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的原因不單單是因為鼠疫，但的確加速了明朝滅亡，而李自成因為這場鼠疫輕輕鬆鬆的攻入了北京城，但也因為這場鼠疫白白葬送了到手的江山。

鼠疫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厲害的瘟疫之一，但凡感染，無藥可治，只能等死。

可能是上天都不讓明朝生存下去了，在15世紀，世界進入小冰河時期，全世界氣候變冷，大明朝後期天災不斷，長達70年的乾旱，北方牧業農業的絕收。已經讓大明朝處於夕陽尾端了。

而當時爆發的瘟疫，據記載：整個瘟疫蔓延到了華北和西北，山西十有九家感染，盡死無生。如果僅僅是百姓感染，強大的明朝軍隊尚有一戰之力，但是鼠疫也感染了北京城內的14萬羽林軍。當時，守城的部隊甚至都要太監去充數，一個人負責守衛三個城垛，而守城的大多也是老弱病殘，所以北京城的大門就這樣被李自成輕易打開了。

北京城的大門打開了，李自成的軍隊進入城內，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強大的大明朝宣告終結。

明末時期的鼠疫，只要被感染就會死去，皇宮裡的老醫生都沒有任何辦法，連個收屍的人都沒有，更不用說去弔唁的人了。據說當時兵部的朱念祖從外面拜訪客人回來，剛進大門就暴死了。崇禎皇帝還找了張大仙在皇宮裡作法，可是一點用都沒有，根本是迴天乏力！

明朝滅亡不單單是鼠疫這個原因，但鼠疫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鼠疫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之一，鼠疫一旦流行，人和動物都沒有抵抗能力，傳染性極強，一旦被傳染，也無任何藥物能夠醫治，死亡率高達50%。大家是否記得在十四世紀中期歐洲曾經受到一場具有毀滅性的瘟疫侵襲，而這次瘟疫在當時被叫做黑死病，其實黑死病就是鼠疫，那場瘟疫奪去歐洲2500萬人的性命，在全世界範圍造成大約7500萬人死亡。

在明朝中後期，中原地區就開始有限疫疫情發生，只是範圍比較小，被朝廷及時控制住。可是萬曆年間，在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境內鼠疫開始大規模爆發，尤其以山西境內最為嚴重。山西的鼠疫開始於大同一帶 , 當時大同真的不是一個“ 慘 ”字能夠形容的,幾乎十戶人家有九戶 都被感染瘟疫 ,一家人只要有一個人感染鼠疫全家都會傳染，當時山西境內,每天死的人不計其數,抬棺材出城的人是一個接著一個，這次鼠疫在山西流傳近十年,不少地方的人幾乎全部死光了,漫山遍野的都是死人,可連埋死人的人都沒有。而其他的地方也好不到哪裡去,據史書記載,萬曆十年鼠疫傳到相鄰的河北宣府(今宣化)地區,這裡是軍隊密集的軍事重鎮。疫情發生時,被傳染的人頸部不斷腫大,感染一兩日後就會死亡,又被當時的人稱作 “大頭瘟”。同年四月,鼠疫疫情傳到北京,當時的通州 、東安、霸州、文安、大城 、保定被暴發疫情,當時被傳染鼠疫的人,親朋好友都不敢前來吊念,生怕被傳染上鼠疫 這些地區十分之四的人口，都被鼠疫給奪去性命,直到清朝光緒年間,北京地區的人還能回憶起當時的慘狀 。

從崇禎六年開始,華北又開始流行新一輪的鼠疫,特別是明朝滅亡前的最後兩年,即崇禎十六年(1643年)和十七年(1644年)鼠疫的流行,已經達到毀滅性的地步,當時大明王朝,黃河以北的中原地區幾乎都有鼠疫肆虐,基本每村每寨都有感染鼠疫的人,人人都是談“疫”色變。作為大明帝國的首都北京,鼠疫的流行更是瘋狂,因為當時得鼠疫的人，一旦被傳染,身上馬上就會起腫起來一塊,幾個小時就會死亡,這次流行的鼠疫又被老百姓叫做“疙瘩瘟”,在北京周邊以及郊區,是一家接著一家地傳染,有的全家都死絕,連個收屍的人都沒有 。

北京城內的情況更加糟糕,清人吳震方在《花村談往風雷疫癘》(卷一)記載,崇禎十六年六月至八月,北京城內外流行“疙瘩瘟”,不論貧富貴賤、年老年幼,一旦被傳染馬上就會死亡,無藥可救,這本書裡面記載很多“暴死”的例子 ,說明當時的鼠疫之嚴重。

