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談不上壓制，殷商從武丁中興的時候就和周國聯姻了，之前挖出的那個女將軍武丁的老婆婦好，本身就是周國始祖之一。

殷商時期主要以聯姻方式拉攏諸侯的…………甚至於殷商時期對於周國還數次拉攏和扶持呢。其實殷商對於諸侯國大都一視同仁的。

不知道您怎麼會提出這種問題。

殷商滅亡的原因首要的一條是征伐過度，窮兵黷武。

對於像西周這樣的野蠻之地，殷商實際上沒有過多的壓制，殷商在歷史上比較富裕，司馬遷的《史記》裡講紂王"已酒為池，縣肉為林"。朝歌作為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對於奴隸制社會來說，這樣的奢侈都不足為奇。

有趣的是後世把殷商形容的比較暴虐，實際上是儒家的輕刑法在左右人們的思想，同時因為西周取代了殷商，因此歷史都有成功者書寫，造成了今天人們固有的認識，認為殷商滅亡是必然的，西周興起也是必然的。

歷史上，殷商作為較高文明的階段，有完善的法律制度，相較於殷商來說，西周地勢比較偏僻，文明開化尚未有大的進步，各類政治制度更是比較落後。

西周滅商的步驟和後來少數民族登上歷史舞臺中央的步驟是相同的，內容則相反的，西周的政策是"先剪其枝葉，在修其主幹"，後世的少數民族則是透過聯合其他少數民族來推翻中原的統治。

西周取代殷商後，大的政策還是沿用了殷商的政策，只是把刑法都減免了不少，這對於底層人民來說是一大幸事。但是就他的統治制度和各類社會政策還是沿用了殷商的，畢竟歷史上低文明取代高文明從來都是以揚棄的方式。

總結：殷商滅亡的原因多是窮兵黷武造成的，西周只是在他沒有防備，而且沒有把西周看成一個真正的威脅，才導致最後滅亡的。當然西周的建立，推進了不少中華民族的多民族統一形式，是開始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閣下是要問，商對於周邊的部落是如何進行壓制這個問題吧。

恰巧我可以回答一下。

其實說到底，在封建社會還沒有徹底的出現，或者說徹底的發育之前，這個時候的奴隸社會更多的是依靠著誰的拳頭大誰就是老大，這樣一種思想。

我們去看一下週，無論是東周還是西周，一開始的時候可能是依靠一些血清上面的關係，但是到了最後，就是依靠著自己的拳頭去讓其他的諸侯臣服，所以說那個時候奴隸社會的時候，這些國家基本上就是一些武林盟主一般的存在。

恰巧，商它是一個軍事實力比較強大的部落，包括他在滅亡的時候也沒有說選擇放棄軍事力量，這個時候我們讀過一些歷史書的人都知道，此時此刻商紂王時期，周在進攻商的時候，商的部隊都在平定淮夷，由此可見，軍事力量是第一選擇的手段，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手段輔助。

這裡面就必須要提到商中期的一個帝王叫做武丁，這個人是一個有能耐的人，不僅把首都定在了朝歌商的時候遷了十幾次都一直到這個商王武丁才真正的確定了首都，而且他和他的王后婦好一起。搞定了，祭司自己讀得神權，軍權於一手。

在這之前，中國神話體系究竟是怎樣的誰都不知道。是誰破壞了這個東西？周。

為什麼要破壞？就是因為商朝曾經依靠這個東西管控過其他的諸侯，你敢打我，哼，我是神的代言人！我說你違抗神的旨意，其他的人有屁話可說嗎？所以周朝的建立必須要徹底摧毀商朝的神話體系。

