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認為明朝大臣正直的還是蠻多的，比如王守仁和于謙等等，但謀略上，明朝眾大臣的確略微遜色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有下面幾個：

一、明朝程朱理學到達巔峰，教化作用強大到了明朝，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被確立起來，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也成為明朝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和標準，可以說明朝士人都是受程朱理學的教育長大的。程朱理學以下兩點對士人的氣節影響很大：程朱理學強調人的主觀意志力量，注重氣節與品德修養。把愛國憂君、誅亂討賊、大一統等大經大法和忠孝信義等道德規範納入程朱理學理論的框架，這些被看做人們天經地義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和理想信念。士人由於受到忠孝信義的教化，就有一種“正義在我”的自信，敢於同掌權者對抗。程朱理學強調人的社會感和歷史責任感。教化士人應該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甚至於為國捐軀、為民請命。思想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也正因為程朱理學對於明朝官員的個人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才使他們有強烈的氣節，可以為國家、為心中正確的主張捨身成仁。

二、明朝內閣制的特點，使大臣受到尊重明朝內閣是明朝建文四年建立的。起初，內閣大學士只具有顧問身份，皇帝為最終決定的權力，而大學士很少有參決的機會。到明仁宗、明宣宗時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內閣的權力日益增大。翻閱史書，發現內閣制的一些特點對於明朝大臣敢於死諫的現象有些影響。明朝內顧制頗有民主化因素。英宗以後形成的首輔制度，由首輔做最後決定。就票擬進行商討時，各殿大學士皆可參與意見，不僅減低了獨相時期宰相的獨裁機會，也放寬了對各級官僚的限制，形成了一個相對開放的討論氛圍。內閣制權利過大，閣臣受一定程度的尊重。最典型的就是楊廷和與張居正。在楊廷和時期，內閣大權幾乎能與皇權平起平坐，作為三朝輔臣，楊廷和率領文人集團與明世宗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禮議”，這是明朝歷史上內閣與皇帝的第一次分庭抗禮。還有明神宗時的張居正，一面作為皇帝的老師，一面掌權十年，使皇權被閣權深深壓制。自宣德內閣漸尊以來，大學士有忤旨不可施以廷杖的慣例。據杜乃濟《明朝內閣制度》統計，一百七十名大學士中，獲罪的只有二十八人，約佔一層半，可見其地位相對較高，頗能直言。

三、明朝士人不重眼前之利，重視青史留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這句話似乎是古代讀書人對於死的其所的一個目標。古代讀書人大都追求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經過儒學教化的明朝官員，對於眼前的富貴大多是蔑視的，他們更重視的是名聲，是史書對自己的褒貶。比較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楊慎。在“大禮議”的紛爭中，楊慎鼓動眾官說“萬世瞻仰，在此一舉”。同年進士200多人，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大哭，反對皇上隨意逮捕朝臣，把生命置之度外。激奮昂揚地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嘉靖皇帝大怒，下令把他們全部逮捕下獄，處以廷杖。楊慎在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的時候被廷杖一次。十日後，又廷杖一次，差點死去。然後被充軍雲南永昌衛。

四、言官制度完善，廣開言路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為維護君權專治，建立了一套中國古代最為完備的監察制度，包括督察院系統和六科系統。客觀說來，明代言官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人數最多、組織最完備的監察隊伍，一般都在200多人左右。朝廷非常看重言官的人選，往往要從新科進士中選拔最優秀者充任，因此言官們的道德素質都非常高。言官發現皇帝“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勿有所顧避”。規定給事中“凡政令得失，軍民休慼，百官邪惡，皆得言之”。御史的職責也在於“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每當國家在一些方面的治理出現錯誤的時候，言官們往往要“條陳時弊”以提醒皇帝。如果皇帝聽了卻沒采取什麼措施，那麼言官們就要“捨身以諍”，為此不惜批逆鱗。

