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這個名字在近代歷史上可謂是如雷貫耳，他被看做開眼看世界，接受西方科學先進思想最早的華人之一，康有為作為清末維新派領袖，發動“公車上書”，與梁啟超領導“戊戌變法”，在歷史教科書上一直作為正面人物出現，學生眾多，聲望甚高，因是廣東南海人，當時曾有“南海聖人”之稱，這稱呼上下五千年也沒幾個人。

撕開“南海聖人”的面具，真實的康有為是一個貪財好色的卑鄙小人。

康有為忽悠了一大幫人跟著他搞維新變法，其實他本人無非就是藉此入仕，直接和光緒皇帝搭上關係，想要走上仕途快車道，但投機失敗，慈禧老妖婆太厲害，動動手指頭就把維新派全給滅了。

老康不愧是老油條，跑也跑得快，趕在慈禧下手前一溜煙跑之大吉，卻把譚嗣同和自己的親弟弟甩在國內，成就了“戊戌六君子”的悲壯事蹟，六君子估計把他恨的牙癢癢。

康有為和他的太太們

老康逃跑後，繼續在世界各地忽悠，他很有創新意識地偽造了光緒皇帝的衣帶詔，和自己合影的照片，堪稱中國PS技術鼻祖，成立了“保皇會”，還在香港、北美、歐洲、日本等地到處發表煽情演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飽受慈禧迫害，忠君報國的熱血英雄，還發動華人捐款，短短几年募集資金數千萬元。

有了這些錢，康有為信心大增，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但他不是救亡圖存，而是大力開辦實業，購置產業，四處投資。康有為在香港擁有酒店、賓館、銀行等產業；在墨西哥投資銀行、有軌電車和輪船產業；在美國開辦銀行、餐廳、旅館；在日本舉辦印書局，儼然成為產業遍佈全球的跨國企業巨頭。

康有為和他的太太們

在推動戊戌變法時，主張實行西方的民主文明，實行君主立憲，男女平等，反對中國的一夫多妻制度。不過他的很多行為實在是令人不齒！

提倡反對一夫多妻制，自己卻擁有一妻六妾，其中還有日本小妾！而且大多數還是屬於老牛吃嫩草，一樹梨花壓海棠！40歲娶了第一個小妾梁氏，當時梁氏18歲；50歲的康有為在美國娶了第二個小妾，17歲的何小姐，後來又在日本娶了第三個小妾，市岡鶴子16歲。57歲時，娶了年芳17歲的廖氏，61歲時，娶了第五位小妾張氏，張氏才16歲！60多歲的康有為在泛舟時又看上了19歲的船孃，又收到家中！不知道他是不是還記得曾經倡導的一夫一妻制！

​

章太炎先生曾做過一幅對聯來諷刺康有為，上聯為：“國之將亡必有”，下聯是：“老而不死是為”，各取兩句最末一字，便是康有為的名字。這兩句分別截了兩句古語：“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為賊” 。

這幅對聯加上“康裝大道”這個橫批是最合適不過了

康有為是為了自己的榮譽希望得到光緒皇帝的賞識。

而梁啟超是真正的為國家復興圖強而努力奮鬥之。

一個是為了民族大義轟轟烈烈的犧牲，一個是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人生贏家，如果你是一個國家領導人，你會提倡哪一種精神呢？