是我們看到，在周的時期，能夠盛行的一套體系，並不是說一套。嚴酷的神話體系，而是一套周禮，最終解釋權在周王氏那邊，你們誰想模仿我用周禮跟你說道理。

這種信仰可以說影響了一代人，包括大思想家孔子都沒有落俗套。由此可見，周禮對於整個周王朝統治江山和周王朝的800載江山的重要性。

在這之前，商朝肯定是擁有同樣的手段！

所以我說商王朝統治其他諸侯靠兩樣東西，一個軍隊，第二個神權。

要理解這一問題，首先得理解商、周之間的利益聯絡紐帶究竟是怎樣形成的。據殷墟卜辭記載，商王國經常向西北一帶的人方、鬼方、盂方、刀方、大方等等部族發起進攻。

在商王武丁之世，殷墟卜辭中開始頻繁出現周人的身影，但是大多都帶“璞周”、“敦周”之類的詞語。所謂“璞周”，即伐周之意。也就是說，在商王武丁早期，周人與商人關係並不密切，彼此征伐多次。但在武丁後期，殷墟卜辭也開始出現“令周”的字樣，證明商人與周人不打不相識，開始走向和解。

後來，周人在涇河流域的豳（即京師，今陝西彬州一帶）受到強大的戎狄威脅，無法生存，被迫遷徙到岐山下，投靠商人。大約遷徙到岐山下後不久，周人首領古公亶父就去世。而商王武乙對新近投靠的周人非常重視，“賜地三十里，玉十珏，馬八匹。”（《古本竹書紀年》）

現在考古發掘發現，在商朝後期，商王國突然失去了長江流域的控制權，統轄領土退縮到河南南部。

這種退縮，對商王國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巨大難題。

商周時代，中國已經從石器時代全面進入了青銅時代。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及戰爭，都大量地使用到了青銅器。而在當時，能夠滿足古人開採條件的青銅原材料，絕大多數分佈在長江流域一帶。商王國對長江流域失去了控制權，也就意味著失去對戰略原材料的控制權。這對於商王國無疑一個巨大的打擊！

在《山海經》中，共記載下產銅之山十四處，其中山西四處，河南二處，陝西七處（其中六處在西安到華陰一線）。也就是說，周人遷徙到的渭河平原，成為了僅次於長江流域的盛產銅礦之地。為了搶佔銅礦資源，商王室迫切地需要在渭河平原培植起自己的心腹力量。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太丁四年，周人伐餘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從商王武乙到商王太丁，周人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由弱小逐步走向強大，成為渭河平原上的“西伯”——即西部之霸！

然而，周人越來越強大，反倒是增加了商王室的疑慮。當年長江流域本土勢力的強大，讓商王國失去了銅礦控制權；如果再讓周人強大起來，萬一又失去渭河平原的銅礦控制權，商王國可再到哪裡去找銅礦？因此，在商王太丁末年，商王室突然就將季歷給殺了！

季歷死後，其子姬昌繼位。姬昌在世時，一度做到王室“三公”。但是，商王室依舊對他防範有加，因為崇侯的一次誣告，就將他囚禁了七年！

核心在於商王室想把持住一個微妙的平衡點：一方面不希望周人太過強大，以致威脅到西北銅礦資源的控制權；又不希望周人太弱小，以致無法替商人保護這些銅礦資源。

然而，商人是希望把握著這個平衡點，奈何周人也不是傻子。最終，周人還是趁商人天下大亂的時機，舉起了義旗，並取而代之。

夏商周是對立部落的權力更迭

（作者：趙輝）華夏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因為夏朝歷史的考古缺失、夏文明遺蹟遲遲得不到實證，而讓中華五千年文明歷史大打折扣，成為按現代文明史認證標準，只有3600年的華夏文明史得以確認。對於經濟高速崛起、科技長足進步的中國來說，被認可的中華文明史卻嚴重縮水，無疑顯露了近現代先秦歷史研究領域中，傳統中華文明發展史觀念與理論的缺陷與止步不前。

華夏文明發源於黃河流域，黃帝、堯舜禹開啟的中華文明發展史，是一個由黃河流域中原地帶向四周輻射、演進的過程，是歷代所有中國史學家的共識，是我們研究中國上古文明史與古代文明史的基礎。這種觀點與理論、共識，有著其一定的歷史意義，可以為我們解決大部分問題。但其制約與限制的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尤其在解決中華文明起源的夏朝問題與華夏文字、文化、文明起源問題上。可以說這種根深蒂固的觀點，是我們破解夏朝國都、華夏文明起源等一系列問題的黑洞，也導致了關於夏朝國都問題破解的毫無進展與學術研究的南轅北轍現象的出現。

