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隋開科舉取士之先河，在唐代的進士科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進士與明經多為文士，武則天還開始進行殿試選取武將，也就是，有了武狀元。她選的婁師德，出將入相，曾經立了不少功勳。他們透過科舉取得功名，在整個有唐一代，只佔武將的很低比例，大約百不及一。因此他們即使位居一軍元帥，也改變不了整個國家由文化素質低下的武人掌管軍隊的局面。而安史之亂（755～763）後，地方武將更是擁兵自重，往往割據一方，做起了土皇帝。

提出這個問題可見題主思考的很深入，讓我先來梳理一下，逐一回答您的問題。

從隋朝開始實行的科技制度，可以說給了寒門子弟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但從漢朝開始實行的察舉制並沒有完全被廢除，高官顯貴們仍能夠推薦人才擔當官職。

畢竟從隋朝開始延續到唐朝的科舉制度還尚不完善，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和唐玄宗李隆基都曾經為了完善科技制度做出過自己的貢獻。但處在萌芽階段的科舉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改變官場上魚龍混雜的狀態。

一直到宋朝都有擔當宰相的人推薦其他人做官的情況發生，北宋著名的宰相寇準也曾經推薦過自己的侄子。畢竟社會發展的沒有那麼迅速，察舉制不可能一下子就被人們的思想所超越而遭到徹底廢除。

軍閥的出現和科舉制關係不大，畢竟唐朝政府想要統治全國光靠一個皇帝都不夠的，唐朝在統治的各個郡縣都設有節度使，相當於現在的市級幹部。

那麼最終導致唐朝滅亡的節度是持兵過重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呢？埋下這個隱患的根源還是從安史之亂開始的。由於安史之亂爆發的太過突然，朝廷無力派重兵鎮壓。臨危受命的唐肅宗頒佈詔書，命令各地節度使自行招募軍隊鎮壓叛軍。

一旦節度使們開始自行招募軍隊，那麼他們的勢力就會逐漸擴大直到朝廷無法控制。因此安史之亂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是此時已經手握重兵的節度使才是唐朝滅亡最大的隱患。

這個局勢和東漢末年鎮壓黃巾起義一樣。東漢朝廷在無力鎮壓黃巾起義後，命令各地刺史、太守自行招募軍隊鎮壓。結果可想而知，十八路諸侯會盟時擁兵最少的也有兩萬，這麼多手握重兵且心懷野心的諸侯們只能帶來一個結果——天將大亂。

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很多，但和節度使持兵過重沒有關係，畢竟兩者有先後順序。安史之亂的爆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野心家安祿山一步一步的騙取了唐玄宗的信任，從而為自己謀得了一個封疆大吏的官職。

加上唐玄宗晚年老邁昏庸，給了安祿山可乘之機，以至於當人們舉報安祿山已經在范陽開始豢養死士的時候，唐玄宗都不相信他會造反。

準確說起來，科舉制度和唐朝軍閥割據的關係並不大。

我們先來看科舉制度，科舉制度類似於現在的應試教育，能相對公平的選擇人才。

相對於之前的察舉制度而言，科舉制度更適用於平民百姓，能讓更多的寒門子弟有發展的機會。

那麼這裡會出現一個問題，這些寒門子弟最後怎麼樣了？除去少數的人不朋不黨稱為孤臣之外，更多卻是的向豪強發展。

我們知道，唐朝數次對原有的豪強進行打壓，迫使他們的減少勢力範圍，但是忽略了這些新興的地方豪強。

而豪強不等於藩鎮。豪強多是地方名門望族，而藩鎮多是朝廷的武將擁兵自重，陰奉陽違，割據一方。

還有就是唐朝由於的潘鎮割據其實是在安史之亂之。由於叛軍勢力強大，而年老的唐玄宗昏庸不堪，導致政府軍打不過叛軍。

於是唐玄宗為了解燃眉之急，下了一個影響整個唐朝命運的決定：允許各地武將自行招募軍隊，以平定安史之亂。這樣相當於給了邊鎮將領自行組建軍隊的權利，為之後的唐朝衰弱和五代十國的割據提供了可行性。

而另一方面再說一下唐朝的徵兵制度。實際上從天寶年間，唐朝原有的府兵制崩潰，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

雖然專門設將領統兵雖然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但由於長時間的作戰和生活，士兵只知將帥，不知朝廷。