當時兵科的曹直良、古遺正,兩人在茶館正與客人談話,給客人送茶時起身作揖寒暄，可還未站直，人就死了；兵部朱念祖從外面拜訪客人回來，腳才踏進大門就死去了；還有一個叫吳彥升的宜興人，被委任為溫少升通判，坐船臨行前，一個隨僕突然死了，便叫另一僕人去買棺材安葬，可等了很久不見回來，原來這個僕人死在棺材鋪裡。這樣故事還有不少。如有一家人被感染鼠疫，全家死光無人收屍，有兩個小偷半夜去這家偷東西，一個小偷進去偷東西，一個爬在屋樑上面防風，進去屋裡的小偷將偷到的東西正準備遞給屋樑上面的同夥準備離開，這時，他倆已經被感染鼠疫，還沒有遞過去就發病而死了，後來，被人發現的時，他們手裡還各自拿著包。

紫禁城裡面同樣也是鼠疫肆虐，醫術高超的太醫們也是束手無策，每天都有宮人死亡，崇禎皇帝為了遏制住瘟疫，叫太監找了一個叫張真人的法師，據說這個法師神通廣大，能夠呼風喚雨，還能和神明溝通，崇禎皇帝令他做法念咒，遏制問題，可是這張真人在皇宮住了一個月，天天做法念咒，可皇宮還是繼續死人，一點都沒有作用，崇禎皇帝真是沒轍了。

當時，守衛北京的御林軍沒能夠倖免，鼠疫沒有發生之前，北京的御林軍有十五萬四千之多。當鼠疫在軍隊開始肆虐之後，北京的御林軍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死傷過半。當時的北京內外城牆共有十幾萬個防守垛口，以往每個垛口都有士兵把守，可是鼠疫肆虐之後，一個士兵要守三個垛口，而逃過鼠疫的那一半御林軍多是體弱病殘的，北京的御林軍已經完全喪失戰鬥能力。

據說，後來李自成進攻北京的時候，北京城由於防守京城的兵力嚴重不足，崇禎皇帝還拉上幾千太監去防守，對於李自成來說，北京城無異於是沒有防守的，所以李自成很容易就攻進紫禁城，逼得崇禎皇帝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縊而死，大明王朝就這樣在鼠疫的肆虐下加速滅亡了

謝謝邀請，對明史不是很瞭解。說實話，第一次聽說鼠疫對明末戰爭走勢影響的話題。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還是財政破產。鼠疫確實削弱了明軍，尤其是京師的守軍，但明軍的機動兵力基本折損在陝西，明軍在李自成北上之前就已經丟掉了戰爭主動權。敗相已現，即使沒有鼠疫，明軍能有多少反擊的力量也並不樂觀。

明朝史上最恐怖的瘟疫，是否成就了李自成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明朝那一次的瘟疫，有加速明朝滅亡的一面。因為那次鼠疫，對明朝有毀滅的打擊。當時明朝的首都在北京，鼠疫的流行更加瘋狂。人一旦染上馬上就會起腫一塊，幾個小時就會死亡。守衛北京的御林軍死亡過半，剩下的是體弱病殘的，他們完全喪失戰鬥力。

李自成進攻北京時候，崇禎皇帝只拉了幾千太監防守。對於李自成來說，這些太監等於沒有防守，李自成很容易攻進紫金城。崇禎皇帝自溢而死，大明朝就這樣被鼠疫的肆虐下加速滅亡了。

縱觀明朝的歷史，後期的許多君主大多都是草包，許多奇葩的事情都發生在他們生上，有二十年不上朝的，有一個皇帝不識一個字，整天到晚只會做木匠的，有一個喜歡玩老女人的，還有一個是喜歡太監的，估計是個同吧。

到了崇禎帝繼位時，大明江山已經是一張紙那麼脆弱了，只要外力輕輕一觸，大明江山就會在頃刻間覆滅。

崇禎累死累活了十幾年，也沒有改變大明江山覆滅的結局，他估計在煤山自縊之時，也不會甘心吧，怪就怪他的先人們了，真是個命苦的孩子。

恰恰在明朝社稷動盪的時候，卻是連年的自然災害，有一部分人認為明朝的滅亡在於天災。

明朝末年，國家內憂外患，當時明朝的主力都折在努爾哈赤手裡了，李自成恰好撿了個便宜，一路打到了北京，逼死崇禎帝。

李自成起兵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明朝的主力被努爾哈赤擊敗了，不過，與自然災害還是有很大關係的。

