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個非常簡單的說法:

法家出自儒家，拿了儒學當中，禮的那套哲學，加上約束自身的種種條例，再發揚光大，形成了法家理論。法家鉅子韓非子，是儒家性惡論思想的開創者：荀子的弟子。性惡加外在約束，讓每個人都生活在被規範的圈子裡，這就是法家思想的核心內涵。而儒家的禮，是透過自我約束，來實現這個目標的。所以儒家不用考慮性善與性惡，因為都是要自我約束的。

中國文化歷來有外儒內法與外法內儒兩種說法。懂得了約束的外在內在之分，也就明白了為什麼會有這兩種說法。

儒家思想除了日常行為當中的學問之外，還有形而上的思想。與道家一樣，繼承的都是西周時期的那套禮樂文化。形而上的這部分是關於鬼神祭祀之說的，注重的是內心的誠敬與反省。

論語當中有這三句：

子之所慎，齊，戰，疾。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貢曰，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

齊，是齋心。

齊，神，性與天道，就是與道家相同的那部分思想。

宋以前的儒家很少說。

道家則專門說這些思想。

孔子五十一歲時問禮於老子，問的是道。

所以孔子自己說的，五十而知天命，與老子交流之後，他悟道了。

道家崇尚“天人合一”，非常重視人的自然屬性。認為“社會秩序”應當遵循“自然屬性”。

儒家崇尚“仁愛”，承認“人的社會屬性繼承自人的自然屬性”……所謂“人性本善”——這是愛的出發點；另一方面，又認為教化和限制很重要……這樣才可長治久安——這是“仁”的出發點。

法家崇尚“法治”，認為“人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天然對立”……提出“人性本惡”說。民不教化則社會秩序無存。

以上是三家的思想在“社會學”意義上的主旨；另外，三家之間的關係還體現在他們學說的出發點。

孔子感嘆社會秩序（禮法）的崩潰，一方面，他悲天憫人；另一方面，作為半個貴族（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他不甘心喪失自身的地位。他四處遊說，又四處碰壁的根本原因在於“他要制定一個上到君王，下到黎民都要遵守的社會秩序”（附：類似立憲，只是因為歷史侷限性和階級侷限性，他選擇了“周禮”）……但，對於思變中的君王們來說，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孔子四處遊說君王的同時，也四處拜訪名士……一來博採眾長；二來，也是想取得更廣範的支援。在拜訪老子時，兩個偉大的人物發生了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碰撞……

兩人具體談話已不可考。但是總結兩人的思想我們可以做如下設想……

孔子首先以挽救蒼生為名提議建立“人人都要遵守的秩序”。而老子則認為這個秩序已經存在，那就是自然法則。

對孔子的說法，老子認為多此一舉、枉費力氣，搞不好“前門驅狼，後門進虎”；對於老子的說法，孔子完全不能接受……老子等於在全面否定孔子的作為，甚至根本不在乎孔子極力維護的社會地位。二人就此談崩。

但二人絲毫都沒有貶低對方……老子感嘆“道不同不相為謀”……可以說承認孔子所說也是道，只是與自身不同。孔子則露骨的贊老子“神龍見首不見尾”。

個人以為，孔子深受老子影響體現在兩點：1、“人性本善說”把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繼承關係強調了出來，提出了天人合一；2、“仁愛理論”之後，提出了“孝道”……沒有把“周禮”作為萬世永固的社會規則。

而老子最終避世而不立教的原因，恐怕也是感到“社會屬性”的不斷覺醒，必然沒有他這個“強調自然屬性”的人的容身之所。

至於荀子……我個人覺得就是個憤青。

他和老子一樣，比孔子更重視人的自然屬性。但是，他更強調自然屬性是導致社會屬性失去意義的“罪魁禍首”。人性本惡！則需嚴管！法不容情，才有秩序！

但是，法家留了個天生的“後門”。就是，閉口不談“君王的人性本惡”！自稱“帝王之學”。這使得法家在專制社會得以大行其道。

可以說，法家與道家立足點是一樣的（人的自然屬性更重要），但方向完全背道而馳……儒家是融合了兩家的“中庸”之道，並且更著重於人的社會屬性的建立。

一般認為，在儒、道、法三家中，道家先出，不是有所謂孔子問道於老子的說法嗎？不過，也有學者考據認為，孔子問道於老子是後人杜撰的，實際上老子出生於戰國時期，略晚於孔子。

