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述了晉國和楚國在鄢陵打的一場大仗，讓我們看到了春秋時代的“戰爭禮”是什麼樣的。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

也就是說，在這次戰鬥裡，晉國的大將軍郤至前後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見到楚共王，都脫下頭盔，快步趨避到一邊，以表示對楚共王的恭敬。

楚共王很欣賞這位晉國將軍的風度，派工尹襄贈給了郤至一張弓，並說：“方事之殷也，有韎韋（紅色皮革）之跗注（綁腿），君子也。識見不穀（國君自稱）而趨，無乃傷乎？”意思是：戰鬥正激烈的時候，我看到有位打著紅色皮綁腿的有禮貌的人。他一見到我，就遵循禮節疾步趨走，讓他受累了！

郤至怎麼回答？《左傳》中說，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現在穿著）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見了工尹襄，脫去了盔甲，聽他傳達楚王的話，回答說：“您的外國臣子郤至，奉了中國君生的命令作戰，在戰場上正穿戴著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問，我心裡實在感到不敢當。因為在戰鬥當中，只好對您的使者行個敬禮了。”說完，對工尹襄作了三個揖就走了。

正如這個故事所表現的那樣，即便是血腥的戰爭中，優雅仍然是春秋時代貴族的基本追求。雖然彼此的目的都是擊敗對方，但他們言辭卻仍然處處得體。郤至對敵國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難之際，竟然也不忘去褒揚對手，並派人給他送去禮物。

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說：“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瞭解。即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主要的戰爭禮法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師出有名，就是打仗必須有個說得過去的原因。哪怕你其實本質目的是為了爭奪霸權、擴大勢力，但你必須找到另一個更冠冕堂皇的理由。譬如說，楚莊王為了實現霸權，必須進攻不服從自己的宋國。但是需要藉口。於是楚莊王專門派一個得罪過宋國的大臣，不帶通行證路過宋國，讓宋國政府殺掉他。聽到這個訊息後，楚莊王興奮得立刻飛跑出宮，調兵攻打宋國。

其次是不鼓不成陣。戰爭雙方遭遇後，各自擺開陣勢，然後用戰車相互衝擊，分個勝敗。原則上不應該在對方沒有擺好陣勢的時候進攻，也不該在對方不應戰的時候死纏爛打。最著名的是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中面對強大的楚軍，還堅持等楚軍渡過河流、擺好陣勢後才衝鋒，而不肯趁楚軍半渡而擊。更早的長蓧之戰，鮑叔牙指揮的齊軍面對曹劌指揮的魯軍，也是堅持三鼓衝擊，然後被魯軍的防守反擊所擊潰。

還有所謂不重傷，不禽二毛。簡單說就是戰爭中對敵人也講禮法，分勝敗為準，不要殺戮過多。例如宋國和鄭國的大棘之戰，雙方出動兵力都在數萬人規模，宋國主帥和幾百輛戰車被鄭軍俘虜，但鄭軍殺死宋軍也不過幾百人。楚莊王擊敗晉軍後，看見晉軍在黃河邊大批淹死，也下令停止追擊。

還有聞喪則止，如果攻擊的物件發生喪事，就要停止進攻表示哀悼。春秋晚期楚國某次進攻陳國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另外，戰爭開始的時候，先由雙方的將領（貴族）乘坐戰車進行單挑，以減少普通士卒（平民）的傷亡。在宋國的一次內戰中，叛軍將領先向朝廷將領射了一箭，之後又張弓搭箭。這時朝廷將領高叫：按規則應該我射了！叛軍將領因此就放下弓箭，結果被朝廷將領一箭射死。此後，叛將的車伕和護衛拒絕了逃跑或投降，眼睜睜等著自己被朝廷將領射死。

而在戰爭結束後，一般來說，勝利者會迫使失敗者認錯、簽訂合約，或者就俘虜索取一些贖金。但一般較少吞併領土（有時候會佔領少數田地或城池），更很少滅亡別國（但可能扶持親近的政府）。

當然，上面這些例子，在春秋時期已經並非是主流和普遍現象了。畢竟這些有些迂腐的規則，其實並不利於強國拓展勢力。因此大部分情況下，諸侯國很難遵守它們。等到了戰國時期，基本上就是屍山血海的屠殺了。

