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寫的詩就可以看出，大才子李商隱是一個非常隱晦低調的人，他不懂得推銷自己，沒有李白的豪放外向，幫楊貴妃寫詩，得到了皇帝的認可，不得志主要是跟性格有關，而牛李黨爭影響並不是他不得志的真正原因

李商隱出生時，家父為獲嘉縣官，後來父親去世他便隨母親回到家鄉，生活十分艱難。李商隱作為家中長子，便為人抄些經書補貼家用，曾追隨堂叔學習，十六時已有一手好書法和好文筆。829年，李商隱結識了白居易等前輩，且受到令狐楚的賞識與教授，因此在這幾年間李商隱勤奮好學、積極應試，結果屢考屢敗，寫作上由散轉駢。後來李商隱在王屋山學道幾年，對他的一生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後李商隱開啟了他艱難的應試之路，837年，李商隱中進士入官，其思想觀念屬儒，胸懷大志，但由於屢屢失敗懷才不遇後因此詩歌逐漸表現出不滿，對於黑暗政治的批判深刻有力。後來李商隱因為婚姻而陷入了牛李黨派之爭，被批為背叛去世的恩師令狐楚，在官場上備受屈辱遂辭職。

　　後來李商隱回到秘書省任職，遭遇母親去世於是回家守喪，這是李商隱政治生涯中的致命一擊，後來岳父去世，李商隱的境況更加困難，於是儘量調整心態，減淡政治興致。後來守喪結束，李商隱重回秘書省，在權力爭奪中被排擠壓制，他一心從政卻不得不接受仕途已到末路。

　　李商隱一生由於岳父與恩師的關係，在牛李之爭的夾縫中難以生存，備受壓制官場失意，鬱郁不得志，大致於858年病逝鄭州。

小阿蠻來回答，請各位看官多多支援哦~~

首先，題主的問題，只說對了一半！且聽我慢慢說來：

唐朝中期，從唐憲宗元和三年開始，一直持續到唐宣宗時期，前後大概有41年，朝廷上出現了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兩個派別，他們互相排擠打壓，爭論不休，嚴重擾亂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以至於唐朝一日比一日的走向了衰弱。這段時間，歷史上就稱為“牛李黨爭”。

李商隱的情況很複雜。簡單來說：

早期，李商隱受到令狐楚（曾做過宰相）的賞識，不僅科舉考試很順利，後來還進了令狐楚的幕府，而令狐楚屬於牛黨，包括後來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這時候都和李商隱關係密切。這段時間很長，一共有9年左右，所以李商隱就被認為是牛黨的人。

後來，李商隱入了王茂元的幕府，並且，還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為妻。而王茂元，是李黨的人。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從這時候開始，李黨那邊的人，尤其是令狐綯，就認為李商隱是李黨的人了，並且說李商隱背叛牛黨，在《舊唐書》裡面，令狐綯就說李商隱是“背恩”、“無行”，後世學者，也有一部分人秉持這個觀點。

因為兩派黨爭非常激烈，誰上臺主持朝政，就會大力打壓另一派。這時候，牛黨那邊的人得勢，就極力打壓李商隱。李商隱此後就一直被刻上了李黨的烙印，怎麼洗也洗不清了。

最後，李商隱又去追隨了鄭亞，而鄭亞是李黨的人。就在這時候，正是牛黨在朝廷得勢的時候，自然會打壓對方的所有人了，李商隱也逃不掉。李商隱的命運，就這樣在兩個派別的爭鬥中決定了。

早期的時候，牛黨的人，主要以令狐楚父子為主，對李商隱很賞識，對李商隱多有照顧和提攜。李商隱呢，這時候也較為春風得意，至少在科舉考試這方面，令狐楚是出過力的。李商隱此前幾次參加科舉，都沒考中。認識令狐楚之後，就考中了。所以，我們可以把李商隱看成是令狐楚的門生。所以到後來，李商隱去了王茂元的女兒為妻，相當於加入了李黨之後，令狐楚去世，李商隱還是很傷心，還寫過詩歌悼念他。而當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怪罪李商隱背恩的時候，李商隱也寫詩去辯白。無奈大的形勢已經不可改變，那時候，李商隱已經被徹底認為是李黨的人了。