康梁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決定了在以後的歷史評價中的不同，從公正的立場上來說，在戊戌變法的整個過程中，康有為確實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而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學生，不可能也不願意超過乃師，是梁啟超的無奈之舉。康有為的思想主宰了整個戊戌變法，不論是政府架構，還是施政理念，康有為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梁啟超所不及的，不必為梁啟超叫屈。但戊戌變法的失敗，也因為康有為，康有為在政治上是投機者，他之所以主張變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自己想進入國家權力的中樞機構，帶著這樣的投機心態，康有為開啟了表達機制，但一旦變法失敗，康有為就溜之大吉，而留下戊戌六君子引頸受戮，康有為卻風流瀟灑地旅行世界各國。梁啟超卻是個十足的書生，一個標準的學者，在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忠實記錄了戊戌變法的過程，用他的當事人和嚴格的學者身份，給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記錄。今天的中國，一部分所謂的儒家學者抬高康有為的歷史地位，認為儒家的復興，就是要接著康有為的公羊春秋學的思路走下去，純粹是無稽之談！中國政治的發展，是要破除君主立憲的藩籬得制約，充分發掘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在政治上進行徹底的改革，賦予人民充分的權力，使人民成為國家治理的真正的主人！

康有為與梁啟超，倆位曾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尋求真理著名的開拓者，是極好的搭檔與師徒，在中華由舊封建向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然而，同為倡導者，他倆在中國近代極為重要的“戊戌變法”運動之中與之後的作為，歷史對其評價卻大相徑庭、完全不同。

大致可分為：維新運動中、維新失敗～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中三個階段進行評判。

1）、基於甲午海戰的失敗，中國大地到處瀰漫社會變革、維新思潮，1898年戊戌年6月（迄今恰好120年），轟烈的維新運動拉開帷幕，康有為是這次變革運動的總設計師，主倡導者，沒有之一，其主張：裁撤冗官、鼓勵工礦鐵路私企、開辦新學堂廢八股文、削減舊官訓練新式海陸軍、大力引進西方文化與書籍等，政府框架釆用君主立憲與議會制。而此時的梁啟超雖然稱得其副帥，但影響力及作用是輔助性的。變法雖然得到光緒帝的支援，但因危及舊清頑固勢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利益，所以遭遇強烈反對與鎮壓，運動僅進行了103天便夭折，變法以光緒帝被囚禁、著名的潭嗣同等六君子被殺而止。

2）、維新失敗後～辛亥革命前

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梁倆堅難逃脫清府追殺，先後流亡了東瀛日本。那時，康有為常拿著光緒帝的詔書，募集資金進行保皇宣傳活動並藉此維持生計；而梁啟超在此期間思想逐漸有了較大變化，這裡不得不提到另一位重量級的人物—孫中山先生，當時孫也是在日本進行革命黨活動，經朋友介紹，這倆位歷史性人物從認識起，即刻產生思想火花的碰撞，慚而交往密切，他們在“君主立憲”與“廢君共和”間有過長時的爭論，在聯合建黨也有切磋，甚至經常於秉燭夜談。

作為師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具有淵源關係；作為戊戌政變的領袖，兩人擁有相同的政治訴求。儘管如此，康有為、梁啟超在學術上、政見上存在諸多差異，分歧時有發生，甚至兩人不合的傳聞在坊間不脛而走。有人說梁啟超的宣傳和護法成就了康有為，也有人說，康有為的掣肘阻礙了梁啟超思想的自由發揮。胡適更是評價梁啟超不得良師，直接將矛頭指向康有為。於是，康有為、梁啟超的關係隨之成為百餘年來道不盡的常新話題。梳理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異同，探究兩人的相互關係，不僅有助於客觀評價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而且有助於從宏觀上把握戊戌啟蒙四大家的關係。

戊戌變法後，康有為原形畢露，康梁二人分道揚鑣

在戊戌政變失敗逃亡日本——特別是接觸到大量西方學說之後，梁啟超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轉變的直接後果之一便是在平等、自由和宗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康有為產生差異，甚至發生激烈衝突。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此毫不隱諱，並且說明了其中的原因：“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義，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引文的前半段記載了康有為對梁啟超的訓斥，透露出由於梁啟超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主張興民權，導致與康有為在關於自由與服從、“開民智”與“興民權”等問題上的分歧；引文的後半段記述了梁啟超對康有為思想的反駁，表明此時的梁啟超已經放棄了早期“述康南海之言”時對孔教和諸子百家關係的認識，由於找到了自由和其他西方思想作為武器，不再像康有為那樣，假借孔子託古改制而倡言社會改良——隨之而來的是，梁啟超不再像從前那樣，極力為康有為的這些主張搖旗吶喊，而是屢次奮起予以駁斥。