謝邀，瘟疫在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一種可怕的疾病。大多數時候都治不好，只能讓病人自生自滅。每次瘟疫的爆發都會產生統治危機，這種危機既來自內部，也來自外部。如果處理不好，比如明末的時候，對內百姓大規模死亡造成生產力凋敝，糧食減產，社會動盪，人口減少，還有對官府的不信任。對外，導致外族入侵。

上面提到的對內後果又引出兩個問題，稅收和造反！稅收包括最主要的兩項，人頭稅和農業稅。自古以來人頭稅和農業稅都是關乎朝廷財政的重要稅收，人頭稅直到清朝雍正時期才得以正式廢除，所以明朝瘟疫帶來大規模的人口減少就意味著稅收的減少。處理瘟疫又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對於危機四伏的明末國家財政來說是沒有能力拿出那麼多錢的。沒有魏忠賢這樣的人，崇禎皇帝根本無法從東林黨那裡搜刮到江南財富。

造反！瘟疫失控或蔓延都會導致百姓對官府的不信任，加上明朝時的災荒最終釀成流民起義，瘟疫最先爆發的華北地區，出了個李闖。面對外族入侵和造反都需要有健康而充足的兵源，而瘟疫的傳播又不會區分人，這也直接削弱了明軍的有生力量和戰鬥力。

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時期為勤政的崇禎帶來了災荒-戰爭-瘟疫，三者的相互作用最終把明朝送進了歷史的墳墓。可以說，如果沒有連年乾旱造成的災荒，流民起義就不會那麼頻繁，戰爭規模不擴大，就不會促進大面積的瘟疫傳播。很不幸的是災荒，戰爭和瘟疫三者的結合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

當然，瘟疫只是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成就李自成的還有很多，比如東林黨和皇帝自身的能力。崇禎，一個只有守成資質的主君是救不了一艘千穿百孔的破船的！

根本就沒有什麼最恐怖的瘟疫。傳染病也許是有，但遠不能用最恐怖的瘟疫來形容。

今人常常為古人擔憂，臆想出什麼小冰河期，恐怖瘟疫來為這個朝代開脫。

其實，只要仔細想一想，如果京畿地區真的有嚴重瘟疫的話，李自成、多爾袞還會費盡心思地往京城跑，除非腦袋被門夾了。另一方面，無論是農民軍還是清軍，都沒有大規模的疫情記載。他們軍隊的人數反而越戰越多。

當時的史籍記載也已經表明了一切。

顧炎武的《亭林文集》之《錢糧論》中寫到“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並指出繁重的賦稅是“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 。正是繁重到讓人無法苟活的稅賦才是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明朝龐大的宗室。嘉靖年間，明宗室入《玉牒》的有四萬五千人。這還不包括女性如公主、郡主、縣主等。萬曆23年見於《玉牃》的人口達15萬7千人。明末復增為近30萬，達到“千古所未有”的驚人程度。

其中，諸位親王不僅擁有豐厚的經濟待遇，而且都會得到朝廷撥給的大片土地且多是肥沃優質田，時稱“王府莊田”。這些莊田都是不納錢糧的。

神宗時，曾賜福王兩萬頃田，意在為私其子，企圖將向國家納稅的大量土地轉為福王私產。而當時福王租銀收入已超潞府。

據不完全統計，河南的九個王府莊田佔了河南10%的土地，有的王爺還在河南以外佔有土地，都是不納錢糧的肥田。

王府莊田的本質就是利用皇權奪取土地，吞食國家稅糧。莊田越多，交納稅糧的民田越少，國家稅收一年不如一年。直至威脅中央財政收入，引起軍國費用困難。

土地兼併加劇，國家控制的土地大量減少。弘治時期的財政已經相當匱乏了。《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至邊圉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上報入監，通前後共有數萬人。”軍費不足，荒歉救濟竟然要透過濫收生員入監的方法來解決，拮据可見一斑。

為了解決困難，不得不實施加派。萬曆時期，加徵遼餉，得銀五百二十萬兩。崇禎再次加派，成為“剿餉”，徵銀二百八十萬兩。之後，又加徵練餉，計得七百三十餘萬兩，都成為朝廷常賦。

《明史 食貨志》曾記載楊嗣昌的話:“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是亙古未有之事。

另一方面，侵佔民田的現象日益嚴重，以致於民情騷動。廷臣曾紛紛上疏，“天子何必置莊田與貧民較刀錐之利哉”。顧炎武在《菰中隨筆》中記錄，即使是在富庶的江南也是“有田者什一，為人佃者什九”，“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款者”。

結果是，可以納稅的民田越來越少，加派在普通民眾身上的費用越來越多，引起惡性迴圈。最後不得不官逼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