牛黨得勢的時候，其實李商隱也並不見得有得到多大的好處。他的老丈人王茂雲不久就去世了，李商隱還在當一個非常小的京官。包括之後，李黨的首領，李德裕入朝為相，李商隱寫了很多詩來頌揚他，但是這也沒能為他的仕途帶來多大的改變，因為這時候李商隱正在守孝。而當他守孝期滿回到朝廷，李德裕這一派的勢力已經到了晚期，牛黨的勢力已經上來了。

最後就是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當宰相，他是牛黨的人。牛黨的人一上臺，就開始打壓和李黨關係密切的人了。李商隱自然逃不掉。他只好跟著鄭亞去了廣西，還是做人家的幕僚。我們看這時候的李商隱，還選擇跟隨李黨的人，可見，情勢已經逼迫他不得不站隊了。牛黨已經容不下他，他只好遠走南方，再也回不了頭了。

所以說，題主說的，李商隱的不得志，是和牛李黨爭有極大關係的。

其實上面說的李商隱的當官履歷已經很清楚，早期李商隱得益於令狐楚一家，這時候的李商隱還年輕，根本無心於黨爭；後來入了王茂元幕府並且娶了王茂元的女兒為妻，這是一個重大的節點。即使李商隱無心於黨爭，但是已經由不得他了。政治鬥爭是非常殘酷的，是非此即彼的對立狀態。即使李商隱怎麼辯白，也是洗脫不掉的。

我們讀李商隱的詩文其實會發現，他並不是要參加那一個派別，而是在他的心中，有一個“中興”的夢想。簡單說，不論誰在主持大局，只要對國家有幫助，他都會去站到哪一邊。比如後來的李德裕當宰相，李德裕是想有作為的一個人，李商隱看到這樣的人當宰相，自然會去頌揚他，跟隨他。

這是第二點，李商隱的心中，並無黨派之別，而是一心在於為國家出力。但是到了後期，黨爭達到白熱化的階段，已經由不得李商隱有自己的選擇了。個人的命運在大的歷史背景下是很渺小的。

李商隱不得志是真的，但其實和牛李黨爭的關係不大。

性格決定命運。是李商隱自己的性格決定了他在官場仕途的黯淡。

我們先看大環境，何為“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指唐晚唐時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持續幾十年，最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離開中央而結束。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整個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員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捲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朋黨之爭。

而我們的晚唐第一詩人，因才華的奪目，讓人嘆息他不得志的際遇。由於自身光環的亮眼，讓後世的人習慣性地作主角帶入，從時代背景來尋找他曲折仕途的原因，總認為是朝廷黨爭、用人不明才導致的明珠暗投，不見雲開。

其實未必如此。

我們深讀李商隱，就會發現一些蹊蹺。大都認為他是在成婚的時候成為王茂元的女婿身份讓他成為李黨，因此和恩師令狐楚及年少好友令狐綯漸生嫌隙，並被令狐綯視為叛逆之人。實際上李商隱娶王茂元的女兒時，令狐楚已死，後來令狐綯在仕途上也曾多次提攜李商隱，兩人還有很多詩詞唱和之作。恩師去世沒辦法計較，老師的兒子看起來也並不計較，最該計較的人都不計較，那麼為什麼還說是牛李黨爭導致他的仕途不順呢？

牛李黨爭四十年，最初首領都姓李。“牛黨”的首腦是李宗閔，皇室之後，官居宰相，直接推薦了牛僧孺入相。這是牛黨的黃金時期。而“李黨”的帶頭人是李德裕，經歷憲、穆、敬、文四朝，唐武宗時期地位達到最高峰，裴度是其入相的推薦人。而牛僧孺入相正是裴度罷相之時。我們可以看到，牛黨的失勢是因為他們依靠的宦官所支援的繼承人未能繼位，另一派宦官擁立唐武宗即位。而李黨黨魁李德裕的失勢，則是由於唐宣宗繼位，忌憚李德裕的權勢而將其貶謫，李黨隨之垮臺。

這說明什麼？

這所謂的黨爭，最終一錘定音的還是皇帝。鬥得再激烈，與老百姓也沒什麼關係。就好像南北朝時代，皇帝走馬燈一樣的換，做臣子的卻沒什麼變動。

同樣，這種高層的政治鬥爭，雖然裹挾了大部分官僚站隊，但是同樣有很多遊走在兩派官僚集團之外的散兵遊勇。這些人可能因為某些原因站隊，也可能根據情況改變立場。特別是在唐文宗時期，兩黨鬥爭激烈，官員隊伍切換頻繁，經常出現兩黨高層同朝為相，身份複雜、立場不清，到底誰是什麼黨，除了那些首腦和高層，那些官職不大的下屬，如何站隊並不一定。

