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縣自宋以來先後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內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經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統稱。歷史的徽商，時間涵蓋宋以來直至民國; 地域包括一府六縣以及周邊民眾之為商者，也還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經商者。“徽商”是一個百業齊備、組成龐大而複雜、主要以血緣、地緣、人緣為紐帶維繫的地域商幫，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相對於晉商、粵商、龍游商等等而言的一個特定人物群體。

清道光以降，主宰商界三百餘年的徽商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究竟是何原因導致徽商衰落，不少學者進行了有益的探研。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觀原因，又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是清政府鹽業政策的調整，由綱法改為票法，徽商主體鹽商一敗塗地。咸豐年間的戰亂又給了徽商沉重的打擊，徽商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本被掠奪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傷害，使得徽商的元氣大傷。從主觀原因來看，徽商未能跟上時代的步伐，生產方式和經營念落後，沒有完成角色轉換，沒有實現從封建商人向資本家的嬗變。原因有：

一、徽州的歷史自然地理環境為徽商的初步興起，提供了進行商品生產的可能性，而從事大規模流通交換的預演，也為後來徽商在長江三角洲取得經商的成功了歷史條件"徽商的“興”與“盛”，是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歷史地理學人地系理論認為, 即便是同樣的自然地理環境,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地關係呈現的現象會有相同性，也會有差異性"徽商的起源時間，儘管有東晉說!唐宋說!明代中葉說等多家論點，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研究者都肯定徽州的歷史然地理環境為徽州商人從事基於鄉土資源的初期商品的加工!生產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徽州人從商成俗的養成，有賴於自然環境與其自身生存需要的互動"基於這樣的因素考慮，當我們看到徽州府志中如明朝嘉靖《徽州府志》“ 以故中家而下，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其勢然也”及康熙《徽州府志》“天下之民寄命於農, 民寄之商”等反映徽州人忙於從商類歷史記載時，有了對一個歷史時期地理環與地域人群活動的認識，這樣才能正確解讀明清時期徽州府!縣方誌中關於山地產!交換!徽人從賈比例高的記載。

二, 徽州轄屬六縣，雖然同屬一府，但各縣地理特徵又有差異。如屯溪山谷盆地與績溪!祁門即有明顯差別。地勢地形相異, 出產的產品也各有不同。山壤阻隔形成的小區域特產的差異性，使手工業產品加工的互相補充和產品的交換成必然之勢。徽州境內水系發達, 主要的水系新安江及其支流, 與轄屬六邑可舟揖相通, 這為徽州本土的手工業品交換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不僅僅是徽州本土商品交換交通條件優越，由委水與都陽湖相通, 由秋浦河!青弋江與長江相接水!橫江!練江可南下直達杭州。“惟徽州一府，距江淮較遠, 而徽河!姿河!祁發源萬山中，數百里蜿蜒不絕。徽州六屬之貨, 遂藉以西出江西而東抵浙江”,皖南之水附屬於江，而皖南各屬之商貨, 皆得沿江以利轉運”,①這是由全省高度俯瞰評說徽州的水利之便.

三、明清時期徽商的成功崛起，與長江三角洲商品流通!市場經濟的發達形成了互動，進而融為一體。此時期的徽商, 已與唐宋時期依賴本土經濟從事商業貿易，或與江西!江浙一帶從事一般性省際貿易的商人不可等量齊觀。徽州自身社會的物產性商品貿易有一定限度，出產有限, 貿易量有限。此方面資料我們可以由商品貿易已經邁人較常規路徑的歷史時期得到驗徵。

明朝時徽州與江蘇直隸南京，清初分省而治後的安徽“東連姑孰，西盡皖江, 北抵穎川,南環款嶺”。②與下江江蘇都是兩江總督治下的行政區。而自明中葉之後, 長江三角洲地區為徽商提供了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大市場，它為徽商銷售商品提供了一個與過去時代不同的開拓商品經營行業!品種的發展空間。葛在上揭論文中對商品市場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分析，已很精當；更有國內唐力行等徽學研究專家專門著述闡釋, 諸多較為成熟之論，恕不贅引。