因為近現代關於夏朝考古的毫無實質性進展，關於華夏文明起源的夏朝歷史得不到有效確認，疑古派與華夏文明西來說也逐漸形成，混淆了視聽，浪費了大量社會國家學術資源，也虛耗了個人學術生命，學術也成為毫無疑義的文字遊戲。

儘早破解確立華夏文明發源地問題，解決華夏文明發展的基點問題，不論是對確立國家民族歷史自信，還是對中華文明史的學術深入研究，讓華夏文明史研究步入正軌，都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在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前，人們對商朝時期統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也是一籌莫展，毫無頭緒，雖然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歷史明確地記載在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中。只是因為甲骨文的無意發現，才確立了商朝都城的明確位置，為商文明的歷史研究和夏商周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基點，促進了中華文明史研究的深入、可靠、可信發展。如果沒有甲骨文的發現與殷墟的發現，商朝的歷史地位也成為人們爭議的焦點，無法推進華夏文明歷史的深入研究。

正是因為周朝時期的鎬京西安、成周洛邑，商朝時期的商丘、朝歌、殷墟的地理位置的確立，華夏文明發展史在黃河流域的形成發展也就此確立，成為人們根深蒂固的觀點。也導致中華文明、華夏文明內涵本質來源的夏朝歷史，成為謎中之謎。從目前的學術研究最近動向與成果來看，還找不出明確的方向與目標。

縱觀夏商周三代政權演變的過程，以及近兩千多年朝代演變統治政治中心的變化來看，夏商周三代政治中心的變化，是三個對立部族征伐的結果，夏、商、週三朝是三個不同區域的對立部落討伐戰爭的結果。換句更明確的話來說，夏朝統治中心、商朝統治中心、周朝統治中心是三個相距具有相當距離的三個對立部落；更進一步的結論就是：華夏文明來源的夏朝國都，不會是在黃河流域的商朝國都殷墟與周朝都城的鎬京範圍之間，更明確的結論就是夏朝國都根本不可能在黃河流域。

在《史記》與《竹書紀年》這兩部史書中，對商代夏、周代商的過程，都進行了詳細記載與描述，這段歷史記載與描述是我們熟知的、也是不容懷疑的。商湯對夏桀的威脅、周文王對商紂的威脅，都為夏桀與商紂所發覺，並採取的相應的制約措施，用計謀將商湯與周文王分別被囚禁。商湯與周文王逃回本部落後，夏桀與商紂對他們的限制與制約就鞭長莫及、無能為力，只能聽之任之，充分說明了商湯部落與周部落完全不在夏朝與商朝的控制範圍內，商部落與周部落距離當朝的統治中心有相當的距離，鞭長莫及。在後來的局勢變化中，商湯與周武王積蓄力量、長期謀劃，抓住夏朝與商朝的內部矛盾與疏忽，長途奔襲、一戰而勝、一蹴而就，夏桀與商湯被動地倉促應戰、一敗塗地，夏朝和商朝被商朝和周朝取代。

在這兩次朝代更迭中，如果商湯與周武王部落距離夏朝國都與商都距離不遠的話，他們的部落要麼被同化、要麼被消滅、要麼被強力防範，是沒有他們一戰而勝的機會的。因此，不論是商湯還是周武王，他們的部落都位於夏朝與商朝統治地理邊緣。夏朝國都在哪裡我們至今不知道，但周部落在西岐距離商都殷墟距離遙遠是毫無疑問。那麼夏朝國都相距商丘的距離，就是我們的歷史學家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了，這對我們破解夏朝國都的問題至關重要。如果我們對此沒有清楚的認識，夏朝國都的解決就會毫無頭緒。

在最近二千多年的朝代更迭中，政治統治邊緣地區的部落取代當朝者成為一種常態，元朝取代宋朝、清朝取代明朝就是最好證明。因此，我們在尋找夏朝國都的問題上，如果不能拋棄夏朝國都在黃河流域的傳統觀念與理念，所有為解決夏朝問題的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都是鏡中花、水中月。（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