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和魏忠賢的鬥爭，背後是皇帝和東林黨人的鬥爭。在明朝當皇帝是很不容易的，並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除了開國幾個皇帝，無論是能力還是身體都比較好，能過處理好國家事物。但是到了後面的皇帝，精力顯然沒有祖先那麼好，要想掌控國家必須要找人幫忙，找的那個人自然是從小和自己一起玩耍的太監了。而且明朝的太監有個特點，他們進宮之後可以讀書上學，這是皇帝專門培養他們，讓他們幫助自己處理政務。同時太監和大臣們兩大勢力正好互相牽制，這對皇帝來說是最有利的。

東林黨人左光斗和楊漣曾經聯名上書要嚴懲魏忠賢，還列舉了大大小小的罪狀，魏忠賢哭著找到了天啟帝，天啟帝明白，魏忠賢是幫自己做事的，不能倒。最終魏忠賢贏了，其實關鍵還是皇帝站在他這一邊，東林黨人很多都是沽名釣譽，不做實事，天啟帝看到這一點，才重用魏忠賢。可以說魏忠賢能得勢，全靠天啟帝。而且天啟帝去世的時候，對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惜崇禎不聽，殺了魏忠賢。

從崇禎殺魏忠賢也可以看出，明朝太監其實就是皇帝的棋子，太監可以權勢滔天，但只要皇帝一收就沒了。魏忠賢是做了不少壞事，但他也幫皇帝做事，相比東林黨人不做事，天啟帝重用魏忠賢還是很明智的。

　　萬曆二十二年(1594)，首輔王錫爵致仕，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等人因推舉新輔臣觸到了皇帝的痛處，被罷官回家。顧憲成是南直隸無錫人。無錫城內東林書院是宋朝大儒楊時講學處。顧憲成罷官後，得到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等人的支援，修葺東林書院，講學其中。他的弟弟、進士顧允成，及行人高攀龍(無錫人)、南京吏部主事安希範(無錫人)、南京禮部郎

　　中劉元珍(無錫人)、南京工部主事葉茂才(無錫人)、御史錢一本(武進人)、國子助教薛敷教(武進人)，或免官，或歸省，同聚東林，被當時的人們稱為“東林八君子”，形成了東林學派。

　　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切磋學問，教授弟子，在學術上有一些成就。但東林學派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團體，他們關心朝政，評議時局，與各地官僚學者聯絡密切。顧憲成說:“在朝廷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做官，志不在民生，離官而去，志不在世道，君子所不取。”為此他專門為書院寫了一幅著名的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身在書院，心懷天下，以切磋學術求得修養的提高，以抨擊時政求得政治的清明，這就是東林黨的宗旨。同時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顧憲成等人都明確表示過自已的立場。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以不依附權臣、敢於批評內閣部院為清高。

　　二，統治集團中的反對派一一之東林黨與閣部大臣的衝突。

　　閣部大臣為了對抗，也需要拉攏一部分士大夫，他們之間互爭權勢或意見相左，也需要在士大夫中尋求支持者，於是，門戶之見日益嚴重。東林黨基本上站在批評執政大臣的立場，以清流自命。嚴格說起來，東林黨人為反權臣而反權臣，其實也有一些偏激。

　　在顧憲成去官以前，與首輔王錫爵對話，王錫爵說:現在最奇怪的一件事是，“廟堂之是否，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針鋒相對地回答說:在他看來，“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鮮明地表示出他的反對派立場。所謂反對派，當然不是針對某一個人，而是針對朝廷的政策。

　　因此，東林黨人的概念也擴大了，凡是批評朝廷的腐敗，凡是為清流所承認的正派大臣辯護，凡是主張在官僚考察中去奸留賢，凡是在國本之爭中批評萬曆皇帝和鄭貴妃，凡是在三案中敢於力爭，都被視作東林黨人。以東林書院為基地而形成的政治團體與其他地區反對朝廷政策計程車大夫，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渾然一體，形成一股社會力量。

