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遵從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派的觀點，對先秦沒有當時代人記錄而由後人形成的文字記載的所謂古史期文明，首先持懷疑態度。周人心中最古的為大禹，到春秋則出現了堯舜，到戰國才有黃帝、神農，到秦發展為三皇五帝，到漢就有了盤古，所謂“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顧頡剛 1923.2《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即便從考古看，二里頭遺址被斷為夏朝中晚期，但出土器物以石、陶、玉、骨為主，青銅器小且零星，所謂宮殿的遺址也是個很勉強的結論（該遺址未發現證明其自身屬性的系統文字），與商代從天而降的燦爛輝煌的青銅文明不可同日而語。夏即不可確證，則夏之前的歷史更無跡可尋。所謂黃帝為有熊氏，圖騰如何，除《史記》外再無旁證。共工女媧更屬飄渺無跡。所謂龍是來源於各部落圖騰的綜合，後人比附想象的可能性，遠高於圖騰存在的可能性。聞一多先生雖然有此解釋，卻無法從歷史旁證和考古事實中解釋這種可能性，圖騰綜合，其證據性非常弱，也無法與新近的考古發現實現契合。我們可以看到馬、豬殉葬，卻看不到關於這些動物崇拜的圖騰證據，甚至有一種推論，生活在黃河流域的古史期先民是否經歷過圖騰崇拜？

評價龍是否源於圖騰崇拜應有一個發展的觀點。即龍如果來源於圖騰崇拜，那麼，圖騰崇拜的背後是對自然力的嚮往和臣服，也會逐漸演變成對統治者力量的象徵。如果存在圖騰崇拜，那這種崇拜應該是具有連貫性的，也就是說從黃帝開始到有文字記錄和考古事實的商朝以及之後的秦漢以降，這種龍的崇拜必須是延續的，這個邏輯應該是說的通的。

但是，事實恰恰與我們的常識不一致。

我們從有文字記錄的商代開始，它是否存在圖騰，目前沒有統一說法。“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我們也不能說玄鳥就是他們的圖騰，倒是出土的青銅器一次次顯示，商代對於人面、獸紋的運用遠遠多於玄鳥，我們也不能說商代就一定崇拜人面和獸紋，其實質應該是商代奉祀靈魂，迷信鬼神，有綜合百物的情結，也就是多神崇拜，所以歸於圖騰崇拜便很勉強。

再說龍與統治權（皇權）產生關聯，說法很多，有秦末漢初說，西晉說，唐說，宋說等等。我判斷，龍與皇權聯絡，最早不會早於東漢。至少在秦始皇開始推崇五德說時，其服色系統尚黑，其神物為金烏蟾蜍，是沒有龍的；漢初服色也尚黑，至武帝定土德始尚黃，但也沒有記錄顯示龍是皇權的象徵物；到東漢章帝時黃龍屢見，但這龍也僅作為與神雀、白烏、嘉禾同樣平等的祥瑞被逐級上報，也沒有與皇權直接產生聯絡。

進一步看，圖騰崇拜和人治的觀念是相違背的。一個要服從於自然偉力，一個要服從於拳頭。而戰國後的中國，早已成就世俗社會的以武力衡天下的文化觀念，秦之後更是奠定了兩千年以“人治”為核心的帝國模式，則以自然物為代表的圖騰影響必然式微漸趨於消失。龍如果是古史期一種集大成的圖騰，那麼它應該在戰國後逐漸消失才對，而非斷續存在，甚至被判斷為“可以被看見的東西”，然後在某個節點又被奉為統治權的象徵，這是不符合邏輯的。

第一，甲骨文中有龍，和龍為圖騰是兩個有本質差別的問題。

甲骨文中有龍可以被理解為是“象物造字”的證據，但不能直接說是圖騰的證據，更不能延伸為是用於占卜的圖騰組合的證據。甲骨文還有馬牛羊豕等字，我們不能說這些都是因為占卜而形成的圖騰化記號。更為關鍵的是，甲骨文是否即是占卜文字也是一種待確認的假說，目前越來越被質疑，因為現在發現並解讀的基本都是商代甲骨文，但其中仍有1%不屬於卜辭。甲骨文的源頭早於商是事實，天干地支也與夏曆一樣可能早於商，但十二地支和十二辰、十二時、十二生肖都是各自有獨立源起的文化現象，其相互結合各有時間，並非同步，所以不能想當然認為地支中一定有龍。地支辰與生肖龍的結合要明顯晚於地支的產生，應該最早不會早於西漢。即便假設在地支形成時已存在這種生肖與地支的結合，也不能證明這種文化遺存是圖騰化的產物，子鼠丑牛寅虎等等又該如何看待呢，難道都是圖騰嗎？龍作為假想生物為何可以廁身其間且只能排第五？如果龍是組合虛構的圖騰而後才有生肖，那為何還要將取材之一的巳蛇列於其後，又為何沒有將取材的鹿、鷹、魚列入呢？這些都是說不通的。