周朝禮制繁雜，彷彿那時候的貴族，有無限的時間和精力，去應付一套又一套程式。從見面、宴會到婚嫁、喪亡，人們總是生活在重重繁複的枷鎖之中。

聽覺得，禮儀的歷史發展，類似於一個“剝筍”的過程，去除一層層逐漸褪色、逐漸失去了含義的儀節，最後能保留下來的，就是為歷史所認可的辦事經驗。

一、戰前【占卜】

對古文字感興趣的朋友們應該知道，目前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基本都是卜辭，足見周以前的上古時代，是一個徹底信仰天命神權的時代。

而春秋戰國，剛好是從“天命指導”到“經驗指導”的過渡時期。

這一時期，雖有少數思想超前的覺醒者，意識到了占卜的弊端。但在普遍的社會生活中，“神示”還有極高的話語權，凡涉及邦國大事，占卜的程式是不可免的。

戰爭前的占卜活動，一般在太廟舉行，常用的占卜方法有兩種。

一種曰“卜”，是鑿焼龜甲，根據裂紋判斷吉凶。

一種曰“筮”，用蓍草起卦，並解讀卦象，即我們所熟知的《周易》。

占卜的內容，除了問戰爭的成敗，還可以問軍中要職的人選，比如將領的人選，主帥戰車左右陪乘的人選等等。

這裡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假如，卜和筮的結果不一致，一個說吉，一個說兇，怎麼辦？

當時是理論是“筮短龜長,不如聽長”，當以龜卜結果為準。

不過理論歸理論，遵不遵守看個人。就像下文所提及的這些軍禮，肯定不是人人都遵守的。

【告廟】

祭告宗廟，向上天及先祖稟告出戰緣由，祈禱獲勝。

【遷廟】

告廟之後，戰爭的意義，就不再只是主戰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奉祖命征討，具有了一種神秘的正當性。

為了展現這種正當性，就需要“遷廟”：將宗廟內祖先的神主（牌位）請出，安放在齋車上，從軍出征。

有時不方便遷牌位，也會用幣、帛代替。

【授兵】

“授兵”即分發兵器。彼時兵器、兵車是極為寶貴的資源，一般都是囤積於太廟，戰前分發、戰後回收。

【閱兵】

主帥視察軍容、整頓軍紀，對違犯者施以懲戒，以肅軍容。

二、戰時【請戰/求成】

有些國際摩擦，尚未發生到必戰不可的地步，在可戰可不戰的情況下，需要摸清對方的態度，才能去做開戰準備或撤軍準備。

這時候，雙方就需要派出使者，或求戰，此謂“請戰”；或求和，此謂“求成”。

關於這一條，可以看看晉楚邲之戰的介紹（《左傳·宣公十二年》），兩方的主帥都不想打，都已經“求成”了，結果幾個主戰派不停地挑事，不停地“請戰”，強行安排出了一場戰爭。

【誓師】

誓師類似於動員大會，主帥向兵卒們宣告作戰的意義，示必戰之決心，鼓舞士氣。

《尚書》所載《甘誓》、《湯誓》、《牧誓》，都是經典的誓師之辭。

【致師】

正式交戰之前，會有一場模擬演習，雙方各自派出驍勇善戰的猛士，先比試較量一番。

如若己方猛士得勝，對鼓舞士氣有極大的幫助。

致師過程中，也有很多軍禮的細節。比如還是說邲之戰：當時楚國的樂伯左射馬，右射人，在戰場上秀武藝，結果秀著秀著發現——箭不夠了，只剩最後一根了。恰好前面來了一頭麋鹿，樂伯就用這最後一箭射中麋鹿，然後把它獻給敵方晉國。晉人覺得這個樂伯有禮，就不追殺他了。