　　所以後來顧憲成和江西吉水人鄒元標、北直隸高邑人趙南星被當時的士大夫評價為為“東林三君”。

　　以清流自命計程車大夫，都希望名列東林。那些行有劣跡，或被認為有劣跡，因而不為東林接受的官僚，因地域而分，各立黨派，彼此為援，與東林黨人對抗。

　　扶植並對黨人有左右能力的官僚是沈一貫。他是浙江鄞縣人，萬曆二十八年九月至三十四年七月擔任內閣首輔，他好同惡異，拉攏門生、同鄉，成一派勢力，頗能控制言路。聚在他周圍的勢力被視作浙黨。

　　三，統治集團中的反對派一一之東林黨與言官們的衝突。

　　因為東林黨人的清高造成言官的地位大增，在原有的基礎上，形成三大黨派:

　　一是山東人組成的齊黨。

　　二是湖廣人組成的楚黨。

　　三是浙江人組成的浙黨。

　　三黨成員交往甚密，一意攻擊東林黨，今日指其亂政，明日責其擅權。但後來，因為複雜的原因三黨的關係中出現裂痕，造成反東林派的力量削弱。

　　到了天啟初年，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些東林黨成員陸續被起用。趙南星任吏部尚書，鄒元標、高攀龍先後任都御史，由在野派變成在朝派。天啟三年(1623)，趙南星等利用京察的機會，盡力罷免浙、齊、楚黨成員和品行不好的官員，把東林黨人及正派官員升至重要職位。有些官員，不見容於清流，便去投靠掌握大權的宦官魏忠賢，後來被人們為“閹黨”。

　　四，統治集團中的反對派一一之東林黨與宦官、閹黨的鬥爭。

　　這時官僚集團內部的鬥爭不管是與執政大臣的鬥爭也好，在朝派與在野派的鬥爭也好，基本都讓位給部分官僚與宦官、閹黨的鬥爭。

　　開始，魏忠賢對趙南星還有幾分敬畏，在朱由校面前說過他不少好話，還安排自已的侄子去拜見他。但所謂清、濁不能同處，趙南星拒絕與魏忠賢接近，對與魏忠賢關係密切的官員嚴加糾劾，矛盾尖銳起來。

　　天啟十年十月，趙南星、高攀龍被罷免；十一月，楊漣、左光斗等被削籍除名。魏忠賢的親信閣臣魏廣微撰《縉紳便覽》一書，把前閣臣葉向高、韓炇以下百餘人列為奸黨，而把閣黨王永光、黃光贊等60多人列為正人。

　　魏忠賢把這份名單當作用人的標準。新都御史王紹徵編纂《東林點將錄》，仿照民間流傳的水滸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東林黨名單。吏部尚書崔呈秀編《東林同志錄》按詞林、部院、卿寺、臺省、部屬順序，開列東林黨人名單，編《天鑑錄》，開列不附東林黨官員的名單。

　　魏忠賢對東林黨人的打擊迫害持續數年，直到他垮臺才停止。

　　五，統治集團中的反對派一一之東林黨人錚錚鐵骨。

　　天啟六年，魏忠賢派緹騎赴江南，逮捕已被罷官的魏大中。當時，正值原吏部主事周順昌把女兒許配給魏大中的孫子，兩家周旋數日，緹騎在一旁催促上路。周順昌呵斥說:“你們不知道世間有不怕死的男兒嗎?回去告訴魏忠賢，我是原吏部郎周順昌。”這話原原本本傳到魏忠賢耳朵裡，他當然不能容忍，命令將周順昌逮捕下獄。周順昌在鄉里很有威望，被捕的訊息傳出後，萬人聚集市中，為周吏部請命。捕人官員不識時務，罵道:“東廠逮人，你們敢抗命!”這下讓群眾益加憤怒，齊呼:“我們開始以為是奉皇帝的命令，原來是奉東廠魏太監的命令!”邊呼邊上，勢如山崩。民眾的力量是無窮的，導致東廠緹綺當即斃命，其他人爬牆逃竄。

　　事後，周順昌考慮到民眾的安全於是自己去投案了，投案後還有人策劃在必經的水道劫救。事變平息後，蘇州人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他們五人為了普通民眾毅然挺身投案。被魏忠賢殺害。他們英勇就義後，被埋葬在虎丘，碑題“五人之墓”。

