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時期，流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個字在曾國藩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他是理學大師，又不排斥洋人的奇技淫巧。他與洋人合作，不代表是崇洋媚外，而是貫徹落實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針。

曾國藩二次出仕以後，整個人像是脫胎換骨一般，他不再以正人君子自居，不再以責己之心責人，也不再與全世界對抗。他剛到兩江總督任上，手下愛將鮑超前去看望老領導，帶去了很多禮物以及金銀，給老領導安家用。曾國藩並沒有直接拒絕鮑超的好意，而是挑了一卷涼蓆，其它的讓鮑超帶走，以“自汙”的方式保全了鮑超的面子，這是曾國藩的一種處世哲學。

曾國藩與洋人打交道，最出名的要數處理天津教案，他寧願揹負罵名，也要極力避免和法國開戰，因為他深知戰和的利害。從他的處世哲學到處事方法來看，曾國藩繼續和洋人合作，不見得是思想多麼先進，更與賣國求榮沒有任何關係，更多的是從現實利益出發，本質上還是希望國家透過辦洋務強大起來。

兩個人都是愚忠滿清朝廷，但處世為人有很大不同，肯定反應不一。

只是可惜袁公世凱晚生了幾十年，滿清苟延殘喘。

一

年輕時的曾國藩也是一個憤青，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他在家書中是這樣認為的：對英國這樣的蠻夷之邦，必須整軍經武，全力一戰，否則只能讓他們貪得無厭，進寸得尺。

直到1858年，曾國藩還曾經對左宗棠說：只要選好了將帥，與外華人打仗還是能打勝的。朝廷對外多次用兵，失敗的關鍵原因就在於將領不行。

1860年，英法聯軍殺進北京，到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最後他們還一把火把皇家園林圓明園一把火給燒了。英法兩國還是給清政府留了面子，沒有燒掉皇宮，只是把皇家花園給燒掉了，只是為了震懾一下清政府。

因此雖然曾國藩在看到《北京條約》的內容時，也曾經老淚縱橫，他認為這比五胡亂中華更讓人難堪。之前他和胡林翼都認為洋人是比太平軍還難纏的對手，可以說是大清第一強敵。

二

第二次鴉片戰爭徹底打醒了曾國藩，大清最精銳的僧格林沁騎兵在英法聯軍面前不堪一擊。八里橋一戰，僧格林沁的騎兵損失了幾千人，英法聯軍只戰死了5人。這場戰爭就像是大人和小孩子打架一樣，完全不在一個水準線上。

戰爭結束後，英法各國派出軍隊直接和太平軍作戰，俄國資助清政府一萬多隻槍，五十多門大炮，在上海還有外國僱傭軍如常勝軍、常捷軍等。可以看出，西方列強並沒有小咩清政府的野心。

後來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外華人不毀我宗廟社稷，還幫我們圍剿髮匪。從這一點來看，外華人比太平天國要好的多，可以說是有恩於我天朝。

此後又發生了一件讓曾國藩刮目相看的事。英法美三國接管了清政府的海關，成立了稅務司直接管理上海海關。他們每年上交給清政府的關稅比清朝官員管理時期增加了將近一倍，達到了70多萬兩白銀，直接緩解了清政府的財政危機。

三

從這時起，曾國藩才意識到，西方列強也是文明之邦，並非常說的是蠻夷之人。他們更像華人常說的君子，做事情也非常講信義。自從清政府授權洋人全面管理海關事務後，清朝的海關稅收增加了三倍。

太平天國滅亡後，曾國藩開始大量閱讀西方著作。這時他更能明白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精妙之處，中國的洋務運動從此開始。他也主持辦理了安慶軍械所和江南製造局，大力發展軍事工業。

當然曾國藩與洋人打交道更講究平等相待，誠信為本。在這兩條的前提下，他認為要替清政府爭取更多的好處，而不是爭面子。為此他總結了8個字：大事苦爭，小事放鬆。

當然，曾國藩認為對洋人整體上還是要保持克制忍讓的態度，儘量避免爆發戰爭，以為清政府的發展，爭取時間和空間。後來他在處理天津教案時，對法華人採取了忍讓態度，當然處理事務基本上也是公平的，但卻被舉國上下罵成了漢奸。

