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正統意義上的明王朝滅亡了，後人在評論崇禎皇帝時，有一種論調特別受人尊崇，那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很多人都認為崇禎皇帝勤勉有加，為病入膏肓的大明拼命續命，並沒有歷史上那些亡國之君的荒淫腐敗之相，彷彿一切的錯都是崇禎朝的大臣們的，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崇禎皇帝坐像

要我說，崇禎皇帝要為大明王朝滅亡負很大的責任，他就是亡國之君。

其實大明王朝在崇禎的手上並不是非亡不可，崇禎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一是西北地區的“流賊”，就是我們歷史教科書上說的農民起義軍隊，李自成、張獻忠等，二是來自東北地區不斷壯大的後金（清朝）。崇禎皇帝同時面對著這兩大強有力的對手，拆東牆補西牆，最終兩邊都沒堵上。

明末農民戰爭

但是，在崇禎年間，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嗎？其實，至少有兩次機會，崇禎皇帝可以挽回局面，或者至少可以為大明王朝再爭取幾十年時間。

第一次是1642年，大明王朝同時面對農民軍和滿清內外交困已久，不堪重負的兵部尚書陳新甲派遣使者與清朝議和，後此時被崇禎皇帝知道，召見陳新甲，之後崇禎皇帝默許陳新甲與清方議和，其實這也不失為一個辦法，當時雖然清朝已經在東北佔據了有利的地位，關外幾乎已經全部喪失，但是皇太極並沒有入主中原的想法，而且皇太極終其一生也未能正面突破山海關。

崇禎皇帝默許陳新甲和談

如果能以山海關為界，先與清廷議和，平定內亂後休養生息，再與皇太極一爭高下，關外之地失而復得也未可知。即使不能收復關外之地，但是至少能力保關內不遭受滿清鐵騎的踐踏，不致使華夏民族衣冠淪喪。

可惜，最終秘密和談的訊息被言官們得知，言官們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愛面子的崇禎皇帝只好把所有的罪責都推給陳新甲，最終和談也不了了之，崇禎皇帝只得繼續兩面作戰。

第二次是1644年，李自成在陝西西安稱帝，並率大軍一路東征，一路上勢如破竹，李自成一月份從西安出發，三月份就打到了北京城下。其實，這一段時間，崇禎完全有時間進行轉移，崇禎皇帝可以遷都到南京，明朝有個先天優勢，明朝是兩都制，南京有一套備用班子，只要皇帝南下，到了南京以後政府機構可以照常運作，而且當時南方還有相當多的兵力可堪呼叫，與李自成劃江而治、甚至劃淮而治都是很有可能的。

李自成

從後面南明的歷史中就可以看出，清軍消滅了李自成之後南下，南明尚有江北四鎮、湖南何騰蛟、福建鄭芝龍等兵力，再加上崇禎皇帝無可置疑的正統身份，南方軍民必定跟隨崇禎一起抗擊以異族身份入侵的清兵。

而且，南下之後的崇禎還有一個優勢，雖然說出來很多人要罵人，但是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南下之後崇禎雖然丟掉了北方的半壁江山，但是也是丟掉了一個沉重的包袱，西北與河南遭到流賊的破壞，山東則經常遭到滿清的侵略，此時的北方已經是一個爛攤子了，全靠江南的財政支援，如果沒有北方的拖累，崇禎完全可以憑藉南方的經濟和兵力，鞏固長江或者淮河防線，而且李自成將會夾在崇禎和滿清之間，南下之後的崇禎皇帝將會處在一個十分有利的位置，反而是李自成將要承受南北雙方的壓力。

1644年4月形勢

如果，崇禎皇帝能夠在1644年果斷拋棄北方，將一舉扭轉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而且能夠利用江南的經濟構築堅固的防線，再圖恢復也未可知。

有人說，明朝276年“不割地，不賠款，不和親，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些品質能夠做到固然好，但是也應該審時度勢，崇禎皇帝是不割地，但是自己死後明朝的全部領土都成了滿清的，這就是不割地？崇禎皇帝是死社稷了，但是留下的百姓呢？任由他們被異族欺凌？任由民族文化和傳統遭到敵人的摧毀？難道這就是一個帝王應該做的嗎？

崇禎比天啟親政，比天啟能力強，可為啥亡國了？

這是個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在明代，太子登基後會把自己的老師引入內閣，會把自己藩府的太監引入司禮監。正因為如此，在給太子配備太監和老師的時候，都是人中龍鳳。