無論是康有為對梁啟超的“屢責備之”，還是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屢起而駁之”，都可以想象兩人之間衝突甚多，爭議不斷。其中，最本質的分歧簡言之都可以歸結為自由問題。對此，梁啟超寫道：“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偽書也，皆原本於此等精神……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穫，而必自謂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為必託古？諸子何為皆託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啟超蓋於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在梁啟超看來，康有為將孔子包裝成託古改制的祖師爺和孔教的教主，使孔子帶有“神秘性”，無異於在打倒一個權威的同時，又別立一個權威，是對自由的蔑視；更何況康有為所講的孔教實質上則是“康教”，既然離孔子思想甚遠，卻又依傍孔子的權威，是缺少獨立和自由精神的表現。這些做法都是對精神自由如飢似渴的梁啟超所無法容忍的。於是，梁啟超對康有為的思想發生懷疑和動搖，開始別求他途，轉而輸入西學。這用梁啟超本人的話說便是：“啟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指康有為——引者注)學。然啟超與正統派因緣較深，時時不慊於其師之武斷，故末流多有異同。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由於輸入歐西之學，梁啟超持論屢屢與老師不合便在預料之中，由此而來的“康、梁學派遂分”也就是或早或晚的事了。

康有為私德混亂，欺世盜名

康有為一生中很多次遭到清政府緝殺，數次流亡國外，中學西學在他思想內激盪，因此他身上折射出諸多矛盾，往往言行不一。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卻妻妾成群，且處處留情。在辛亥革命後，他宣稱“冒萬死以保舊俗語”的五俗之一便是納妾。

戊戌政變後的9月24日，康有為在上海被英國船隻“重慶輪”所救，《我史》聲稱聽說光緒帝遭遇不測，“痛不欲生，即預為蹈海計”，並當即寫下絕命詩和遺書，結果為英華人濮蘭德攔阻。但根據英國領事的報告，康有為沒有欲投海自盡和寫遺書之情事。康此處自述，顯然是自我標榜對光緒帝的忠心，彰顯儒家強調的君難臣死之節義。

變法思想幼稚，康有為屬於極端的理想主義者

康有為奏請廢科舉、辦學堂、練新兵、興商務等，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是，他一本正經提出的變法措施，常常包含荒誕、無厘頭、根本不具備可行性的內容。《我史》一書中，康有為還透露了一個比售賣邊疆領土更為瘋狂的“救國之道”：中日合邦。康說：“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梁雖為康的弟子，但兩人從戊戌變法之後，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了。

兩人道路的分歧，從早期兩人的學術追求就可見端倪。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就已經是名滿天下，數篇文章可謂是聲動天下。

而在他自己看來，也確實自負生平所學，可以獨步天下，無人能比，自封為“文聖人”。

既成“聖人”，就意味著不需要再學習新的知識，所以，從戊戌變法之後，康就趨於保守。

而梁則恰恰相反，戊戌變法的失敗，徹底驚醒了梁啟超，他從此堅定地開始放眼看世界，思想趨於開放。

故此，以戊戌變法為起點，康完成了自己的封聖儀式，而梁則視其為人生新的啟點。

師徒二人，從此分道揚鑣，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康因保守而固步不前，漸被時代所拋棄而成保守勢力，待1917年張勳復辟時，康有為成為歷史上跳樑小醜，便也不令人覺得意外。

而梁因思想解放而與時俱進，進入民國後，先後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長、廣州軍政府參政等職，成為北洋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自是對其努力奮進，不落伍於時代最好的寫真。

人一旦自以為聖人，便失去了前進的動力，更會迷失了前進的方向。

真正的神聖與偉大，從來都不是自封的，從來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