四

左宗棠性如烈火，他主張對洋人不能有絲毫忍讓，對外華人的不合理要求，堅決予以打擊，彰顯大清國的威風。就算是洋務運動，左宗棠也認為學習西方是為了最終打敗他們。

左宗棠率領楚軍在浙江地區與太平軍作戰時，他就始終強調以自己的軍隊為主，以洋人的常捷軍為副。他還多次警告常捷軍，在浙江地區不要騷擾百姓，否則他將軍法從事。

不管是面對中法戰爭，還是面對俄羅斯，左宗棠都強調要堅決還擊，只有打勝才有發言權。尤其是他曾親自率領軍隊收復新疆地區，在中法戰爭中也是因為有病才不得不交出指揮權。

1882年左宗棠擔任兩江總督，他曾到各地去視察防務。原本按照清政府和列強達成的協議，清軍不能進入租界。但左宗棠根本不管這些，他讓自己的部下刀出鞘，槍上膛，浩浩蕩蕩開進了上海。

各國租界的領事聽說左宗棠來了，就相互之間轉告：左公乃中國名將，今以馳驅王事至此，慎勿犯其怒也。領事們還組織自己的軍佇列隊向左宗棠敬禮，一睹左大帥的風采。

傳說後來慈禧太后接見左宗棠的時候還說，洋人怕你不怕我。有你在大清無憂。也可以說左宗棠用自己的文治武功在戰場上贏得了法華人和俄羅斯人的尊重，在外交上也贏得了西方列強的尊重。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佔領北京，1860年10月18日劫掠並燒燬了著名的“萬園之園”圓明園。曾國藩和左宗棠的反應卻截然相反，這和曾國藩左宗棠接受的教育及仕途的路勁不一樣有很大的關係。

曾國藩和左宗棠二人俱是湖南有名的才子，經歷了科舉制度的層層篩選，在院試、鄉試中斬關奪將，先後都獲得了舉人的出身。到此為此，他們的地位是平等的，命運是相似的。然而接下來在面對會試這道關卡之時，兩人的差距開始逐漸被拉開，接受教育和仕途的路勁完全不一樣，因此，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想法。

一、精英教育和仕途順利讓曾國藩沉穩理性，思考問題更多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

曾國藩一共參加了三次會試，前兩次落第，第三次終於中式，殿試時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排名非常靠後，但好歹搭上了科舉的末班車。在後來的朝考中，他逆襲成功，一舉躥升為第二名，獲得進入翰林院的資格。

曾國藩開始了讀書再學習的翰林生涯，在悠閒的歲月裡給自己以充分的修養，在這裡他可以大量翻閱朝章國故，討探理學心性。翰林的高貴身份，讓他可以結識到許多的學者名儒，其中包括唐鑑、倭仁這樣的大師。曾國藩有這樣的人物作為良師益友，學識的長進自然日新月異，與日俱增。

可以說曾國藩在翰林院時期所接受的教育是學院派的主流教育和精英教育。他也因此進入了人生的快車道。

曾國藩

在京十多年間，十年七遷，連躍十級。曾國藩就是這樣堅韌不拔地沿著這條仕途之道，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先後輔助道光皇帝軍機大臣穆彰阿和咸豐皇帝的軍機大臣肅順，並得到恭親王的賞識，直接參與處理各種複雜的事物，對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發展過程有比較全面的認識，能夠從國家層面來觀察思考問題。

他認為太平天國不是簡單地取代統治階級，而是試圖顛覆中國的道德和社會秩序。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說：“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這是滿清的最大的對手。

1860年11月英法和滿清簽署《北京條約》（The Treaty of Beijing）後，英法聯軍依約從北京撤走。恭親王奕訢大喜過望，在呈給咸豐皇帝的奏摺中說：“該夷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