募兵逐漸成為了將領的私人軍隊。根據槍桿裡出政權的原理，邊鎮的節度使更掌握了駐地的民政、財賦、刑法權力，逐漸脫離中央，形成藩鎮。

這也是安史之亂的重要因素。

唐朝崇尚開疆拓土，開創了萬國來朝的巔峰，最多時候有300多個國家向大唐俯首稱臣。開拓疆土尤以唐太宗時期為最，唐太宗堅信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所以唐朝對外都取得不錯的成果，唐朝也是唯一一個沒有修建長城的朝代。

唐朝邊境混亂，經常有異族突襲，節度使這個職位開始出現了，唐初設立的節度使權力很小，只是負責邊境安全以及招兵工作。但是唐玄宗上臺後，因為節度使手頭吃緊，無法解決軍隊後勤問題，直接影響了戰鬥力。

唐玄宗認為自己是個馭下有方的明君，過於自信，什麼財政、行政等大權都給了節度使。節度使權力變得大了很多，成了一個美差，從以前的小角色變成了軍政大權在握的大佬，尾大不掉的節度使也是唐朝軍閥開始成型的重要原因，這也為以後安史之亂的爆發埋下了種子。

自隋煬帝創立了開科取士這種科舉制度以來，無數寒門子弟透過苦讀改變了貧窮人生，走上了仕途。但是無論是察舉制還是科舉制，都無法從根本上撼動王公貴族對李唐的控制，科舉制雖然讓寒門書生有了仕途，但是他們始終無法進入到高層權力，後面的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才是大族消亡的原因，直接動搖了李唐統治根基。

唐玄宗前期唐朝各方面繁榮昌盛，但是晚期唐玄宗聲色犬馬，貪圖榮華富貴，怠於朝政，寵信李林甫、楊國忠等奸逆小人，整日被楊貴妃迷得神魂顛倒，朝政日益腐敗。胡人安祿山認楊貴妃為乾媽，左右逢源，竊取了皇帝信任。因為楊國忠等奸相害怕漢臣將領權力過大，他日對自己有不利影響。胡人再怎麼樣也做不了宰相，所以放人胡人安祿山招兵買馬，安祿山一人執掌3個兵鎮節度使之職，兵力達20萬之眾。

這時候的唐玄宗聽信讒言，忠言逆耳一點聽不進去，曾有忠臣諫言安祿山權力過大，應該要加以約束防止其心生異心，都被置之不理。就在安祿山起兵造反後，一路攻城無數，唐玄宗還是不相信安祿山謀反，直到一週後連日探馬來報，才相信事實。在後續與安祿山交戰過程中，唐玄宗竟然還聽信讒言斬殺兩名前線忠心耿耿的虎將，後來又胡亂命令堅守潼關的哥舒翰出戰，致使哥舒翰幾乎全軍覆沒，唐朝軍隊損失殆盡。

這樣的皇帝，任用讒臣，屠戮忠臣，天怒人怨。潼關失守後，長安無險可守，在唐玄宗逃亡途中，發生了馬嵬坡事變，隨行將士處死宰相楊國忠，並強迫唐玄宗愛妃楊玉環自盡，李亨政變上位，遙尊唐玄宗為太上皇，唐玄宗自此淪為孤家寡人。

安史之亂持續8年，唐朝人口、國力銳減，由盛轉衰，昔日不可一世的大唐變為了歷史，李唐朝廷收入銳減，募兵成為各藩鎮節度使的私事，朝廷無可奈何。節度使招募計程車兵，只忠於節度使，不知有皇帝。讓節度使成為統管地方的軍政大員，割據一方，後來還可以世襲直接威脅朝廷，成為推翻唐朝的主要力量。

