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的現象的“氾濫期”應該是發生於清朝。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臺灣收復，第二年，康熙即開海禁，先後於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海關，分別管理對外貿易事務。

如此急於開禁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為了緩解銀貴谷賤之急。穀賤傷農，這將嚴重且自動影響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影響國家稅賦收入，威脅政治穩定的大好局面，有人還稱之為“康熙蕭條”（見宋敘五、趙善軒《包世臣的貨幣思想研究》，《新亞學報》第二十四期 ）。

1644年，多爾袞率清軍入關，定都北京，隨著戰爭的結束，社會日趨安定，糧食生產及產量都得以恢復發展，據統計，當時的米價由此直線下降，1670年代較1650年代竟下降了84.87%，每公石大米僅為0.51—0.57兩白銀。

自明朝短命的“大明寶鈔”，因惡意發行而信譽掃地後，中國自然形成了銀本位的白銀——銅錢雙幣制。

這個獨特的白銀——銅錢雙幣制，有一個特點，即國家稅賦只以白銀，嚴格地說，只以紋銀，或紋銀、銅錢以一定比例作為稅賦貨幣，如七銀三錢收取。但市場流通的主要為銅錢。由此國家必須保持穩定的銀錢兌換率。如果銅錢相對紋銀貶值，將加重民眾負擔，導致社會不穩定，如當時的鹽商，其收入基本都是銅錢，但上交滿清政府的則必須為紋銀，當銅錢兌換紋銀由1：1000貶為1：1200，則意味著鹽商增稅近20%。為此整個清朝，始終以穩定銀錢兌換率為目標，以控制鑄錢數量，來調控銀錢比率。

根據現代貨幣理論，貨幣供給應與經濟增長保持一定的比例關係，以保持物價的穩定。當貨幣供給過度，會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貨幣供給不足，將造成經濟蕭條。

由此可見，清朝的貨幣政策要實現有效的管控，必須滿足一個前提條件：即紋銀流通量能夠自我調整，符合市場需求。

經歷了明末清初社會動盪後，康熙初期，整個社會的經濟總量得到恢復，因此需要保持適量的白銀與銅錢供給，以保持物價穩定。但事實卻是農耕社會，衡量物價最基本大宗物品——米價直線下降，說明白銀供給不足。

這一切，緣於康熙初，出於防漢制夷的政治目的，同時為了打擊毀滅反清復明勢力，配套實行了包括沿海遷界在內的空前絕後海禁政策,使得對外貿易幾乎斷絕，導致貨幣供給日趨緊缺。

當時就有人說：“今天下之勢，即使歲歲順成，在在豐稔，猶苦於穀賤傷農，點金無術”（見《慕天顏請開海禁疏》）

其原因就是“蓋銀兩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則礦業之銀也”，但中國是個貧銀國，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將近一個世紀沒有開礦，幾乎無銀可產，“自開採既停，而坑冶不當復問矣”；“一則番舶之銀也”，但”自遷海既嚴，而片帆不許出洋矣”。由此“生銀之兩途並絕，則今直省之所流轉者，止有現在之銀兩”。（見《慕天顏請開海禁疏》）

是否可以透過增加銅錢供給，以緩解白銀緊缺？與白銀一樣，當時中國銅產量很低，實施海禁遷界前，同樣依靠每年進口大量的銅，以便鑄成銅錢。

順治初期，滿清政府制訂了白銀——銅錢的固定匯率：1：1000，即1兩白銀兌換1000文銅錢。雖然一直未能實現過這樣一個理想目標，但整個滿清，始終以此為目標進行調控。如果實際兌換低於1000，則稱錢貴銀賤；高於1000，則稱銀貴錢賤，後期則根據銀錢相對兌換率來判定所謂的錢貴銀賤或銀貴錢賤。

其實，當時的中國早已知道源源不斷的白銀在何處！“番舶之銀”，有銀來自日本與呂宋——今日菲律賓。

早在明朝年間，中國已經從日本與呂宋輸入了大量的白銀，支撐起了銀本位的銀錢雙幣制。甚至有人說，明朝末年社會失衡動盪，是緣於明末突然中斷的白銀輸入。

自明隆慶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因為白銀緊缺而決定開放海禁，史稱“隆慶開關”。中日、中菲貿易即有了飛速發展。