儒道的學說，有些主張比較接近，比如雙方都主張“無為而治”，但兩者是有區別的，道家，至少老子的“無為”主張，是跟“絕聖棄知”的反智主義聯絡在一起的，有點接近於現代政治思潮中的“無政府主義”。儒家則承認政府存在的必要，只是政府的權力應該限制到最小程度。君主要“無為”，但政府不可“無作為”。

可以確知的是，法家學說形成的時間最晚。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即師從於戰國最後一位大儒荀子，從這個角度來說，戰國法家與儒家有著一些淵源。但他們的政治主張，幾乎是完全相反的。這裡我們說的法家學說，是指韓非子、商鞅的主張，而不是管仲的主張。儘管不少人說管仲是法家之祖，但我們並不這麼認為。管仲不是典型的法家。

先秦沒什麼法家。法家是漢儒自我撇清生造出來的。基本上，齊楚的所謂法家是黃老，魏秦的所謂法家是儒生。黃老道法自然，儒法家就像中庸所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君主立法專制。

荀子是稷下學宮的一位大師！他和儒家有個P關係！

至於韓非 李斯這些法家大師，你去讀讀《管子》《黃帝四經》，再來評價！

他們跟儒家有個P有關係？！

儒家和法家的關係很容易區別，重要的是“老學公案”和“道家公案”最麻煩。

早期法家出於儒家，錢穆、郭沫若、馮友蘭、蒙文通等學者已經存在共識，也基本是學界的定論。這裡說個小插曲，臺灣有位在國際上很著名的學者斷定郭沫若抄襲了錢穆先生的觀點，認為“早期法家出於儒家”版權應為錢先生所有，大陸這邊則有學者力證郭沫若和錢穆不是線性抄襲關係，且提供了其他提出這個說法的學者之名。平心而論，我以為發現早期法家出於儒家實在不是一件難事，因為史料就在那裡，民國時期雖然大師頻現，但畢竟當時對於史料的挖掘尚不成熟，那麼大家只要治先秦史，是很容易發現這些史料的，且這個東西並非一些特殊的學術觀點，非某位大師提出而不成。

這個說法涉及到的主要有吳起、李悝、魏文侯等早期法家人物，另外就是《管子》，注意，這裡不是“管子”而是“《管子》”，因為《管子》這本書是戰國中後期的人根據儒家、墨家和稷下學派的一些觀點編撰而成，據我考證，甚至還有名家公孫龍子的觀點——可見《管子》成書是極晚的。

吳起是曾子的學生，後世一般將其歸為“兵、法家”，而不是“兵法家”。李悝則是子夏的學生，主要歸類為“法家”。魏文侯的老師也是子夏，並尊李悝為老師。孔子歿後，曾子和子夏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在魏國的子夏，范蠡、田子方、段幹木這些人都曾去西河聽子夏講學，當過子夏的學生。

至於商鞅，嚴格來說屬於第二批法家人物，他的變法受到吳起的影響很明顯，而《史記》又載其帶了李悝的《法經》去到秦國。商鞅在魏國待了不短的時間，受到“儒家-法家”的影響不難想象，這也說明了為何他去到秦國後首先講的是儒家的“帝道”和“王道”，最後沒辦法了才講“霸道”。

但這個“霸道”跟孔子所稱頌的秦穆公的“霸道”不同，孔子的意圖，在於秦穆公能啟用奴隸百里奚，談話三日便將大權授予一個滅國奴隸——希望國家能任用賢人，不論身份，哪怕是奴隸。商鞅則不同，商鞅本是逃到秦國的，按身份是遊士，但商鞅在獲得官職後卻立即堵死了遊士的道路，也就是說，商鞅之後的那些想要來到秦國謀取職位的遊士們只能去種地——難道不像是李斯殺韓非嗎？

