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一些特殊的群體。他們不是史學家。但是他們也愛記錄。當時當地發生的一些有趣的是事情。

官方的記者就是史學家。他們負責記錄。採集。一些重大的官方資訊。和民間的一些資訊。他們也可以稱為記者。但除他們之外，還有一些愛好記錄這方面的民間愛好者。他們也會把他們所得到的一些資訊寫成野史。這些新聞資訊。會在民間廣泛流傳。其真實性有可能超過官方記載。

後來採風官們不僅為統治者們服務，還負責專門蒐集民間歌謠、樂曲、故事、諺語、笑話，他們的出現也使得很多古代藝術創作得以流傳至今。

關於古代有沒有記者這一行業，首先我們要知道"記者"是一種職業，以現代人的理解便是從事資訊採集和新聞報道的工作人員。我們都知道記者是代替民眾前往事發現場，接觸事件當事人，並將真實的事件經過透過不同的形式如電視、報刊、網路的形式呈現於大眾。翻看中國的歷史，的確有這一行業從事記錄當時所發生的大事件，他們透過文字、詩歌、圖畫的形式記錄當時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中國曆代均設有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稱為"史官"。作為記者，需要的是將真實的事件進行報道，所以首要的品質便是剛正不阿。這也是史官所需要的。不管是史學家"司馬遷遭受腐刑"，還是歷史中的"崔杼弒君斬史官"的著名案例均刻畫了真正的史學家為記錄真實的事件所付出的代價。

記錄事件的方向的不同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稱呼，古代便有專門蒐集民間詩歌，瞭解民間訴求的"採風官"。

古代沒有新聞媒體，自然也就沒有記者。那時官方釋出訊息叫“邸報”，有資格接觸的人可以去抄。有些退位的官員依然關心國事，就透過抄傳邸報得知朝廷動向。也有在野的文人會用筆記的形式記錄聽到的各種訊息，類似於野史和評論，流傳下來也有一定價值，甚至更加接近真相。

應該是有的，那個時候他們只為皇氏家族撰寫自己的豐功偉績，目的是為了讓後人為其歌頌，留其美名。

當然了有些當時帝王不願意見到的不願聽到的事情也被記錄下來了。

那個時候叫史官

史官可以算一個，還有專門負責記錄皇帝起居的起居郎可以算。但這二者只負責記錄皇帝的言行。民間的可以參考《閱微草堂筆記》，文人墨客閒的沒事就記一記，什麼八卦都可以有

在古代早些時候，並沒有現代意義的報紙，當時只有在官方才有一種類似的刊物叫邸報，邸報最早出現於漢代，是專門用於登載皇帝的詔書、旨意用臣僚奏議等官方文書與內容的刊物。這些邸報的記錄者為史官，它們傳於後世，也就自然成為了史料。

至於古代的史官是怎麼工作的呢？這個更多的是取決於各個史官本身的職業操手。

有的史官為堅持記實而大禍臨頭

最早關於史官的記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他們很多人為了真實地記錄當朝的史料，而遭遇大禍甚至被殺！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齊莊公因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設計殺害。之後，崔杼另立君王、專斷朝政！

當時的齊國太史伯如因如實記錄了此事件而遭到了崔杼的殘殺！

之後，與伯如一樣，同為史官的兩個弟弟也因如實記載而被崔杼所殺！

但是，同樣身為太史的伯如第三弟依然無所畏懼、據事直書！........

如此秉筆直書的事件給了後人很大的鼓舞，後來更是有了“董狐直筆”等成語。

與之同時，漢代《史記》的作者——太史公司馬遷，更是在遭受屈辱的宮刑之後，於獄中奮筆直書，終成《史記》

在清初時期更是有一位不要俸祿、不受官職、不收賄賂而修成《明史》的史學家！他專心修史的初衷純粹是因為對於明史的熱愛，他就是著名的史學家萬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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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史官以公謀私到處索要錢財

當然，數千年曆史裡，也並不是每位史官者有著優良的職業操手。其中也不乏有著一些以史官之位而謀取私利之人！

《晉書》的載，陳壽在寫《三國志》時，就曾向丁儀、丁廙的兒子索取大米千斛，以此來作為給丁儀列傳的條件！

還有北魏的魏收，他編史時也大量收受禮物和金錢，他所著的《魏書》因此頗受後人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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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是沒有記者這個稱謂和職業的。中國古代被稱為報紙的是邸報，它最早出現在漢代，是專門用於登載皇帝的諭旨、詔書、臣僚奏議等官方文書以及宮廷大事等內容，最早寫在竹簡或絹帛上，後來隨著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應用，才印在紙上。因為都是官樣文書，無需採訪報道，就沒有記者之說了。直到晚清時期，大約19世紀70年代，正式的報紙出現，才開始有專職的採訪記者，起初叫“訪員”“訪事”“報事人”，到了19世紀90年代開始採用“記者”這種稱謂。中國印世界第一份報紙——天寶四年（公元745年） 　第一份官方報紙———《北洋官報》（1902年，天津設立總局全國發行）