第二，遺址出土獸形器或墓葬中有獸骨，和龍是圖騰，缺乏有效關聯。

在比夏的斷代年份更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依靠現代考古推測得到的所謂龍形器或龍圖形，於是，有觀點認為，那就是龍圖騰崇拜，比較流行的有“豬化龍”說。

比如，屬於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遺址中（距今6000-5000年，位於內蒙古赤峰西拉沐淪河、老哈河流域）出土的“C型龍”或稱“玉豬龍”的器物，在興隆窪文化遺址（距今8000年，位於內蒙古原熬漢旗寶國吐鄉），出土了大量的鹿、豬等動物的骨骼，更有人豬並穴埋葬，就有觀點認為，這就是“豬化龍”的證據。但細想，則經不起推敲。

玉豬龍是一種“象物近似”的考古推測，即考古推測為其融合了豬的形象的龍形玉雕，它既沒有在其他考古發現中獲得豬化龍的佐證，也缺乏豬-龍形象演變的連貫性證據，只是一種已經接受龍的形象的滯後推測。如果豬就是龍的原型，那為何進入商代以後，再到漢唐乃至明清，卻沒有在任何墓葬中發現這種崇拜的蹤跡呢？為何沒有將豬骨奉為龍骨，沒有將豬再作為陪葬的神物列入呢？秦始皇陵陪葬坑有馬骨，即能說秦人因為養馬起家所以奉馬為圖騰？這也是說不通的。相反，以豬陪葬，與以馬陪葬大致類似，應該是先民對喪葬中“事死如生”的生活化場景的一種原始還原，或是社會財富積累導致“階級分化”的物權象徵，並無崇拜的深意。（參見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

更進一步歸謬，我們能說，古人看到一頭豬，一頭落在井裡的豬，一頭被龍捲風刮上天落下地的豬，就可以衍生出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龍的目擊記錄，那不是古人有想象力，而是我們太有想象力了。

如果位於的內蒙的紅山、興隆窪距離夏的統治區域過於遙遠的話，更具代表性的與夏的時間和先民活動地域銜接更緊密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位於黃河中下游），則可援為案例繼續討論。在河南濮陽發現了“蚌塑龍虎”造型。這是喪葬中的陪葬物，如果將其引申為一種圖騰的話，也是說得通的。但注意，是“龍虎並列”，一者未體現龍作為集合圖騰的特殊性，二者先民既以虎與龍並列，為何虎為實物而龍偏屬虛構，這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再退一步說，對比龍鳳圖騰的假說，那龍虎圖騰的假說比前者更有說服力，至少在墓葬中出現了實物（如馬王堆漢墓T型帛畫）。另外，仰韶文化的光芒，不是隻有蚌塑龍虎，其更著名的是它的彩陶圖案，其中人面，魚，鹿等圖案不勝列舉，仰韶文化陶器上如此之多的象物符號被認為是中國文字的起源之一，但目前沒有哪種學說將其歸為是由圖騰崇拜開始的。

圖騰說的最大漏洞，是混淆了藝術形象的抽象創作，與原始象物崇拜之間的界限；將後世“應用美術”的創作規律，強行嫁接到圖騰產生的道路上進行假想。

如龍生九子的說辭，距氏族社會已十分遙遠，是明中期後直到清前期的文人間拼湊的產物。其源頭是弘治朝大學士李東陽奉帝旨，與翰林編修羅玘、吏部員外郎劉績共同翻檢古籍拼湊，經由其弟子楊慎發揚光大的一個假說，與龍圖騰毫不相關。

明徐應秋撰《玉芝堂談薈·龍生九子》引李東陽《懷麓堂集》：“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睚眥，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鳳，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負屭，平生好文，今碑兩旁文龍是其遺像；[蟲蠻]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 ”