日本，被一位葡萄牙詩人讚歎為：“日本,白銀之島,上蒼之光照耀你”，在十六世紀後半世紀，其白銀產量佔當時世界產量的20%，曾經是中國白銀輸入的主要國家，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三《福建》中說道：“日本無貨，只有金銀”。日本白銀輸入中國有這幾個渠道

第一條渠道是自16世紀60年代開始，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門與中國、日本的轉口貿易，特別是1571年至1638年形成的以澳門—長崎為軸心的葡萄牙日本貿易網，成為日本白銀輸出的主要渠道之一，每年的數量達到五六十萬兩之多。

第二條渠道就是1602年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日本的貿易。日本一位白銀史專家就認為：“在十七世紀初，由日本人、華人、葡萄牙人以及荷蘭人的船隻，從日本載運出口的白銀每年可達150000到187500公斤。……最終還是流到了中國大陸。”

第三種渠道則是中國與日本的直接貿易，含朝貢貿易和明中葉以後的民間海上貿易。

除此之外，日本透過北韓、琉球中介，也有相當白銀流入中國。

後來居上的白銀輸入地——呂宋，1519年麥哲倫率船隊開始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環球航行，並於1521年抵達菲律賓，即呂宋。因為西班牙在美洲發現大銀礦，西班牙人自一五六五年開始，每年都派遣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橫渡太平洋，來往於菲律賓馬尼拉於墨西哥阿卡普魯可（Acapulco)之間。在這條航線上定期航行，一時太平洋號稱“西班牙湖”，佔當時世界產量60%以上的美洲白銀，除了運回歐洲之外，源源不斷地湧入呂宋。

看看西班牙人及華人是如何談論中菲貿易，中國輸入的白銀吧。

一五七五年，一位西班牙官員自馬尼拉寫信給菲利普二世（Ｆｅｌｉｐｅ二世），談及自中國出口到呂宋的各種貨物時候，說“各種貨物的價格，低廉到幾乎等於不用貨幣購買那樣”

一五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日，菲律賓總督維拉，自馬尼拉給國王菲利普二世上書說：“他們（指中國商人）把各種貨物賣得這樣便宜，以致我們只好作這樣的想法，要不是在他們國家不需要什麼勞力來生產這些東西，那便是他們不用花費什麼本錢便可得到這些東西”

一五九〇年，一位沒有署名的人給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說：“如果准許西印度與中國通航，則王國中的銀幣將全部流入中國，而不輸往西班牙，因為中國是這樣大，有這許多貨物出售，所以無論運多少銀幣前往，那個國家都將把它全部吸收了去”。

一六〇七年，有一位西班牙官員報告：“銀子之所以自菲島大量流出，主要因為自中國運到那裡的貨物，售價低廉，同時銀的購買力又很大，故西班牙人都把銀投資於中國貨物以取利”。

一六二八年，另外一位西班牙人說：“華人有的是大量而過剩的貨物，他們從不向外貿購買任何物品，只是把物品賣給我們，而專門索取銀幣作代價。為著獲得銀幣，他們出賣貨物的價格非常便宜，故我們向他們買的東西特別多，要比假如價格較貴、利潤較低時為多。”

中國的史書，同樣記載了從呂宋輸入大量白銀，如“貿其銀錢，滿載而歸”，“單得其銀錢”，“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

有人形容呂宋金銀之多，說呂宋是“山富銀礦，樹生金豆”，只要去採摘，因此哪怕一次幾萬華人被殺，後續者依然絡繹不絕，前赴後繼來到呂宋。

但中國缺乏具體數字統計，而無法知道具體輸入的白銀數量。

全漢昇認為，從長崎輸出的銀子，從1599年至l637年間，共5800萬兩，大部分流入中國。

依據西班牙等統計，1633年前，每年從呂宋輸入中國的白銀達2000000西元；如果扣除西班牙與荷蘭因為參加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當菲律賓對外交通受到荷人騷擾的時候，每年由大帆船運抵菲島的美洲白銀，有時少至不足一百萬西元——這就是前述白銀突然中斷輸入中國的原因之；以及清初因海禁而幾乎中斷的白銀輸入，正常年間的實際輸入量更大。