離開帝道和王道，走向霸道的商鞅也在不斷墮落，以致於最後他自比於百里奚時被自己看中的謀士所嘲笑。其實正是從商鞅開始，法家和儒家徹底走向了決裂，這也可以看作商鞅的早年和晚年之別。

荀子這個人作為儒家大師是沒有疑問的，因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自比於“孔子-仲弓”一派。兩漢時期注重經學而輕視子學，加上楊雄和董仲舒都對荀子和孟子作了批評並重新構建了人性論框架，導致荀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得不到重視，直到宋明理學為了否定佛老的“滅情慾”說，荀子才跟孟子一道構成了宋明理學的框架——孟子是天地之性，告子、荀子是氣質之性。梁濤等教授以為荀子在宋明理學那裡地位低，但我以為，如果沒有宋明理學，荀子依舊得不到重視，反而正是理學的興起，荀子的地位才有所提高。現代西方學術流行起來後，荀子地位可謂近於巔峰。

另外，荀學的興起還得益於地下文獻的出土，過去人們一直斷定思孟學派乃儒學的主流，但現在地下文獻則說明，荀子的思想很大一部分直接來自於七十二子，可見荀子自比於仲弓一派是有真憑實據的。

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和商鞅不同，韓非子是一位思想家，有不少理論性的學術內容，所以哲學史裡面有他。他的歷史觀和荀子一樣，和早期儒家、墨家也一致。他解老子，就有很多儒家的理論在裡面，韓非雖然口吃，但邏輯思維還算不錯，明顯學到了荀子的辯才。此外，李斯也是荀子的學生，但沒有留下什麼思想。

這裡首先要區別一個概念——“道家”。這個爭論在過去習以為常，但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大陸比較有名氣的老一輩學者跟一個臺灣學者就此問題發生爭議，這位臺灣學者本身不是搞中哲的，所以李翱還嘲笑過他，說他到了大陸竟然教起來中哲了。我覺得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一點，大陸這邊很有點自卑，不看學問看出身的情況有點突出。

就理據而言，咱們大陸這位學者贏了，因為史料就擺在那裡。道家這個名稱是司馬談創造的，就出自於他的《論六家要旨》。裡面只有儒家和墨家是先秦就有的，其餘四家，全部是西漢的司馬談本人的創造，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道”這個概念成了“道家專屬”。唐朝韓愈對此作過批評，提出“道”不出自老學，這是正確的。此時的“道家”，僅指“黃老之學”，並沒有莊子，且老學是低於黃學的。

這樣一來，用西漢產生的“道家”去說先秦，自然就屬於概念上的錯位，後來王保玹教授有個折中，說道家這個概念確實是後起的，沒有疑問，但在使用上，因為已經約定俗成，突然改了怕大家不習慣，所以繼續沿用。雖然這僅僅是折中的說法，但學界現在已經有人注重這個問題，在行文中強調區別了，或許再過十幾年，學界就只會說“老子”而不會說“道家”了。

學界所謂的“老學公案”，其實也包括“孔老公案”，這一點我在其他問答已經說了很多遍，這裡只簡單說一下，那就是按照郭店簡老子的情況，《老子》寫成的最晚年限在公元前300年，或者說更晚一些前278年左右。並且，裡面沒有什麼玄虛的東西，跟傳世本《老子》很不同，所以馮友蘭和錢穆說傳世本《老子》作於《莊子》以後，受到了《莊子》的影響，仍是沒有問題的，其實《傳世本》還有儒家、墨家和名家的內容，可見有一個增益的過程。後世增益這一點，李學勤和裘錫圭兩個古文字學的大BOSS的觀點比較流行，另外北大的李零教授也堅持流傳增益這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