中西協入關。

這次清軍入關有兩個影響：

（松錦會戰明軍主力就是這些部隊）

第一、明軍遼東、宣大、薊鎮、通昌天津諸鎮援兵在半個月內集結到京師附近，總計有十萬餘人。如果要不是薊鎮中西協邊兵被擊潰，會有更多。這意味著明軍已經有一支可以短時間集結的野戰主力兵團。在己巳之變的時候還不具備，這就是十年戰爭磨鍊的結果。

（明軍精銳）

第二、隨著危機擴大，清軍不決戰，志在劫掠，明軍應對不足。從內地陸續調兵。陝西的秦軍精銳，陸續東調；中原熊文燦的部隊也陸續北上。這就大大減輕了農民軍的壓力。張獻忠就是1639年五月多起兵的。這時候清軍出關才兩月。

楊嗣昌督兵與張獻忠作戰，長年在長江中游作戰。而中原地區空虛加上饑荒，李自成、羅汝才進入中原迅速壯大。

張獻忠在突襲襄陽，逼死楊嗣昌後，實力也迅速提高。

（開封會戰）

隨著李自成在河南運動戰的勝利，明與農民軍也進入戰略決戰階段。

崇禎十四年的正月，李自成突襲洛陽得手，殺死福王朱常洵，二月中旬第一次圍攻開封時，他的總兵力大約是三萬多人，其中精兵不到三千。到年底李自成聯合羅汝才第二次進攻開封時，兵力猛增到四十多萬，其中精兵大約三萬，另有四十萬脅從之眾。

再看張獻忠，二月初長途奔襲襄陽，殺死襄王朱翊銘、貴陽王朱常法。坐鎮重慶的大學士楊嗣昌匆匆趕回，三月初畏罪自殺。

但張獻忠此後並不順利，八月被左良玉大敗，只帶了幾百人投奔李自成、羅汝才，並在羅汝才資助下，與河南土寇匯合，年底奔向大別山，聯合革、左二營。

總體來看，崇禎十四年確實是農民軍力量迅速壯大的一年，其中尤以李自成、羅汝才、張獻忠幾支農民的表現最為突出。

那麼，這一年中他們的力量為什麼會爆發式地增長？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崇禎十二年，河南等地發生大旱和蝗災，許多地方糧食絕收，以後的幾年當中饑荒嚴重，民不聊生，亂民紛起，兵災不斷。

另一方面，萬曆年間開徵遼餉，崇禎年間再加征剿餉和練餉，總數多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加上酷吏的盤剝，貧苦農民無法生存，饑民相食，只能淪為亂民。農民軍越剿越多，如星火燎原。河南本地出現了許多股的土寇，比如一斗谷、瓦罐子、小袁營等，其中小袁營的部眾多達二十萬人。許多勢力最終都被李自成吞併，使他的力量迅速壯大。

第二，官軍方面的失誤。

崇禎十年，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提出“四正六隅”的剿匪之策，增兵增餉，最初效果明顯，洪承疇、曹變蛟打得李自成只帶著幾個人逃入山中。

但是，崇禎十一年底到崇禎十二年，多爾袞、嶽託分路突破長城防線，崇禎皇帝把洪承疇、孫傳庭等人調離陝西去保衛北京。中原地區頓時力量空虛，張獻忠、羅汝才等人降而復叛，楊嗣昌、熊文燦的安撫政策宣告失敗。

第三，李自成等人的正確策略。

李自成打下洛陽、張獻忠打下襄陽之後，都有過開倉濟貧的舉動，對貧苦百姓有很大的號召力。戰術上，農民軍採用快速機動，飄忽不定，這讓官軍非常頭痛。李自成在河南得到牛金星、宋獻策等謀士，這些都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