和李商隱有直接關係的是令狐楚和王茂元。

令狐楚在李商隱年輕的時候是他的貴人，不但賞識他，還幫助他取得了功名。當時光有才華是不夠的，還需要有高級別的推薦。同時還讓兒子令狐綯和他交好，以便日後互相扶持。

而令狐楚，在牛李黨爭中各派人物頻繁掌權、被貶中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這說明令狐楚並非兩黨人物。而到了唐宣宗時期，令狐楚已經去世，宣宗看重令狐綯，其實也和黨爭沒什麼關係，純粹是看重令狐楚，愛屋及烏。但是宣宗對李德裕的李黨是全面打壓的，而此時令狐綯受寵，自然被認為屬於“牛黨”。

王茂元是李商隱的第二個貴人，他祖上在安史之亂中起家，自己在元和年間也有軍功，官至刺史、地方節度使，並不是靠著李德裕起家，也一直沒在中央朝廷任職。所以也並不能說他就是李黨。

李商隱結婚之後，也並沒有被視作李黨，和令狐綯的關係也還是融洽的，經常有唱和往來，令狐綯對他也是積極推薦。直到後來，李商隱入幕鄭亞，才被普遍認為是李黨幕僚，因為這個鄭亞就是個地道的李黨。令狐綯和李商隱也就漸漸產生隔閡，越行越遠，但是也並沒有交惡，兩人還是經常書信往來，不過令狐綯就更多地是表示下慰問，大多是面子上的敷衍，倒是李商隱則還是寄希望引薦升職。

即便加入了李黨的行列，職位還是太低，所以實際上牛黨也沒有對李商隱進行打壓。如果說有影響的話，應該是武宗時期被李黨打壓的宦官集團的反噬，基本上在宦官集團的影響下，李黨再無任何反撲之力，只要和李黨有瓜葛的人，都不會得到提升和重用。

這可能也是令狐綯多次延譽李商隱，卻始終無法上升的真正原因之一。

另一點，也就是更重要的一點，應該是李商隱本人性格所導致的。

他的仕途起點相當高，二十七歲進入中書省做校書郎，而當年白居易坐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已經是三十二歲。這個職位不高，但是很重要，被視為宰輔的起點。起點高，前途看好，黨爭對他的影響實際上有很微弱（至少在投奔鄭亞幕府之前，基本為零），那為什麼會被排擠出去呢？

晚唐政治頹敗，黨爭鏖戰，作為一個才華出眾、心思細膩的文學青年，那種大廈將傾，個人卻無能為力的狀況，李商隱自然是體會得到的。要麼同流合汙、要麼潔身自好，而有才華、思慮細密的李商隱，孤傲高潔，就好像那些有潔癖的人，難於隨波逐流。

而體現到工作生活態度上，則是輕浮淺薄，消極怠工。像他的《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看起來美好浪漫，實際上作為一個官員，喝一整夜的花酒，第二天一清早去點卯，“嗟餘聽鼓應官去”。

這種工作態度，不論是哪個黨在上、哪個皇帝在上、當時的朝政狀況如何，都不會喜歡吧？別人可能會去讀他的詩，體會他的心境，但是在仕途上，這種表現出來的消極工作狀態肯定是自毀前程。

何況恩師令狐楚以前也得罪過宦官集團，到了牛李黨爭晚期，李商隱又加入了宦官集團所憎恨的李黨，自然得不到重用了。

有說他是想周旋與牛李黨之間，那可能把他看得過高了。一個文學青年，是沒有那麼精準的政治眼光的。何況唐朝的入仕，無非科考、舉薦兩途，或者兼而有之，至於投奔了誰，被誰重用，雖然有眼光的差別，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機緣巧合。

誰給薪水，就投奔誰去了。大潮流中的小小飄萍，談什麼周旋？

李商隱不過就是個可憐的飄萍罷了。

又有幾人能有高適那樣精準的眼光呢？

詩人中因為政治眼光精準，最終以軍功封侯者，唯高適一人而已。

隨手寫成，難免粗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