如此之多的白銀流入中國，保證了明朝銀錢雙幣制的銀本位穩定

為此，即使在海禁遷界期間，依然有走私船隻赴海外通商，以換取銅銀，在海禁遷界期間，康熙也已經派船赴日以換取銅。

為此，康熙二十年（1881年），當時的江蘇布政使慕天顏就上書康熙請求開放海禁；

為此當臺灣一旦收復，康熙立刻開放海禁，恢復對外貿易，就是為了恢復與呂宋的貿易，以換取中國急需的白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偏僻農村，雖然農產品豐富，但產品無法外銷，依然過著貧困的生活。因此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要致富，先修路”。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典型寫照。

由此可見，不是外國只能用白銀來換取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這些商品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並非生活必需品，而是貴族浮靡生活的奢侈品及所謂上流社會的標誌，沒有這些商品不會影響外國社會穩定與發展。但中國迫切需要用茶葉、絲綢、瓷器等來換取社會經濟活動所必不可少的貨幣——白銀。以滿足前所述的中國商品市場白銀流通量需求，以避免經濟崩潰、社會動盪的出現。

這也是其後乾隆年間，雖然擔心“民俗易囂，洋商雜處，必致滋事”，懼怕外華人支援漢人反抗清朝的活動，清政府一再嚴申“華夷之別”，但始終不敢徹底斷絕一切對外貿易的根本原因。如乾隆五年（1740年），噶喇吧（今屬印度尼西亞）發生荷蘭殖民者屠殺華僑的慘案，史稱“紅溪慘案”。翌年，浙閩總督、福建巡撫等奏聞於朝，並請“禁止南洋商販”以困之的對策，朝臣意見不一時。內閣學士方苞知道蔡新生長於閩南，且有經濟策略，就寫信徵求蔡新的意見。蔡新在回信中認為，閩廣兩省所用番錢，統計兩省歲入內地約近千萬，若一概禁絕，東西之地每歲頓少千萬之入，不獨民生日 ，而國計亦絀，此重可憂也(見光緒《廣州府志》卷三十三《人物六》）。禁止通商有弊無利，只能引起沿海民眾財物損失和閩粵兩省財源睏乏。因而主張“靜加查察”，若噶喇吧繼續迫害中國商人，那也只禁止與噶喇吧通販，其餘南洋諸國“聽從民便”。蔡新複方苞書對否定“閩大吏”禁南洋之議起了關鍵作用，《福建通志》蔡新列傳在複方苞書後以“議遂不行”作結，否定了福建官員的奏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更正式釋出諭令，僅限廣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國船僅在廣州停泊、交易，但依然保留一個可以使白銀流入的視窗。

中國金、銀的產量很低。

明朝中後期人口飛漲，使用量大。

物產豐富使得白銀不滿足貨幣市場的需要。

金銀一直奇貨可居！

明朝的時候,皇帝規定只能拿貴金屬換大明寶鈔,而不能拿大明寶鈔兌換貴金屬,於是官民抵制大明寶鈔,所有事物使用金銀,但西班牙殖民非律賓,白銀從美洲運到中國,使原本不足的白銀變為緊缺

在小農經濟條件下，由於少有商品流通，所以對白銀的需求並不很大。開通海禁後，尤其是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洞開，外國商品大量湧入，加之戰爭的鉅額賠款所致白銀外流，社會對白銀需求量劇增，直接導致了銀價飛漲。

其實歷史有一個規律，每一次的市場開放（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伴隨著通脹，都促進了金銀的升值。

中國明末清初白銀確實很多，主要原因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大量美洲銀礦的開發與掠奪，白銀帶到了歐洲後，再被歐洲商人帶來中國換購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而此時歐洲工業革命尚未成型，中國從來華商人手中換購的東西很少，所以形成了貿易順差，使得這些白銀留在了中國。

W. L.舒爾茨在《馬尼拉大商帆》中記載，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國商人把從新西班牙運來的白銀幾乎全部運走了”；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則驚歎道：“中國國王能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修建一座宮殿。”[16]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之大，竟一度使歐洲貴金屬輸入量銳減。

所以你們覺得，中國是否也間接的參與了美洲摸開發和掠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