四、連年戰爭使清廷疲於應付，只得不停增加賦稅。徽州因戰亂也損失慘重，這對於以徽州為根基的徽商而言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國家相繼入侵中國，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侵略，以茶商為首的徽商損失慘重。帝國主義國家在華傾銷商品，掠奪原材料，對任何一個商幫的擊都是巨大的。“利用自往產茶之地採辦的優勢，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獨操利柄，給包括徽州茶商在內華商以致命的打擊”③。加之進口洋茶的衝擊，徽州茶商舉步維艱。徽州茶商的衰落則標誌著整個徽商的衰落。

歷史上的徽商是因為有了長江三角洲等大市場而聲名煊赫。“無徽不成鎮”，所成之鎮是歷史時期的長三角之鎮，所成徽州之鎮又有幾何?“但相比之下, 直接影響市場與商品的地理環境起了更大的, 更帶決定性的作用。”④由歷史地理環境通透觀史，徽商之興在通外埠貿易，甚或本土徽州亦有成功之商個例，但體熾盛是在徽州區域之外城鎮則是不爭之論;進而言之，安徽如何創造適合時代家創業，有利於製造界！產業界立業的地理環境，可能是我們需要從歷史中汲的最重要的經驗和教訓。

徽商衰落之源:

家族經營，環境鉅變。徽商經營模式中的典型模式就是家族經營，即利用家族關係、宗族制度，在全國各地結成一個嚴密而有效的網路。徽商外出經商，每落腳於一城，其族人即刻前來“招呼”，由於都在當地經商，逐漸壟斷了市場。徽商發明的“積聚經濟”，換成現代經濟學就是產業積聚，不過他們只是家族、宗族、鄉族的積聚。徽商利用這種家族經營，走向了鼎盛。但是，隨著社會發展，特別是鴉片戰爭後，加上西方列強開啟中國大門，外國資本主義搶佔到經濟特權，晉商最終內外交困。

抱殘守舊，缺乏開拓。曾藉著“亦儒亦賈”，徽商的地位得以提高，也促進了自身的發展。但是，儒家思想原本是“服務”封建傳統社會的，徽商的經營理念、活動一時還難以跳出封建思想的柵欄，向近代商人的轉變。１８４３年上海開埠，資本主義工商業迅猛發展，上海成為新興的工商業中心和進出口基地。面對大量外資、外企的湧入，徽商仍抱殘守舊，缺乏開拓精神，難以適應新市場的需求。

當然，這也不能一味指責徽商，因為當時的徽商是“亦官亦商”的，雖然享受朝廷的很多優惠，但也更多受到官府的壓榨勒索，造成資本大量流失。在清末，這種狀況尤甚，徽商將所有希望寄託於正在走向沒落的清政府，自己也開始沒落了。

官本位。在古代的中國，一般“學而優則仕”，“官（士）”為四民之首，“商”為四民之末。這些徽州子弟，透過雄厚的財力“獲得”高官，在一定程度上徽商的政治話語權“很有效”，其商業利益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官”與“商”的結合非常緊密。如徽商世家出身的徐承宣官工科掌印給事中時，“揚州五塘關政滋弊，承宣謂此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也。慷慨力陳，一方賴之”。可見，徽商基本擺脫底層農民的身份，躋身於精英化計程車大夫階層。因此，在太平盛世，徽商利用這種將巨資“投入”官場，沒有和產業結合的經營方式“錢”途不可限量；一旦進入亂世，這樣的非理性經濟行為，勢必會消磨官本位徽商的整體競爭力，最終走向衰落。最典型的就是官鹽經銷制度的廢除，徽商在鹽業的優勢頓時土崩瓦解。

地理因素。１８４３年上海開埠，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成為新興的工商業中心和進出口基地，並“帶動”整個長江三角洲以及周邊區域。但是，周圍的傳統工商業城市卻開始不斷衰落，大批官宦豪門、商賈名流從這些地方遷往上海，還帶去了大量資金、巨大市場份額；不僅如此，大批勞動力、人才也從這些地區遷往上海。

這樣一來，當地的傳統市場萎縮得更快。

上海的外貿幾乎呈幾何級增長，如江浙一帶的生絲出口，已由浙江絲商早早轉移到上海。長江流域的土產桐油、豬鬃等成為大宗出口物資，也依託上海口岸，遲到的徽商更是沒分到什麼份額。紡織品、日用品、藥品等基本由機器生產或進口取代了手工生產。