五、明代輿論控制權的獨立性明代政治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輿論權和政治權的分離獨立。在明代的輿論看來，一個官員如果被廷杖就說明著他敢於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敢於堅持自身原則，敢於與皇帝對抗，就算因此而受到懲處也在所不惜。這種不怕強權、堅持自我的精神當然就是值得讚賞的行為，自然就是“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了。而皇帝廷杖了大臣，輿論這方面肯定就會給出一些不好的評價，比如說，正德皇帝和嘉靖皇帝都被輿論醜化了。輿論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一個人說不在乎名聲，那是不可能的。皇帝也是人，也在乎名聲，怕被醜化。所以有些時候面對大臣的勸諫，就要能忍則忍，表現出一副大度，廣開言路的態度。

這個問題沒有完整，明朝有正而有智之人，但是它的數量並沒有很多，而為什麼會是這樣人才倍缺的朝代呢？就要好好來看看明代是一個怎麼樣的朝代，然後再來談談這個問題。

明朝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朱元璋在吸收了前代的經驗教訓後，實行君主集權制。更是在明太祖後廢除了宰相制度，在明成祖時推行內閣。這樣的措施就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加強了君主專制主義制度。

在內閣制度中，最高的領導者就是皇帝，而內閣制度的中樞機構司禮監——有批朱權，所以司禮監的權力還是很大的，以至於後面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

而在這種君主集權也對當時的大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敢於直諫，不斷髮揮自己才能的大臣也可以說是越來越少了。

而另一方面就是明朝時的選官制度，明朝時推行科舉、薦舉等選官制度。科舉選舉沿用以前的選官制度，在明初實行科舉制三年後，科舉制被暫時停用，因為所收納的知識分子都是隻會寫文章，而不會處理政治事務，沒有實際的處事能力。

而薦舉就是品德良好的、有聲望的人會入選，而這些人是很多但是也是爛數居多，所以有才，有能，還有德的，那就真的不多了。

總結下來，明朝足智之人少的原因多是當時的政治制度下而導致的，另外就是思慮少者則對朝廷的政策多是擁護，這也是統治者所希望的結果。

以上就是本人的回答，不夠完整，也請指教。

不能說明朝沒有出現正而有謀的大臣，只能說，出現了，他也不能掌握很大的權利。

首先，明朝盛行的內閣制度。就確定了，高層權利，不會掌握在某一個人手裡。而是存在於內閣宰相們。但是那個時候的宰相含金量不像以前那麼高。明朝最多的一任皇帝好像有上百位宰相。所以。那個時候宰相這種稱呼。更像是一種文官的爵位。（明朝制度。以武封爵，所以文官基本不會獲得爵位。）

其次，政治這門學問，在中國曆經千年。到達明朝時期，已經被髮揚光大。所謂政治，無非進取，妥協。不被某一個人掌握絕對的權利，這也應該是大明曆代皇帝，在面對日漸強大的文臣體系的一種妥協和控制，都不掌握至高權利。那就分散吧。

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鬥爭，大家都是宰相。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又不比我高一級。憑啥聽你的。所以。為了保住現有權利，只能隨波逐流。而所謂的正而有謀，就是在觸犯眾人的權益。而破壞所謂規矩的人。怎麼可能會有發揮的餘地。

和別的時期不同的最大一點。就是。別的時期基本都是圍繞皇帝的意志。皇帝相信，給發揮的空間。所以。才會出現所說正而有謀的人。

這是明朝制度決定的，也是最讓人詬病的地方！

明朝皇帝為了偷懶，實行了大學士內閣制度，也就是有實無名的宰相，制度，但是為了防止權臣出現，特意將內閣大學士的品階定位五品官，然後讓他們“以小臨大”，去管理那些二品尚書侍郎，然後用二品尚書侍郎們去管理天下的三四五六七品官，最後設定六部給事中，他們從七品官階可以封駁內閣和皇帝不合理的詔書和聖旨，如果給事中不認同，就算是皇帝的聖旨也沒有人承認，最起碼文官們不認。

外朝如此錯綜複雜，內朝也不遑多讓。皇帝成立司禮監，享有批紅大權，外朝地方官上奏言事，小事內閣自己處理，但是大事，涉及到重大人事變動，必須交由司禮監過目，批紅，然後由皇帝定奪，用來牽制外朝的權利。