近代第一份官方報紙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香港中外新報》（1858年，香港）

第一份商業性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1857年，香港） 第一份中國境內出版的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廣州）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記錄報(廣東記事報）（1827年，廣州—英文）第一份國內現代報紙（也是第一份外文報刊）———《蜜蜂華報》（1822年，澳門—葡萄牙文） 第一份近代華文報刊（也是第一份宗教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新加坡）筆桿子“最硬”的記者：齊太史在古代最近接近記者職業的是那些秉筆直書的史官，稱為太史。據《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春秋時，齊莊公名光與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後，便設計殺了莊公，立莊公的異母弟杵臼為君，是為景公。崔杼也自封為相國，飛揚跋扈、專斷朝政。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大怒，殺了太史伯。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是因為不聽我的話被我殺死了，你不怕死嗎？你最好是按照我的要求，把莊公之死寫成為暴病而忘！”，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我即使不如實寫，你的罪責也掩蓋不了，反而會成為一個天大的笑話”。崔杼被噎的無話可說，最後只好放了他。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齊太史秉筆直書的故事，給後人很大的鼓舞和啟發。正是有了這種不畏犧牲的精神，才有了“董狐直筆”“秉筆直書”這樣的成語，這是古代的“記者”們用生命代價為今天的文字工作者換來的最高美譽。中國最早的“娛樂記者”：屈原中國古代最早的娛樂記者是絕對非屈原莫屬了。他的《九歌》則是一篇發了三千年的新聞通稿。　　《九歌》是《楚辭》篇名。原為漢族神話傳說中的一種遠古歌曲的名稱，戰國楚人屈原據漢族民間祭神樂歌改作或加工而成。“九歌”是祀神的巫舞，表演者自然是巫人。共十一篇，前面十篇是每篇祭一個神，最後一篇是結束時的送神曲。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所表現的這些神的形象，並不是抽象的、虛幻的精靈，而是充滿著人的感情，這些神靈和我們一樣，有痛苦、歡樂、願望和追求。這種神靈的平凡化，已經顯示出中國戲劇藝術發展的萌芽。何其精彩的演出現場記錄！屈原被後世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這一點總是讓人費解，《離騷》《天問》這些篇章中明明是一腦門子官司的，談何浪漫？正因為有了《九歌》，屈原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這一千秋美譽。對兄弟最"仗義"的記者：司馬遷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正在全身心地撰寫《史記》的司馬遷，卻遇上了飛來橫禍，這就是李陵事件。這年，漢武帝派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另派李廣的孫子、別將李陵隨從押運輜重。李陵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于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不幸被俘。李陵兵敗的訊息傳到長安後，滿朝文武官員察言觀色，趨炎附勢，幾天前還紛紛稱讚李陵的英勇，現在卻附和漢武帝指責批判李陵的罪過。漢武帝就此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司馬遷對漢武帝說：“李陵只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司馬遷的仗義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李廣利，於是將司馬遷打入大牢。最後司馬遷被處以最殘酷的宮刑，如此屈辱的刑罰，沒有擊倒司馬遷的信念，為了完成鴻篇鉅製《史記》，他堅持活了下來，而且在大赦後，迅速投入到自己的著史中來。到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司馬遷的艱辛努力下，《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司馬遷的人格力量，鑄就了他的史書力度，從而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泰斗地位。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給他以高度的評價：“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司馬遷堅持真理、仗義執言、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界和新聞工作者的優良傳統。《史記》因此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不要稿費的記者：萬斯同在漫長的《二十四史》修著過程中，史家史官們大都能夠堅持實事求是，以史實說話，不搞以稿謀私。但也不排除個別謀私現象，《晉書》中記載，陳壽在寫《三國志》時，曾向丁儀、丁廙的兒子索取大米千斛作為潤筆費，這兩人不給，得罪了陳壽，他就不給丁儀列傳。另外還有北魏的魏收，他編史時大量收受禮物和金錢，他所著的《魏書》，因此頗受後人詬病。但是到了清初，卻出了一位不要國家俸祿，不收傳主後人賄賂，堪稱古代“記者”操守嚴謹的第一人，這人便是萬斯同。他幼年聰慧異常，十四五歲時，他已遍讀家中藏書；十七歲那年，其父又送他跟諸兄一起受業於浙東學派的一代宗師黃宗羲，成為最得力弟子，熱愛明史的研究。但是正如其師黃宗羲一樣，萬斯同也重氣節，不願當清廷的官。1678年，有大臣推舉萬斯同為博學鴻詞科，他堅辭。1679年，大學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館Quattroporte，又推薦他入館，他開始仍不願去，但老師黃宗羲覺得這是挽救明史的好機會，勸他赴京。送別時，黃宗羲以“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奸賢託布衣”的名言相贈鼓勵他。當時，凡入史館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祿，但萬斯同赴京後，只寓居於徐元文家，不受官職，不受俸祿，以布衣身份入館修《明史》，擔任實際上的主編，且不收稿費，前後達十九年。萬斯同對明史情有獨鍾，研究深入，編纂嚴謹，堅持史實至上。清代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載：有個運糧餉的官員，半路上遇到強盜，嚇得逃到山裡而死。死者的孫子懷藏白銀，送給萬斯同，請求他把死者附在《忠義傳》裡。萬斯同說道：“史家之筆是中流砥柱，歪曲不得。你想讓我當第二個陳壽嗎？”一脈相承的是，後來萬斯同的侄子萬言，又參加了《明史》的編撰工作，專門負責寫明崇禎長編。好多當時重臣的後人，紛紛入京賄賂他，求他美化其先祖，以減輕其先人的罪責，萬言當即嚴詞拒絕說：“史家之筆金不換，你們不知道我的為人，難道不知道我叔叔的為人嗎？”賄賂的人羞愧而退。正是有了這樣的氣節和操守，萬斯同編著的《明史》在二十四史中，被看成除了“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以外最好的史著。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