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離現在最近的朝代清朝來說吧。

自康熙開始，天子車輅中五輅為必備的，五輅即玉輅、金輅、象輅、革輅和木輅。除此之外，還有玉輦、禮輦、步輦等，下面介紹一下它們的具體形制。

首先是玉輅，木質，基本構造由輅座、輅亭和圓盤等部分組成，主色為天青色裝飾。輅蓋高將近一米，輅圓盤為金黃色圓頂，鑲玉圓版四塊，因顯要部分用玉裝飾故稱為玉輅。圓盤垂有鏤金垂雲，四周貼有三層鏤金雲版。幨帷用三層青緞製成，每層繡有金雲龍羽紋相間。四根金青緞繫帶綁在車軫上。四柱上繪有金色雲龍。車門垂珠簾，四面各三。雲龍寶座四周為朱欄，以金彩相間塗飾，欄內四周布有花毯。兩輪各有十八根車輻，以金色鏤花裝飾。前有兩根軸轅，兩端分別飾金龍的頭和尾。後樹有青緞太常旗十二面，旗面上分別繡各有日月五星、二十八星宿，旗下垂有五彩流蘇。行駕時用朱絨帶子駕象來引車前行。玉輅是天子五輅中所傳最久的一種。玉輅作為皇帝郊祀車駕之一，大朝會時陳設五輅在午門外，玉輅居中，以視最為尊貴。

金輅，是天子在封同姓王侯出席賓宴時所乘，用於饗禮、射禮和郊祀還京、飲宴等場合，居五輅第二。主色為明黃色裝飾，金輅的圓蓋鑲四塊圓版金，金輅之名也由此而來。與玉輅青緞幨帷不同的是金輅使用的是黃緞幨帷，也是三層。四根黃段繫帶綁在車軫上。後樹有大旗十二面，旗上各繡著金龍。金輅其他的行制都與玉輅相同。明代皇太子也乘金輅，以二象駕之。乾隆時金輅為大輅所改，以一象駕之。

象輅，乾隆朝的象輅為明代的大馬輦所改[1]，主色為紅色。象輅的圓蓋鑲四塊圓版象牙，故名為象輅。乾隆朝的象輅幨帷為三層紅緞，也有四根系帶，為紅緞，綁在車軫上。寶座四周環以朱欄，輅前有三轅，後樹有大赤旗十二面，各繡有金鳳，與玉輅、金輅不同的是此時的象輅駕以馬，中間四匹，兩邊各三匹，共十匹。在五輅陳設時，象輅位於玉輅之右。

革輅，圓蓋方軫，明代的大駕鹵簿中無革輅，此時的革輅由明朝的小馬輦所改。主色泥銀色裝飾，鑲四塊圓版黃革，因皮革相挽而得名。幨帷為三層白緞，有四根白緞繫帶，綁在車軫上。寶座四周環以朱欄，輅有兩根轅，後樹有十二面大白旗，各繡有金虎。革輅用一匹服馬和三匹常馬駕駛，為天子在巡守、征戰時所乘。

明初朱元璋為提倡儉樸節約，用木輅代替玉輅，並詔制木輅兩乘，一乘以朱漆粉飾，祭祀時用；一乘以皮挽之，行幸時用。但二十年以後，又在大駕鹵簿中取消了木輅。從此天子車駕中沒有木輅。乾隆年間將小香步輦改造成木輅，木輅之名重現文獻記載中。主色為黑色裝飾，鑲四塊圓版花梨。幨帷由三層黑緞製成，有四根黑緞繫帶，綁在軫上。座四周環以朱欄。輅前也有三轅，後樹有軍用大旗十二面，各繡有神武圖案。木輅駕馬中間兩匹，兩邊各兩匹，有遊環和鈴鐺。

玉輦，圓蓋方座，其中輦蓋為青色，上面有四塊圓版玉裝飾和一金色圓頂。玉輦的四周承吊以鏤金垂雲，下端為金雲葉。幨帷由兩層青緞製成每層相間有褶襉,上面繡著金雲龍，另有四條黃絨制的細帶，綁在座位的四個角。輦門冬天則用青氈門幃，夏季就換成珠簾，座亭上窄下寬，座有二層綴版，上方繪有彩雲，下方繪有金雲，四周環以朱欄，相間裝飾著金彩，欄內也是鋪有花毯。雲龍寶座在座亭中間，左邊放著銅鼎，右邊置有佩劍。前有四根轅，中間兩根轅各長，左右兩根轅稍短，轅兩端分別稱著金龍的首和尾。抬起玉輦時需要用納陛五級，由三十六人抬。

禮輿，採用香木做成。它的基本構造和玉輦相似，由穹蓋、座亭、寶座、轅杆等部分構成，不同的是，禮輿的幨帷採用明黃緞，繡金龍，四柱以蟠龍裝飾，而且左右的窗戶夏天用藍紗遮住，冬天則用玻璃。有兩根較長的大橫杆，兩杆之間有雙龍的頭相對。前後由左右兩邊各有兩根小橫杆架著兩根肩杆，肩杆共八根，皇帝出行時採用十六人抬。

