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個神奇的王朝，朱元璋曾下令“宦官不得干政”，並將這條律令刻在一塊鐵牌上“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示意這是鐵律。

但是，明朝可以說是是與東漢齊名的太監權勢最大的朝代，東漢末年有“十常侍”，那明代也絲毫不弱，有西廠第一任廠督汪直、當時的“世界首富”劉瑾，還有“九千歲”魏忠賢。

這三人，在當時都是權勢滔天之輩，稱之為隻手遮天也毫不為過，但是這三位究竟強到何種程度？又是怎麼崛起的呢？

首先，來說說汪直，汪直相當狡猾精明，懂得投憲宗之所好，故而憲宗很喜歡他。

在1477年的時候，憲宗又新設立了一個監督機構，西廠，專門替皇帝做事的，權勢極大，憲宗就讓汪直做了西廠的第一任廠督，欽定校尉人數多於東廠一倍。

西廠是怎麼出名的呢，已故少保楊榮曾孫、福建建寧衛指揮同知楊華與其父楊泰暴橫鄉里，慘害人命，被仇家所舉報，於是入京行賄，被汪直所發覺，關進西廠監獄嚴刑拷問，並牽連多位大臣，一時西廠“權寵赫奕，都人側目”。而且後來還將內閣首輔商輅等人都逼得罷官，可見聖眷之濃。

但是人家汪直可不是一個單純的權臣太監，人家是真真實實做過很多事的，至少比東林黨好得多，

如：

建州女真犯邊，汪直欲前去招撫，為司禮監掌印懷恩、大學士萬安等人所阻。後來又奏請開設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欲悉如進士恩例，詔命試行數年，俟有成效。不過皇帝還是派他去了遼東，令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並賜汪直敕曰遇事可便宜行事。一個太監，真真實實為皇家分憂解難，還有膽量去戰亂之地，膽量比那些讀書人強太多了。

而且人家本事可不小，汪直先是招誘了郎秀等四十人組成的入貢使團，將他們秘密械送京師。而建州之役的具體過程，由於清朝對此過多隱晦，難以找到詳細資料。《彰癉錄》記載，明軍先派鴻臚典禮官誘開了城門，繼而官校突然殺出奪取城門，女真人不意大軍突至，多被殺戮。錄平建州功，封朱永為保國公，陳鉞升為右都御史，汪直加食米三十六石，後總督十二團營，開明代禁軍專掌於內臣之先河。——可是人家靠的是實力啊！不像文臣只會說。

後來韃靼又來進犯河套地區，憲宗又派汪直去監軍，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為總兵前去御虜。王越說服汪直奏請朱永率大軍從南路走，自己與汪直沿邊境往榆林。後來王越和汪直率精騎連夜奔襲至威寧海，敵寇猶未發覺，明軍縱兵掩殺，獲大勝。達延汗巴圖蒙克（小王子）僅以身逃，達延汗的妻子，蒙古傳奇女英雄滿都海戰死。此役後，王越功封威寧伯，成為明朝僅有的三位以戰功封伯的文臣之一，汪直加食米四十八石。——汪直在此表現的絲毫不像課本上所說的只會拖後腿的太監，還能隨軍奔襲。

再後來，韃靼又來劫掠大同，又是汪直等分佈官軍截殺，追至黑石崖等處獲勝。論大同功加汪直食米三百石。太監無秩可升，只能加食米，以年十二石為一級，憲宗給汪直一下子加了三百石，前所未有，創有明一朝紀錄。

憲宗命汪直總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統京軍精銳征剿韃靼，並賜制敕曰各地鎮守、總兵、巡撫俱受其節制，有不遵號令者可先以軍法處治，然後奏聞。虜退，汪直王越請班師，憲宗不允。——可見汪直是有戰略眼光的，這點比憲宗強。

可惜，汪直出戰有功，但忘了太監真正應該處在的位置，遠離朝堂皇帝，導致後來西廠被東林黨人輪番上奏給廢除了，任命汪直為大同鎮守太監，而召還京營官兵。

虜寇入延綏，汪直王越分兵抵禦，獲大勝，汪直加食米二十四石。八月，萬安等人擔心王越有智計，恐誘汪直求復進，於是奏請王越與延綏守將許寧換防。同月，汪直上奏彈劾副總兵朱鑑等人翫忽職守，以致虜寇入境殺三十四人而去。朱鑑被逮至京師下獄，法司論罪坐斬，後免死。

後來大同兵敗事情洩露，憲宗大怒，命錦衣衛執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鏜、鎮守太監蔡新於午門前門，後免了他們的死罪，改為各降官六級，永不起用。