（團隊很重要，內閣與司禮監就是左右手）這樣的好處就是在登基後，迅速形成新的班子，保證新帝的權威，高效率的開展工作。如此情況下，最高權力被完全掌握在皇帝和親信手中，很容易做到如臂指使，想做事可以做好，做壞事可以做的很大。

君王勤政就是明孝宗。不勤政就是明憲宗，穆宗，還有天啟。

天啟有值得信任的孫承宗與魏忠賢，不管皇帝如何，他們都為皇帝遮風擋雨。孫承宗在遼東有進展，魏忠賢雖然操蛋，但他知道自己的家在哪。

（天啟貪玩，但他有自己人幫他）

嘉靖就抱怨自己從安陸帶來的太監水平太低，素質也低，承擔不了司禮監和京營的任務，還腐敗。所以嘉靖還啟用武宗時期太監張永。但嘉靖透過大禮議培養了自己的親信文官，張璁，桂鄂等，在內侍上培養了一批人。自然也就垂拱而治，大明1566的那個就是。

（嘉靖的帝王心術，冠古絕今）崇禎面臨的情況和嘉靖初期一樣。而且更嚴重。沒有就藩，周圍太監，長史等文官配備都很少，所以登基後內閣，司禮監都沒有他的人。加上這時期朝堂黨爭嚴重，內閣很難找到信任的，前後換了五十人，始終沒培養幾個自己人。

太監倒是培養了一批親信，高起潛，盧九德，王承恩等，他們矜矜業業，有的四處領兵作戰。

文官中偶爾有親信用到前線。崇禎信任袁崇煥，女真入關到了京師。信任孫元化，吳橋兵變，登萊亂成一鍋粥。

（崇禎確實是孤家寡人）十七年沒有人替他遮風擋雨，他也沒有依靠，自然越來越與臣下距離遠。他抱怨臣下不可靠，臣下抱怨君王急於求成，殺人太狠。

當他遇到楊嗣昌，就是找到了知音，楊可以給他背黑鍋，不畏人言，踏踏實實做事，最後以大學士出征。崇禎也投桃報李，給大學士，前線兵敗也不計較。很好的搭檔。

整體而言，崇禎朝太缺乏班底，中樞從來都不穩定。且崇禎沒受到過有效帝王教育，面臨內外軍興。自然難以應對，藩王入衛的制度困境。

我認為是崇禎誤了明朝。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朝的問題不是一召一夕了，到了崇禎上臺後，明朝內政外交都已經是焦頭爛額了，可崇禎皇帝不懂變通，無論是治國領兵都拿不出好辦法，反而是自毀長城殺了當時的國之柱石袁崇煥。

崇禎皇帝可以說是最不會變通的皇帝，內有李自成張獻忠作亂，在外有滿清虎視眈眈，國家最後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了，崇禎不僅拿不出好辦法，卻還在那想著所謂天子守國門，這是不是傻了。

崇禎皇帝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一點也不會變通，比如就在當時可以嘗試和滿清談和學習北宋宋真宗和滿清簽訂類似《檀淵之盟》的條約，可以滿足滿清的錢財要求，如果能談判成功，最起碼能贏得幾年緩衝時間，那就可以先全力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到平定李自成張獻忠後，就可以在和滿清開戰，這樣至少可以避免兩線做戰的窘境。

如果不和滿清談判，那在最後關頭李自成進逼近北京時崇禎如果打算殉國，那也應該安排好後事，因為當時明朝還沒到最後山窮水盡的時候，當時南方還在明朝控制之下，吳三桂還沒決定降清，左良玉還有幾十萬人馬，鄭成功史可法張煌言等重臣還在，而且都手握重兵，所以明朝其實還有機會翻盤，崇禎當時可以讓太子提前出京去南京為帝，這樣一來，崇禎死後南明也不會分裂，有崇禎兒子在位，鄭成功張煌言等會一心抗清，就是吳三桂也未必會死心塌地的為滿清賣命，而南明也就不會那麼快就被清軍擊敗，所以說崇禎是個糊塗皇帝。

崇禎做為皇帝不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最後國破家亡，這怨不得別人，就是崇禎自己的責任。