步輦，木質，沒有車幔，輦的倚欄上有鏤空花紋。蟠龍座在中間，冬天在座位上鋪著紫貂皮，夏天則用明黃色的妝緞。四柱上有虎爪螭龍（傳說中無角的龍）的頭，周圍繞以雲龍。蟠龍座前有踏幾，上面鋪有黃緞，有兩根直轅。其他的同禮輿的行制相同。

天子車駕中，五輅規模大、規格更高、出行時更隆重，出行時意義更在於禮制上作為天子的象徵；而輦輿因為規模結構較小，也因為其設計構造更簡單乘坐更為舒適，故在作特殊要求的禮儀場合之外，皇帝出行都乘坐輦輿。

以上是皇帝車馬的具體形制，這只是宮廷車馬禮儀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還有天子的儀駕制度，即與車馬匹配的儀仗和儀衛等級制度，又稱為鹵簿儀駕制度。

“王者首出庶物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故有儀衛滷薄之制”，清朝初制，有大駕、法駕滷薄行駕，行幸儀仗，行駕儀仗等區別，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根據從簡從省的原則，在原定基礎上經過增改釐定，更訂行駕儀仗為鑾駕滷薄，行幸儀仗為騎駕滷薄，最終形成大駕、法駕、鑾駕、騎駕四等滷薄的定製。

大駕鹵簿，大駕滷薄有玉輦、導蓋、盥盆、拂塵、唾壺、馬杌、交椅各一件，提爐、香合、水瓶各兩件、儀刀和豹尾槍各三十支、各種大小、行制不同的傘蓋共四十六件，壽扇等各種不同的扇共七十六，各種幢和幡共三十二件，各種式樣的旌、金節、氅和麾共二十八件，各種八旗的纛和有不同代表意義的旗幟共有一百八十三面，鉞、星、臥瓜、立瓜、吾杖、御杖、引杖等儀仗共一百一十二件，紅燈六個。接著是玉輅、金輅、象輅和革輅各一乘、寶象五頭、導象四頭、靜鞭四根、仗馬十匹、後護豹尾槍十支、儀刀十把。

皇帝法駕滷薄所陳列的儀仗與大駕大致相同，法駕滷薄中的玉輦，由金輦和禮輿代替，導蓋、拂塵、盥盆各增加了一件變成了兩件、唾壺減少了一個、儀刀、豹尾槍各減少了十把變成了二十把，五色華蓋增加了十個變成了二十個，雙龍扇十六柄增加了十二柄，五色金龍纛二十個，減少了二十個，鉞、星、臥瓜、立瓜、吾杖、御杖、引杖等都由十六件變成了六件，減少了十件，其他的都與大駕滷薄相同。

皇帝鑾駕滷薄，前面設有導迎樂，先是兩根戲竹，接著是六根樂管、四根七孔笛、兩根笙、兩面雲鑼、一面導迎鼓和一副拍板。依次是四御杖、四吾仗，立瓜、臥瓜、星、鉞各四，十面五色金龍小旗、十面五色龍纛[2]、十面雙龍黃團扇、十面黃九龍傘、一柄九龍曲柄黃華蓋，接著就是皇帝乘坐的步輦了，皇帝的步輦後是持佩刀和執槍的大臣和侍衛。

皇帝騎駕滷薄出行時，首先在前列奏軍中典雅莊重的音樂，間歇有比較清雅的音樂，樂器列有十六個銅器喇叭，大小各八個，八個嗩吶，接著是兩面雲鑼、兩根龍笛、兩根平笛、兩根樂管、兩根笙、四面銅鼓、“二金”[3]、兩個“銅點”[4]等一些其他的古代樂器。在騎駕滷薄中，皇帝可乘輕步輦或騎馬，在輕步輦或嘛前面也有各種儀仗，與鑾駕滷薄中相同，數量上有些微變化[5]，輕步輦前面有十名佩刀大臣導路，後有倆名佩刀護衛，護衛後跟著是豹尾班侍衛，其中執槍者十人、佩儀刀者十人、佩弓箭者十人。

以上各等鹵簿中，大駕滷薄用“以郊饗上天，臨馭九伐”[6]，在郊祀大典，萬壽、元旦、冬至三大朝會及諸典禮才陳設大駕滷薄。出行時執事人員執以上各種法器按序排列好，由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馭車，加屬車八十一乘；法駕“以祭方澤、祀明堂、奉宗廟、籍千畝”， 在北郊大祀和社稷祭祀時天子乘法駕滷薄，出行時由京兆引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之，有屬車三十六乘；鑾駕鹵簿在天子行幸皇城時擺成；在大閱軍隊時，騎駕滷薄陳於宮門外，在軍營暫停時，皇帝騎駕滷薄中晨時奏嗩吶樂，晚上奏典雅莊重的軍樂。