再後來，汪直就一直被陷害，直接從大同鎮守太監貶為了南京御馬監，汪直走後，許寧等人消極抵禦，後又中了小王子的誘兵之計，明軍死傷數千人，差點丟掉了大同。朝中當路者都知道敗在不該調走汪直王越，害怕憲宗責怪，只推說是因為調兵未集，與滿朝科道官一起把敗仗瞞了下來。直到一年後，終究人心不平，才有人將實情報給了憲宗。

但是，此時已經遠離朝堂的汪直，是不可能再回到皇帝身邊了，直到孝宗繼位，才將汪直等人從南京召回。

而且關於汪直的小故事也有一些，都是記錄在史書上的：

1、汪直每次奉命巡邊，聲勢赫赫，其他巡撫官全部對汪直卑躬屈膝，唯恐禮數不周，只有河南巡撫秦紘偏偏與汪直分庭抗禮，汪直反而對秦紘恭謹相待。秦紘卻不買賬，又密奏汪直所帶旗校過多，騷擾郡縣，汪直並不知情。汪直回京後，憲宗問汪直：“各撫臣賢否？”汪直卻獨推舉秦紘既廉潔又有才能。憲宗把秦紘的奏章拿給他看，汪直叩頭伏罪，說道：“能疏直，直是以賢之。”憲宗也因此不再怪罪汪直。

2、巡撫汪霖溫恭儉素，不立崖岸，一生平淡無奇，在大理寺任職時也僅僅是循常例做事，按部就班地升職，唯有巡撫京邑時的一件事情讓所有人都驚訝了。當時汪直勢焰可畏，所經行處守臣極力奉承，唯恐落後。汪直多次到遼海道汪霖部內，汪霖只是以常禮相待。汪直很不高興，說了些不滿意的話，有人把汪直的話告訴了汪霖，汪霖還是待汪直如初，不改其常。汪直見汪霖還像往常一樣，反而不生氣了。後來再有奉承汪直的反而會碰壁，士大夫們從此都對汪霖刮目相看。（載於《明實錄》）

3、成化十六年，兵科給事中孫博上奏說：“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則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憲宗頗為不悅。汪直聽說孫博的上奏涉及西廠，非常生氣，把孫博召來面加詰問。沒想到孫博意氣風發，侃侃而談，讓汪直大為敬服。

於是，汪直向憲宗奏請孫博為西征的記功官，每次出征，必要帶上孫博一起前去，眾人都為孫博捏了一把汗。孫博剛開始只是假意承順，威寧海之役後，孫博服了，也上奏讚揚汪直，並且與汪直同功受賞，由給事中（正七品）升為山西按察司僉事（正五品）。（載於《明實錄》《國榷》）

看到這裡，深以為然，明朝之患，在於黨患，比起做事，做實事，還不如太監，但其行徑，比太監還不如，但由於文人掌筆，所以他們將他們的敵人都大肆醜化，或許汪直真的有很多不對，但是他做的事情比那些東林黨言官們做的事讓後人稱讚太多，究竟世間是非黑白曲直如何判斷，難難難，誰對誰錯？

汪直是明代倭亂中的大海盜。汪直武力走私並帶助長倭寇之亂，其危害百姓人財是顯而易見的。但問題不僅僅如此簡單。

事實上自宋代以來，華人的海上貿易走在世界前列，步伐之大令人矚目。它為社會帶來豐厚的商業利潤，令航海技術長期領先世界，催生了大批商業城市和市民文化。這也正是後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路徑的源頭。

但是到了明代，經濟政策反而轉趨保守。明太祖希望恢復簡樸的農業社會，實施“海禁”，將本應繼續發揚光大的海上貿易大加鉗制。後世朝廷也利用種種理由，時張時弛地維持海禁。正常的海上貿易被阻塞，給沿海民生和社會商業資本的發展造成極其消極的影響。更糟糕的是，傳統的大一統的專制帝制下，民間也沒有正常途徑發出訴求並影響朝政，使得政策弊端難以得到檢討與改變。帝國在東亞長期的文明獨尊的局面，更加劇了固守農業自然經濟陳規、忽視海洋的心態，它只看到“鄭和下西洋”式的朝貢體制的是華而不實，卻排斥了宋代興起的海上貿易體制在經濟與技術上巨大的競爭優勢。