我對明朝皇帝大多不喜歡。但對崇禎，還是比較欣賞和敬佩的。

那明朝的滅亡，是崇禎誤了明朝，還是群臣誤了崇禎？

我不贊同崇禎誤了明朝。我認為，表面上是群臣誤了崇禎。但根本上，是明朝誤了崇禎。

中國歷史上，以孔聖人哄天下，以韓非子治天下。最典型的帝王是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盡），最典型的朝代是明清。

法家思想就是以刑罰捍衛君權，奴役臣民。《韓非子_忠孝》篇謂之：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正如《大明王朝》第一集開頭，周雲逸因誹謗朝廷臺被梃杖打死。大明朝的君主把大臣當奴才。大臣自然不會為國家盡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到最後，大臣貪汙了幾百萬兩銀子，寧肯亡國，也不捐給和國家。

正如孔子所言：只有君守君道，臣才會守臣道。正如孟子所言：君視臣如心腹，臣視君為手足。君視臣去草芥，臣視君如賊寇。

皇帝把群臣當了二百多年奴才，即便你崇禎是是明君。大臣也不想為你盡忠了。通俗的說，是徹底不一心了

所以，表面上是群臣誤了崇禎。實際上是用法家思想治國的大明誤了崇禎。

如果非要兩種裡面選一個的話，我覺得還是群臣誤崇禎吧。

崇禎其實是真心想當一箇中興的明君的，當然他的能力也差了一些。但是，如果把他放到一個政局穩定的年代，類似朱厚照的時候的話。我覺得崇禎肯定是個類似朱佑樘的明君。不會搞出朱祁鎮和朱厚照那麼多事。

就說明朝的最後時刻，公元1644年的時候，李自成的軍隊攻破了京城，崇禎自縊。但是公元1643年的時候，崇禎就覺得政局不穩，想遷都南京，但是就是那些大臣尤其內閣中人不想動家業，阻止南遷。

然後1644年的時候，李自成的大順軍都到京城腳下了，明朝就近也沒什麼軍隊，幾乎沒有防禦力。不知道李自成怎麼想的，竟然想和明朝政府和談，讓他回西北自立為王，他就退兵。這些大臣又發話了，不能答應，堂堂天子豈能和這些流寇妥協，結果好了，還是打吧。

然後，京城被破，崇禎自殺後。各地其實還有大量明軍，尤其左良玉，還傭兵幾十萬，不好好平亂，就傭兵自重。

如此種種，多不勝數，說群臣誤了崇禎不為過。當然，崇禎自己能力也不太夠，識人和用人有過時失，才讓這些人耽誤了。

可以說，崇禎和群臣都對大明王朝的滅亡都負有責任，但在小編看來群臣該負的責任要大一些。崇禎即位初期，即以訊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除了東廠魏忠賢和天啟皇帝乳母客氏的權勢地位。胸懷中興大明帝國大志向的崇禎，希望文官集團可以與自己一道同心協力，遏制帝國日薄西山的頹勢，消滅山海關外的滿清八旗。殊不知，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文官群臣，早已轉變為土地兼併、聚斂財富、破壞自耕農經濟體系的主體力量之一。東廠司禮監魏忠賢“閹黨”的消失，其勢力範圍立即被東林黨群臣所吞併，再也沒有一支力量能夠制衡文官集團這一既得利益群體。可以說，在政治平衡層面，崇禎除去魏忠賢是十分失策的一招臭棋，作為皇帝的崇禎必須獨自面對經過200多年積累已經形成氣候的文官集團，所有的政策措施在耍太極的群臣面前都無可奈何，煤山上吊的命運似乎早已註定。 再來看看明朝的文官集團，站在帝國權力機構的頂層建築高度俯瞰，無論是自詡清流的東林黨，還是惡名滿天下的魏忠賢閹黨，作為既得利益集團都在瘋狂侵吞聚斂土地、社會財富，在這個層面上兩者都是導致民不聊生、國家衰亡的罪魁禍首。魏忠賢死後，東林黨獨家壟斷朝局，晚明官員貪汙腐敗的比比皆是，“藏富於官”的情況普遍存在，以致於貧賤如百姓無衣食保命、高貴如崇禎無軍餉打仗。如此情形，早就到了改朝換代，打土豪分田地使廣大百姓重新“耕者有其田”的危機時刻。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後，下令對前明官員進行“拷餉”，獲得了鉅額的金銀財富，可見這幫群臣貪腐聚斂財物的瘋狂景象。作為帝國既得利益群體，是群臣集團一手將明朝送往了滅亡的深淵，也是群臣集團一手編織了崇禎煤山上吊的繩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