所以文官儘管看不起宦官，但是依舊要和宦官打交道，否則就辦不了事，長久下去，自身威望也會下降，只能請辭。

歷代內閣首輔只有一人做到了將內外朝行政權利集為一體，那就是張居正！

張居正在當上內閣輔臣之後，立刻和內庭大檔馮保結為同盟，並且得到了馮保身後，掌握廢立皇帝最高法理的李太后支援，這才有了一條鞭法改革的實行。

張居正掌權期間，凡群上奏，無一不準，正是靠著明朝歷史上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後唯一集權時代才完成了改革，給明朝續了幾十年的命！

但是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他死後，親密戰友李四維在萬曆皇帝的默許下帥先反攻倒算，連張居正一切榮譽剝奪，抄家，族人流放，上到八十老母，下到垂髫小兒，餓死，病死無數。

至於其它大臣如於謙，也是如此。

于謙在土木堡之變以後挺身而出，挽救大明國祚，結果最後被殺。

所以說，在大明朝可以有正直的大臣，也可以有為己謀身的大臣，絕對沒有既謀身，讓身後事無虞又能辦理天下大事的忠直之臣。

因為在明朝制度裡，想要辦大事，就要集權，甚至會觸犯皇權！明朝皇帝裡真正有胸襟的或許也只有正德皇帝老爸，孝宗皇帝，其餘都是小心眼！翻後賬那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害怕被清算身後事或者怕連累自己，只能明哲保身，什麼事都幹不成！

事實上真正幹了大事又能幹好還沒有被清算，就只有一個人，千古神人諸葛亮了！

什麼叫明朝沒有正而有謀的大臣？

明朝立國近三百年，正而有謀的大臣不計其數，‘正’為官清正廉潔、處事公平公正無私、為國為民，‘謀’處置國事有分寸，有理有據勸諫皇帝，即能讓皇帝不至於難堪，又能獲取朝堂眾臣支援。

朝堂上眾臣的政治鬥爭在所難免，但不妨礙正而有謀的大臣存在，很多時候的鬥爭是對國事處置的鬥爭。

（一）明太祖朱元璋廢丞相制，集大權於一身，卻忘了考慮繼任君主不可能像朱元璋一樣，熱衷政務。

所以朱棣創立內閣制來輔助自己管理，內閣即是為皇帝出謀劃策，提供建議對策的存在，內閣權利分散，也做到了不會對皇權產生威脅。

（二）劉基字伯溫，封誠意伯，朱元璋能夠順利平定陳友諒等軍閥、北伐滅元都有劉基的策劃，開國之後，更是幫助朱元璋制定各項國策。

‘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輔助四代皇帝，三人各有所長，仁宣盛世的背後推手。

徐階嘉靖朝名臣，不屈服權臣嚴嵩淫威，歷經二十多年隱忍，扳倒嚴嵩。

瓦剌大軍挾持英宗皇帝進攻，于謙力挽狂瀾，立新君，整兵備戰，擊退強敵，留下一句‘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還有萬曆朝首輔張居正、永樂朝解縉、正德朝楊延和等。

這幾位都是明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官，無論哪一個都是將國事放在第一位，為官剛正不阿，清正廉潔，哪怕受到不公正待遇，也始終不改變初衷。

不僅在明朝，歷代統一王朝都會有良臣，也會有奸逆，即便是亂世王國，也都會有正而謀的良臣出現。

其實說來，這個話題有點沉重。

庸臣混日子，奸臣迎上而滿足私慾。良臣想做事情，但是需要妥協。忠臣能力有高低，但是剛正不屈。

我們縱觀明代歷史，皇權和文官集團的鬥爭是始終貫穿其中的。皇帝用外戚，用宦官，就是為了去制衡文官集團。同時，明代皇帝最擅長的就是不斷挑動文官集團的內部鬥爭。明代中後期的黨爭，本質上就是明朝皇帝一代代挑動慫恿的結果。

明代有謀的大臣很多，但是能算得上正的卻很少。為什麼？因為一個正直的大臣，往往都是以忠臣標榜自己的。做忠臣，首先需要的品質就是不媚上，不畏懼權貴。

所以他需要夠剛。剛皇帝，剛權臣，剛宦官，甚至剛整個文官集團。這樣的人，在明代錯綜複雜，權力更迭的政治環境裡，是活不久，也得不到重用的。

比如嘉靖朝的楊繼盛，比如海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