海禁阻塞了正常貿易，於是東南沿海走私橫行，連帶倭寇難平。汪直不過是把它做大做強了的典型而已。正所謂“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商轉為寇”。明代建國200後，政府面對冷酷的現實終於稍稍改變海禁政策——隆慶開關有限制地准許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可以說這也是拜汪直等人的“功勞”呢。

不過開關之後，雖然民間海上商貿大發展，但政府對於海上貿易還是消極的，更別提有什麼類似西歐國家的那種鼓勵、支援、資助海上貿易、探險的態度。相比之下，同時期的歐洲，沒有大一統的帝制，邦國分立和政教爭端的局面反而令他們的商業資本得以衝破樊籬；歐洲各國也在競爭中認識到商業資本的價值，大力支援海上貿易。中國與歐洲後來的差距由此拉開。

因此有人設想，以宋代以來打下的基礎，若明代無海禁，或者之後大明朝甚至鼓勵、資助海上貿易與探險，汪直說不定會成為我們的哥倫布與庫克船長，他說不定會經營我們的東印度公司呢。可惜這都只是假設。最主要是因為，長期獨尊東亞的農業帝國的朝廷看不到海洋時代業已來臨的大勢所趨，商業資本面對大一統帝國的朝廷也難以僅靠自己的力量出頭。這種大歷史的格局不是輕易能改變的。

可以這麼說，明朝農業帝國體制之下，新型的商業資本經濟難有突破、處境困頓。海禁與汪直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同樣的情形出現在軍隊組織、司法體制等等領域。資本主義萌芽最終也養不大也就不出奇。難怪有人說，相比唐宋朝廷的開放進取，明代朝廷是內斂固步、甚至經濟政策倒退的時代，結果把民間經濟潛在的優勢也蓋住了，白白便宜了歐洲人。

其實汪直冒功也不算什麼新聞了，當時明朝的太監大部分都有一顆縱橫疆場的夢，其中的代表就是汪直苗逵。

汪直在憲宗朝權傾一時，他自己執掌領西廠，專門搞特務政治，隨意抓人，權勢囂張一時，可以說連東廠都不放在眼裡。

”成化十五年秋，詔直巡邊，率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橐鞬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惟河南巡撫秦紘與直抗禮，而密奏直巡邊擾民。帝弗省。兵部侍郎馬文升撫諭遼東，直至，不為禮，又輕鉞，被陷坐戍。”

汪直到遼東去的時候有多麼牛可見一斑，陳鉞當時都已經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卻跪倒在御馬監太監的腳下，這顯然是一個無恥的惡棍，但他得到了提拔；相反，秦、馬等正派官員受到了嚴厲的懲罰。接著汪直聽信了陳鉞的話，發動了對遼東女真血腥恐怖的征伐，“師還，（朱）永封保國公，鉞晉右都御史，直加祿米。”

到了十六年春，延綏有警，汪直又在王越的慫恿下，奏請成化帝下詔，拜保國公朱永為平虜將軍，汪直監軍，王越提督軍務，發京軍二路俱會榆林。汪直和王越等領兵走大同，結果在王越的謀劃下汪直謊報軍功，說取得了威寧海子大捷，其實只是殺戮了幾個生女真而已，但是憲宗信以為真“越封威寧伯，直再加祿米。”這是汪直的兩次出邊，他給明朝的邊防帶來的是消極影響，事過不久，“伏當加寇遼東，亦思馬因寇大同，殺掠甚眾。”

在汪直之後，孝宗時期影響北部邊防的宦官是苗逵。當小王子大入延綏、寧夏時，右都御史史琳請求增派部隊，於是孝宗派出京軍，由“朱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寧五將往，而以中官苗逵監其軍。”等到這些京軍趕到前線，蒙古軍早已飽掠而去，於是朱暉、史琳、苗逵乃有五路搗巢於河套之舉，可是事機不密，“寇已徙帳，僅斬首三級”。

這一活動在弘治年間廣為宣傳，竟然提拔獎賞多達1萬多人。兵部尚書馬文升和大學士劉健堅持認為，他們不應該濫用獎勵。然而，孝宗聽了苗逵的彙報，200多人得到提拔，其餘的人得到獎勵。苗逵在弘治北朝曾多次執掌軍隊，孝宗非常信任苗逵，晚年竟然一度想要依靠苗逵與蒙古軍隊作戰。幸運的是，他被大學士劉健、以及大學士謝遷、李東陽和兵部尚書劉大夏攔住了。如果他這樣做了，恐怕明朝會遭遇更加恐怖的軍事慘敗。

可以說明代太監的軍事夢想，都是明朝老百姓和普通士兵的生命為其買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