在新的經營方式和商業網路衝擊下，徽商節節敗退，取而代之的是閩越商人、江浙商人迅速崛起。

按照傳統的陸路商道，徽州還是一個交通要道，但是新修的交通路線，以及新引進的交通方式大大地改變給了徽州的傳統交通格局，徽商也受到致命打擊。如從西方傳入的海運輪船，比運河的運輸快捷方便；而後通車的津浦鐵路，也擰斷了運河漕運的最後一根稻草。

隨著津浦路沿線的中小城市迅速發展，盛極一時的沿運河城鎮臨清、王家營、清江浦，以至揚州，一派蕭條。聚居在那裡的徽商從此衰落，就是有勇氣轉遷上海等地，留給他們的時間和空間已十分有限了。當然徽商還有其他一些自身的弱點。

當中國逐漸步入近代社會後，東南沿海地區的商人都能投資產業，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而大批徽商卻還在糾結於儒、商、官三位一體以及相互轉換，遲遲邁不出濃厚封建小農意識、強烈依靠封建勢力這一步而陷入日趨衰落的絕境。

徽商，素有“徽駱駝”的美稱，其中意味深長。一方面說了徽商吃苦耐勞、開拓進取，勤儉節約的創業精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徽商的主要商源是物產為主的商貿行為。 而徽商身上最重要的精神，則是儒文化。“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徽州文化興盛，儒家文化濃厚，徽商人物基本都被稱為“儒商”。這個起於唐宋的，興於明清的商人集團在中國歷史上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徽商退出歷史舞臺，逐漸衰落，有幾方面原因。從外因來說，第一是清朝政策的變化。我們從徽商的主要行業來說，比如：鹽商。

徽商中的鹽商基本可以認為是官商，他們靠政治力量走上歷史舞臺。明初實施赴邊開中之法，規定商人輸送米糧到邊塞或京都，將給予其食鹽運銷權，即鹽引（發給商人的領鹽憑單）。由此，晉商和徽商崛起，徽商雖在兩淮經營鹽業，可還抵不過晉商。晉商一開始也是經營鹽業，在北方邊地輕車熟路，徽商跑到冰天雪地則人生地不熟，所以當時勢力不如晉商。

後來到了明弘治五年，1492年時，朝廷把“赴邊納糧”獲得鹽引，改為“納銀”了，商人按照市場糧價交銀子就可以獲得鹽引了。徽商抓住機遇，開始崛起。到了16世紀中期，徽商在鹽業經營中取得了壓倒性優勢。

而到了清朝道光年間，進行鹽業改革，就把鹽業壟斷打破了，各地商人只要繳稅都可以批發鹽，徽商一下子失去優勢，立馬倒下來了。

接下來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等動盪，很快兩淮鹽商一敗塗地，一片瓦礫、一片荒涼。

再看錢莊生意，近代銀行業進入中國後，徽商沒能跟上轉變，還在做傳統典當業、傳統錢莊。當時朝廷讓徽商來做銀行，但依然不幹，等現代銀行業崛起，典當行之類就不是對手了。 再比如：木材商。木材沒有了，是否轉型木材加工業呢？但這部分徽商還在做原始的木材運送，所以就退出歷史舞臺，沒能完成產業轉型，及時調整經營方略、經營領域，適應國內外市場環境的變化。

應該說，徽商基本是行商坐賈，擅長長途販運，更多投入在流通領域，而沒有在生產領域投入更多資金。尤其到以機器生產為標誌的近代工業興起時，有部分徽商向近代工業轉型了，但絕大部分徽商沒有轉型。而以寧波商人為首的浙江商人，全線打入新的產業領域，導致徽商很快失利。

儒家文化的負面影響是徽商衰落的內在根本原因。

徽商是一個封建性很濃的商幫，在徽商的頭腦中深深地滲透著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文化在徽商興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儒家保守思想嚴重地阻礙了人們接受新事物。

經濟與文化二者不能截然分開，經濟本以文化為底蘊，文化又以經濟為基礎，經濟與文化互動不能不說是徽商興衰的一個重要啟示。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