三、結語

以上內容描述了乾隆朝時期五輅和各種輦輿具體的行制及特點，比較了清朝天子四等滷薄的異同，天子儀駕規模的龐大，從中可窺見一斑，如大駕滷薄從導蓋到紅燈等儀仗、法器的排列，各等大臣和侍衛，再加上天子乘的車輅，整個場面逶迤數里，前後不能相望，可謂是浩浩蕩蕩。其次，是清朝天子車輅規制的嚴格性，五輅從顯要部分的裝飾到幨帷的顏色和繡紋到各自使用場合的不同，都有嚴格的區別和規定。乾隆朝的車馬禮制由康雍時期繼承而來，並發展到頂峰，這一方面與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時學術界禮學研究的繁榮是分不開的，乾隆朝關於這方面的文獻記載最多。

皇帝出巡的場面是盛大而又華麗的。在古代中國，只要皇帝出宮，哪怕只是去都城中的廟宇，都可以算做出巡。皇帝與大臣時常出城去別宮居住、泡溫泉或者打獵。這時，隨行人員一般不多。偶爾皇帝出行的地點離都城較遠。去的地方最遠的要數唐太宗了。他曾御駕親征，帶領軍隊攻打高麗。在回國的途中，他還順道去了太原。那是他的父親李淵起兵的地方。公元644～646年，唐太宗一共離開長安17個月。朝廷中一部分官員則留在洛陽。公元665～666和725～726年，朝廷官員兩次隨唐高宗和唐太宗去泰山祭天。泰山離洛陽大概有600公里，他們分別用了40天和26天到達那裡。公元665年，去泰山祭天的活動人員更多，不但包括文武官員，還有突厥、波斯、天竺、日本、高麗等外國使節。與他們一起去祭天的還有軍隊、護衛、隨從以及裝載祭天用品的車輛。

整個佇列綿延90多公里。有的人騎著馬匹和駱駝，並且載著行李。他們帶著牛和羊，以及蒙古包和帳篷，這樣就有了食物和住所。唐朝早期，朝廷時常往來於長安和洛陽之間，主要是由於長安糧食匱乏，饑荒頻發造成的。公元637～735年，朝廷的兩個都城間來回遷移不下29次，每次都要用20～25天的時間，完成456公里的路程，平均每天走17.6～22.4公里。這個速度比官方規定的行走和騎驢的最低速度要慢。每次去西都洛陽，朝廷官員都要隨行。由於往來次數較多，不少官員和貴族都在洛陽建造了官邸。每次往來朝廷花銷都相當巨大，而且對沿路的百姓也造成了不小的負擔。他們要為朝廷提供食宿和勞力。

作為補償，皇帝經常下令減少這些地區百姓的賦稅。即使是皇帝，在這兩個都城間往來都可能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為每次皇帝出行，幾乎都會帶大批的隨從，這很容易吸引盜賊的注意。公元682年，長安發生嚴重的饑荒，朝廷不得不遷往洛陽。他們擔心途中會有盜賊埋伏在山林草叢中，劫掠他們的財物。於是皇帝任命了一位巡查人員來探路。這位巡查擔心自己無法勝任，便釋放了長安監獄中的一個犯人。這個犯人神通廣大，而且口才極佳。巡查將其腳鐐去掉，給其穿上體面的衣帽，並且給他提供食宿，讓他帶著朝廷的隊伍出行。這個方法果然奏效，超過一萬人的朝廷隊伍浩浩蕩蕩地行進，途中沒有遇到任何危險。到達洛陽以後，連一文錢都沒有丟失。但是由於缺少糧食，這些人還是有餓死的。

危險不僅來自於盜賊，還可以來自守衛。公元641年，唐太宗再次下令遷往洛陽。有兩個守衛覺得路途艱辛，不願盡守護的義務，便趁夜間往宮殿中放箭。有5支箭落在了皇帝寢宮前的庭院中。後來這兩位守衛被砍了腦袋。每當有外國使節訪問朝廷，會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當有使節從海上到達時，首先和地方官員聯絡，然後由地方官員向朝廷稟告。在使節前往長安或洛陽前，要先等待接見的批准。沿絲綢之路到達的使節要提前申請取得信物。信物是銅製的魚類，一共有12個，每個都分為兩半。朝廷把一半魚交給外國使節，自己留著另一半。在魚形的信物上寫有接見的國家名稱，以及可以接見的月份。因此，如果一位使節4月到達中國，而持有的信物上寫著3月，那麼就無法去朝廷面見皇帝了。如果月份能夠對得上，那麼負責外交的官員會將他手中的信物與朝廷中的另一半拼接，來判斷他是否可以覲見皇帝。

1、皇帝出行叫巡狩、巡幸。

2、“巡狩”《孟子·告子》雲：“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堯典》遂作“巡守”，意為巡行視察諸侯為天子所守的疆土。《史記·五帝本紀》：“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山川。”《史記·周本紀》：“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狩”，音shòu。與“巡視”“視察”同義。是上級對下級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