　　總之，仔細分析我們知道這次蘇州民變與萬曆年間的民變有所不同。萬曆民變主要反對以宦官為代表的封建皇朝在經濟上的盤剝，天啟民變則是反對以宦官為代表的封建皇朝在政治上的專制。但二者有一定的聯絡，東林黨人反對萬曆皇帝派遣礦稅使的措施，要求減輕剝削，實行比較開明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階層的要求。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專權的鬥爭，也得到了市民的同情和支援。但不管怎麼說，宦官代表的是至高無上的皇家，所以最後失敗的肯定是表面看起來是宦官其實是跟皇帝對立的清流大臣。

一群的書呆子，怎麼鬥得過流氓地痞呢？

我們在看電視劇破冰行動裡面有一個橋段，就是李為民辦不成的事兒，趙嘉良卻可以輕鬆的辦到，為什麼？因為李為民是一個警察，警察講究的是程序正義。而趙家良是黑社會，他們沒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所以他辦到了。東林黨人雖然都是學府五車，卻很清高，個個自詡為君子。讓君子和小人鬥，難免會吃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說的也是這個意思。正義不是總能戰勝邪惡，特別是在那個黑暗的年代。

魏忠賢最終能夠取勝深層次的原因，卻是朱元璋造成的。朱元璋自從胡惟庸開始，廢除宰相制，就是為了削弱大臣的權利，而將大的權力更集中在皇帝身上。可是他卻沒想到，從他的曾孫子朱瞻基開始，就訓練太監讀書，然後把本該屬於皇帝的權利如批紅和蓋印，都交給了太監。這就是後來的秉筆太監和掌印太監。另外太監還掌握著錦衣衛和東廠這兩個特務機關。這樣一來，太監的權利就大的嚇人，他可以直接發聖旨，甚至於在宮內形成另外一個小朝廷。

如此的此消彼長，宮內太監的權利就比內閣大的多。要是遇到一個勤政的皇帝還好，可是偏偏遇到一個木匠朱由校。於是大明王朝就這樣被他們玩完了。

明萬曆時有嚴重的黨爭。黨爭就是黨同伐異，國家利益踩到腳底。東林黨人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官位、官品、黨內利益，所以他們經常做的是擁立太子或者皇帝。 個人認為，就各種主張而言，東林黨作為一個代表江浙商人和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朋黨，其主張帶有一定的資本主義色彩，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有利於推進中國社會的轉型。但是東林黨代表剝削階級利益，他們的許多主張（如反礦稅等）客觀上嚴重損害了人民利益，直接導致了明末社會的危機和農民起義。

都說明亡於閹禍和黨爭，而閹黨和東林黨在明末，可以說是恩恩怨怨，糾纏不清。 說起東林黨，那要從東林書院說起。無錫東林書院，原為宋代理學家楊時講學處。 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吏部郎中顧憲成罷官回鄉，與同志高攀龍等聚會講學，抨擊宦官，被稱為“東林黨”，由此開了在野議政的一代風氣。 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東林黨人前赴後繼地上書彈劾，無奈朝政均在魏忠賢手中把持。1624年，魏忠賢大規模迫害鎮壓東林黨人士，將左光斗、楊漣、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等人下獄迫害，天啟六年，魏忠賢又殺害了高攀龍、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人，自此權勢達到頂點。

東林黨人就私人品德而言，東林黨人的個人操守和社會，歷史使命感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對於不同黨的人，他們會不遺餘力的打擊，甚至動用各種謠言、制度。皇帝覺得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於是興起鬮黨，然後是鬮黨與東林黨的黨爭。 黨爭帶來腐敗，民不聊生。到南明的時候，那些東林黨人擁立這個為主，那個為主，甚至自己帶兵。 東林黨人號稱"清流”，影響著天下的輿論。上述皇位繼承權之爭和京察之爭，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

但是，這並不能掩沒東林黨人在這些鬥爭中力圖革新朝政、反對統治集團中最反動腐朽勢力的進步作用。 由於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魏忠賢 當時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