【交戰】

一般是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兩方正式交戰。以戰車對沖為主。

每輛戰車上立三人，車左馭馬，車右執干戈以禦敵，中間的將帥擂鼓，車後跟隨步兵七十二人。

交戰過程中，規矩就很多了。

比如說開打之前要鳴鐘鼓。（座標：齊魯長勺之戰-曹劌論戰）

比如說“不鼓不成列”，要等對方擺好陣勢，才能進攻，不能趁亂偷襲。（座標：宋楚泓水之戰）

比如說不攻擊已經受傷計程車兵，不俘虜老人和孩子。（座標：宋楚泓水之戰）

比如說，戰爭中A國將領捉住了B國的國君，不好上去就把人砍死，因為君臣有別。A國將領要先拿著馬韁攔在B國國君馬前，然後跪下叩頭，捧著酒杯，獻上玉璧，再說一段客套話，才能動手抓他。（座標：齊晉鞌之戰）

【奔逐】

戰畢，勝負已現，戰敗的一方潰退，得勝的一方可以乘勝追擊。

但追擊的路程有限制：“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

還是那句話，規矩是規矩，實行不實行得看個人，《左傳》中長途追襲的案例也不是沒有。而且有的時候，我覺得“不追”不是因為“守禮”，而是因為“長途”，自己的糧草也撐不住。

三、戰後【結盟】

這時的結盟肯定是不平等條約了：戰敗的一方或割讓國土，或宣告臣服，或許諾按時納貢，以換取停戰協議。

【振旅】

振旅即戰後的整軍班師。大軍回國，若得勝，就高奏“愷樂”，即凱歌；若戰敗，則以喪禮還都，國君著喪服示罪。

【告廟】

戰爭的告廟有兩次，出國一次，回國一次。史官在宗廟裡候著，有人來告廟，就記錄下來。出征前的告廟儀式，史官會記錄下出征時間、出征人員、敵對國家等等資訊。戰後回國再次告廟並獻俘（獻戰利品），史書上就會記錄戰況、勝負、戰利品等等資訊。一般情況下，國君要出國回國，或者軍隊出征、還都，必須告廟兩次。如果漏掉其中一次，史書上就會體現出來——何故只有出，沒有入？所以吃了敗仗以後，想透過故意不告廟，讓史官沒辦法記錄勝敗情況，來掩飾戰敗的恥辱，這種操作行不通的。

【飲至】

“飲至”即戰勝後宴飲慶功，就相當於慶功宴。

【策勳】

“策勳”即戰後論功行賞。

【赴告】

國家發生大事——國喪、嫁娶、戰爭、動亂等等，史官在記錄之後，要向周天子、同盟諸侯傳遞這些新聞，互通有無，稱為赴告。

當然，赴告的新聞稿件，是可以自行潤色的，總之，當事國的史官怎麼報，別國就怎麼記。

【獻俘】

“獻俘”即獻戰利品。

前面談回國告廟的時候，已說到過“獻俘”儀式，就是向祖先稟告戰利品情況。

此處單獨再列一條獻俘，是指的獻給別國——周王室、盟主或同盟國。尤其是向周王室獻俘，在春秋時期，這是有政治意義的。

戰後把俘虜送給周王，那就說明這場戰爭是為了周王室打的，或者是得到周王室許可的，一方面提升國際形象，一方面又給戰爭冠以正義性——被打敗的一方只能默默吃虧，事後也不能以此為說辭，來報復你。

梳理完春秋的軍禮，我們可以發現閱兵、請戰、求成、振旅、飲至、策勳、赴告等等儀節，現代仍有保留。

今人勝於古人之處，在於所立足的文明的超越，而不在於智商的高下。

我們越讀歷史，就越會發現，很多時候，今人古人處理同一個問題的思路，是一致的。

另外，我們現在看春秋時期的戰爭，經常會對一些“禮讓”的行為啼笑皆非。

這是因為當前我們所接受的戰爭觀念，都是戰國以後的思維模式——認為戰爭的唯一目的是取勝。

但在春秋時期不是這樣的。

春秋的戰爭，目的往往是“征服”，而非“滅國”“屠人”。

此時大國之間沒有互相滅國的能力，滅國亦不具備正義性。相較而言，打服一個國家，再放過它，讓它聽自己的話辦事，時不時繳納些禮品，反倒是更划算的買賣。

甚至有的時候，打贏了未必是好事。有的時候，在戰爭中守禮，所獲得的無形收益，價值遠高於一次戰勝所獲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