曾國藩自然很快就能知道朝廷和列強的態度，知道並認同列強的目標是中國的市場和貿易特權並不想顛覆滿清的統治政權，會幫助滿清來絞殺頭號強敵太平天國。

曾國藩

當曾國藩知道英法聯軍放火燒燬圓明園的行為，沒有明確表態。不過，近兩年後的1862年5月7日，曾國藩在倡導洋務運動時，寫了一段筆記，簡介提到了火燒圓明園：

“餘以為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鋸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處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在曾國藩看來，英法聯軍經過北京時，雖然放火燒掉了圓明園，但只能算是小惡。而且，由於英法聯軍沒有攻佔紫禁城和太廟，算不上侮辱清朝皇帝的列祖列宗，所以與他們在上海、寧波等地幫助清軍進剿太平軍一樣，都是有德於中國。

所以，曾國藩對英法聯軍放火燒燬圓明園事件作出以上的評價，就是他的思想體現，是和他的精英教育和仕途順利有較大的關係。

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讓左宗棠更像性情中人，思考問題帶有一定的激情

左宗棠也一共參加了三次會試，卻三次落榜，從此與科舉決裂，終身不再應考。他看破了科舉考試的空洞務虛，立志要去追求真才實學，於是拋掉了“四書”、“五經”這些大部頭，一頭扎進了史地、軍事、荒政、鹽政等經世致用之學裡。

他研究種田，認真地去計算每畝田的總穗數，質疑前人“稀禾結大谷”的說法。他自己繪製地圖，曾經的重險變散地、從前的邊陲變腹地這些疆域沿革，他如數家珍。

與曾國藩“師友夾持”的學習方式不同，左宗棠“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一個人孤獨地閱讀，獨立地學習。左宗棠走的是一條流落於草野民間、自學自問提升素質的道路，成為無拘無束性情中人。

左宗棠書法

直到1852年（咸豐二年），當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棠在郭嵩燾等人的勸勉下，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衛大清江山的陣營。從此，開始自己的仕途生涯。

左宗棠的脾性歷史上人人皆知的。曾經有一篇文章說左宗棠的基本上在文人圈子裡，覺得同僚只會空談不切實際 ；在武人圈子裡，又覺得他們沒有文化素質太低，只是一群武夫 。

英法聯軍放火燒燬圓明園的事件發生，左宗棠能得到的資訊肯定是不完整的，他也沒有渠道和能力獲得。

聽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訊息時，左宗棠正在征戰太平天國的戰事中，積憤憂心。北望中原，悲憤不已。常常輾轉反側，不得安眠。

所以，左宗棠對英法聯軍放火燒燬圓明園更多是從事件本體的惡性來思考，作出以上的評價，這和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教育和仕途生涯有較大的關係。當然如果你沒有左宗棠的才能，不要有左宗棠的脾氣。

咸豐十年的圓明園，在清朝軍隊與英法聯軍的對峙中成了那個不幸的犧牲品。這座美輪美奐的中華皇家園林一夕之間被破壞殆盡，在整個清朝乃至中國歷史的發展上來看都可以稱作奇恥大辱。

對於後世來說，失去圓明園是歷史的重大遺憾，是國貧家弱的過去，然而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則是更真切的心痛，但清朝的官員卻沒有都對這一暴行產生同仇敵愾的情感。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慘禍，面對皇族被外邦人踩在腳下的顏面，當時的清朝重臣曾國藩和左宗棠就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迴應。“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這是《曾國藩傳》中曾國藩自己對圓明園事件看法的一段記載。這位被稱作“華人精神之典範”的人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英法“有德於我”，將火燒圓明園這件令社會震盪的大事一筆帶過了。

同為當朝重臣的左宗棠，當時還是曾國藩的一位下屬，不在京城的他聽聞圓明園被毀的訊息後“悲憤不已，不得安眠”，甚至上書朝廷請求一個軍職，想要帶兵殺回英法聯軍重兵把守的京城，然而這份熱血在當時卻沒能得到響應。

圓明園事件過去二十年後，左宗棠也坐上了“兩江總督”的位置，和當年的曾國藩不同，他對洋人的態度一如既往地敵視而強硬。在左宗棠為官期間，晚清難得擁有了一段相對安穩的時光，也終於在對外戰爭中嚐到了一絲勝利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