明楊慎撰《升庵外集》，亦載有“龍生九子”事，與上述《懷麓堂集》中所載蒲牢、狴犴、睚眥三者相同外；另有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螭吻，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形似獸。饕餮，性好食，立於鼎畫。「蟲八][蟲夏」性好水，立於橋柱。金猊，性好煙火，立於香爐，形似獅。椒圖，性好闌，立於門首，形似螺蚌。等六者異名。

明陸容所撰《菽園雜記》中，亦列有獸吻、徒牢、螭吻、憲章、鰲魚、蟋蜴、[蟲蠻][蟲全]、屭贔、金吾等名；與《懷麓堂集》，《升庵外集》所載異。

清高士奇撰《天祿識餘·龍種》：“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贔屓，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跌是也；二曰螭吻，形似曾，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級星也；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蟲八][蟲夏]，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眥，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似好煙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

對照這四個版本，聯想乃至想象充斥其間，說法近似卻總有些不同。龍的演變在藝術創作中完全合理，但不能就此說，圖騰就是這種創作的源頭，需知圖騰創作的源頭，是自然力的模仿，而非想象力的延伸。

根本問題是，圖騰說的矛盾在於概念的泛化（有龍型即有圖騰）和崇拜的唯一性、連續性之間（龍相較其他圖騰須具有特殊性甚至排他性，且在古史期有足夠的時間線可以證明）無法形成合理的解釋。如果龍真的起源於圖騰，那它的連續性如何體現，它的特殊性又在哪裡，只是不斷證明在無法形成連續時間點的出土文物中有推測的龍的形象是遠遠不夠的，如果無法證明有系統文字佐證的唯一形象，更無法證明有體現權威、中心、持久等構建崇拜的基礎證據，圖騰說確實過於孱弱勉強。這也是我認為的腦洞基礎不應建立在證據性弱的事實（推測）之上的一個判斷。

所以，回到“龍的形象起源”這個終極問題，加工或者組合的事實是存在的，但應該是龍藝術形象產生的一個過程，而非源頭。源頭應是某種介於魚類向兩棲類進化的中間態未知生物的白描。因為其實際存在，所以後人在歷史記載中才多以“看見”為記錄關鍵詞，才會有如此之多可以找到許多共性的觀察記錄，因為其伴隨著人類活動的加劇變得非常罕見，出現時又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生命體徵，以及它的出現伴有良好自然條件的預兆，從而被統治者不斷推崇。

有人說，龍的形象變化歷朝“差距太大”，我卻不以為然。譬如中國傳統文化符號中同為祥瑞之物的獅子（參考石獅、狻猊造型），與現實的獅子形象也是大異其趣；反之，閻立本創作的《歷代帝王圖》，從秦漢到隋唐，帝王畫像差異極少，重瞳虯髯，如出一轍，難道所有皇帝都是天生龍顏，近乎標準化製作的千篇一律，反倒成了事實了？所以，歷代畫法不同，創作手法各異，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從陳家圍子現場目擊者、遼河口現場目擊者的反饋看，龍有幾個基本特徵無論經歷怎樣的時代變化，都存在：龍頭“像畫上一般”（聯想三停九似畫法的歸納），有口須且抖動（聯想暗河水棲生物），有角，有鱗片可以開合而手感油滑，有四肢，有透明狀細小的尾部（聯想神龍見首不見尾），陸處無力（聯想龍游淺灘遭蝦戲），雙目怯光（聯想畫龍點睛），整體形狀近似蜥蜴（蛇+足）。無論是漢唐走獸龍，還是宋明蟒狀龍，這些特徵都是有的。所謂差距極大，是審美的差距，藝術創作中側重點的差距，而非基本元素的差距。

《禮記·禮運篇》中就稱“‘龍、麟、鳳、龜’，謂之四靈。”

《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玄金千歲生玄龍。”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故帝舜氏世有蓄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

應該是早期人類對於某種強大的生物產生的原始崇拜。其原型應該是新中國龍里的美麗瓦窯龍，不過美麗瓦窯龍生活在三疊紀，大滅絕時應該已經湮滅了。人類的起源應該是第四紀，所以不可能見到這種長角的恐龍。至於龍的形象，應該是來自於某種爬行動物，至今未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