謝謝悟空邀請。安史之亂和科舉制度沒有關係，安史之亂對中國歷史影響極其深遠，要讀明白唐朝歷史，就必須要讀明白安史之亂，結束盛唐神話，從根本上動搖了百年帝制，從此中國進入軍闊混戰極其混亂局面，往曰中國繁榮昌盛，一去不回頭，戰爭的創傷，成為難以治癒心靈之痛，安史之亂完全是一場政治叛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點，安史之亂就由於各藩鎮軍閥做大做強，唐朝中央己經形同虛設，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安史之亂歷時7年零2個月，雖然安史之亂被平定，但對中國後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對外關係發展產生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開始唐朝對外開疆拓土，在邊境駐有重兵，設立十大兵鎮，以節度使為最高軍事長官，節度使管理若干州，權力極大，開始節度使由中央委派大臣擔任要職，立功後入朝拜相，但是唐玄宗天寶以後，李林甫為了爭權奪利，置國家人民生命安危於不顧，徹底堵塞邊帥入相的途徑，就是以軍功制度提撥到中央有功人才，理由是文官不懂軍事，任由胡人為節度使，為以後安史之亂埋下禍根，把反叛的機會拱手相讓給胡人，安祿山本來就是混血胡人，貌似忠誠，但胡人生性狡詐，非常容易反叛，由於得到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信任，自兼范陽，河東，平盧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眼見唐朝政治腐敗，軍事廢馳，於公元755年，以征討楊國忠為名，從范陽起兵南下反叛朝廷，攻佔重鎮洛陽，自稱大燕皇帝，第二年攻佔重鎮潼關，長驅直入首都長安，後來叛軍內亂，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殺害，史思明部將又殺死安慶緒，史思明又被兒子朝義殺死，兩個反叛朝廷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必遭天譴，天怒，天問，唐朝借回紇兵，收復洛陽，史朝義自殺，持續八年的安史之亂才告結束。

這個科舉制和唐末的藩鎮割據是兩碼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藩鎮割據反過來促進了科舉制的發展。因為每個藩鎮都需要人才，出來招募人才之外，那就舉行科舉，廣泛地吸收人才。

迴歸正題，科舉制狹義地是指讀書人參加考試（只有很少的武舉，或者不重視武舉），合格之後，可以獲取官位的一種制度。二

而藩鎮割據，則是指地方武將或者武將與地方豪族勢力相結合形成的一個地方“政權”。安史之亂之前，地方武將僅僅只有軍權，而到了後來唐玄宗派出的鎮壓軍隊失敗，他放權給地方，允許地方自行募兵，甚至行政權和賦稅也歸於軍隊。

你可以想象一下，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朝廷軍隊和地方軍隊的失敗，朝廷急於鎮壓叛亂，就解禁了州牧制（一州之內，州牧最大，行政、軍隊和賦稅大權集於一身）。稍微有點野心的，就會舉州獨立/半獨立狀態，然後進行爭霸。

科舉制也好，察舉制也罷，與藩鎮割據和安史之亂的爆發，基本是沒有任何關係！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首先，科舉制和察舉制乃至九品中正制之類，都不過是政權選用人才的一種手段和考核辦法。儘管歷代都在人才選用辦法上賦予了美好意願，希望考核出德才兼備之人，但人性容不得試探，客觀現實更不是一顆忠君愛國之心就能改變的。這在中晚唐乃至之後的五代十國時期，藩鎮節度使屢屢被自己蕃鎮反噬殺戮就可見一斑。蕃鎮割據一經形成，就不是蕃鎮長官個人好惡可以完全左右的，蕃鎮本身已經形成一個獨立的利益體。

其次，藩鎮割據和安史之亂的出現，完全是唐王朝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不足以滿足王朝疆域的快速放大產生的大量複雜需求造成的，與科舉這一人才選拔機制並無必然關聯。唐朝初年府兵制，募兵以守四方的軍制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已經開始嚴重影響國內農業生產，而且也無法滿足邊疆宿邊和征伐對於兵員和物資的需要。所以藩鎮得以建立。

其三，藩鎮制度並不必然造成割據，也並不必然引發安史之亂。事實上，藩鎮割據得以形成的最大禍源在於財權和行政權、軍權的高度一體化。這從宋朝建立後在地方管制上，針對性的實行軍權、財權、行政權高度分離政策後，藩鎮割據再也沒能登上中國歷史舞臺就可以證明。

其四，藩鎮割據和安史之亂髮生，唐明皇李隆基和醉酒貴妃楊玉環背上的歷史責任一點不冤！

前面講過，蕃鎮未必割據，安史未必作亂。是李隆基為首的唐朝高層腐化墮落、耽於享樂、怠於政事，才將軍權、財權、行政權一體交付與各地蕃鎮長官，為蕃鎮割據創造了條件；是楊玉環助長了李隆基的怠惰，更將唐朝統治階層的追求引向了中國數千年王朝享樂史的巔峰。

俱往矣，安史蕃鎮堪為萬世之警，科舉察人實為百代良策，兩者無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