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出自《禮記·儒行》：“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儒者的剛毅是吃軟不吃硬；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可以，要挾威迫卻行不通，士子寧可去死，也不願受侮。這句話的大義與孟子所倡導的‘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者也’類似。

至於當今，則社會變了，人心不古，儒者廖廖，可稱為士者更是寥若星辰。也就談不上什麼‘士可殺不可辱’了。

“士可殺不可辱”，意即“士子寧可死，也不願受侮辱”。語出《禮記·儒行》：“儒者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士可殺不可辱”，到底何為“士”？“儒者”或“士子”，古時候，一般指“士大夫”和“學子”。南朝梁沉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肅上尊”——這裡的“士子”，就是指“士大夫”。唐杜甫《別董頲》詩：“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明葉憲祖《鸞鎞記·催試》：“今當大比之年，士子們紛紛上京應舉”……這裡的“士子”，就是泛指“學子”，即讀書人。可見，“士”一般是指有知識、有身份、有地位、有抱負、有前程之人，而絕非“碌碌無為”的勞力者；“士子”應該從事“勞心者治人”的事業----“治人”乃上乘大道。士，多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士可殺不可辱”，由今觀古，要“一分為二”觀之，既有正確的元素，又有錯誤的因子。首先，“士可殺不可辱”，成了封建“士大夫”階層的“擋箭牌”——“打不得，殺不得”。不管什麼封建王朝，總是要維護其統治階級意志，為了維護其江山長治久安，一般都會籠絡其當朝“士大夫”階層，正所謂“刑不上大夫”。這樣一來，的確也維護了“士大夫”的特殊權益，使得大多數“士大夫”階層傾力而為、死心塌地地為皇帝賣命；然而，“十個指頭不一樣”，“士大夫”階層也總有那麼一些能力平庸、品質低下之輩，要麼胡作非為犯罪，要麼因能力平庸獲罪，可他們都有一張“擋箭牌”——“士可殺不可辱”，“殺不得，打不得”！諸如，北宋神宗時期。陝西用兵失利，神宗發出聖諭，命斬殺一漕官。第二天，宰相蔡確答辯：“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侍郎章淳插話說：“如此，即不若殺之”。神宗帝驚問其故，回答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氣急敗壞，說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淳卻頂嘴：“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又如，唐開元年間，“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即死，應流即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資治通鑑》）。就是說，廣州都督裴伷先獲罪下獄，唐玄宗朝議如何定罪處罰。宰相張嘉貞提議“請杖之”。而宰相張說卻堅決不同意，理由是“刑不上大夫”，“士可殺而不可辱”。唐玄宗對張說之言深以為然。可見，“士可殺不可辱”，“刑不上大夫”，無論是對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重要方面的吏治，還是對天下百姓的公平來說，都有其錯誤因子，為封建王朝的滅亡埋下了隱患——因為，“天下為公”，“公平”才是社會長治久安的“中流砥柱”。其次，“二桃殺三士”，為了個人之一時不辱，為了所謂名譽為爭“二桃”而拔劍自殺……名義上為爭功而自殺，實則乃“士子”中“士可殺不可辱”的倫理之毒太深所致。《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入見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因請公使人少饋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誇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聖人“孝”寓意中的第一孝——“君子勿立於危牆之下”，身體髮膚，授之父母，勿敢損傷，以免傷及父母心靈。因此， 儒者，乃至儒者至聖都不會贊成動不動就“自殺”，因為，在他們的血液中永遠流淌中“孝”的血清——“孝為百善先”、“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為的是盡“孝”的理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也就是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一是盡孝不敢損傷，以傷父母之心；二是，兒女沒有損傷的權力……連“髮膚”都不能損傷，更不用說動不動就自殺啦！但是，儒家為什麼又提出“士可殺不可辱”的信條呢？竊以為，一方面，僅是一種信念罷了，即儒者，特別是“士大夫”，他們為人清高、信仰高雅、地位顯赫，是絕對不能夠接受屈辱的，到了什麼程度，那就是“寧可死去，也不可屈辱”，就是說“士可殺不可辱”。另一方面，“士多以天下為己任”，當民族、國家處於危難之際，面對外來民族的侵略、欺凌，大多數“士”、“士大夫”，則都有“士可殺不可辱”的氣概，像文天祥至死不接受元朝的賞封，並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民族英雄岳飛，為了不失抗金良機，連抗“十二道金牌”，最後被大漢奸、奸臣秦檜以“莫須有”罪名殺害，但其“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抱負則千古流芳……他們，才是國家功臣、民族英雄，真正詮釋了“士可殺不可辱”的真諦！至於“二桃殺三士”中的主人公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為避一時之辱，為爭虛幻功名，逞匹夫之勇，居然被“晏子”設計“二桃殺三士”的局所殺，從而留下了千古笑柄，他們所演繹的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士可殺不可辱”！名義上為爭功而自殺，實則乃“士子”中“士可殺不可辱”的倫理之毒太深所致。圖片來自網路：景公養勇士三人 ，晏子入見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 。最後，“士可殺不可辱”，對成大業者來說，卻是一種倫理障礙；能超越障礙的英雄豪傑，必成大器，諸如韓信“忍胯下之辱”而拜將封王，勾踐“嘗便問疾”而“三千越甲可吞吳”，正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孟子》：“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中，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乃儒家亞聖，他對“士可殺不可辱”的論斷，恐怕不得而知，但是，他對“忍辱負重”、“克己自重”的論斷，卻不知激勵了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傑，超越“士可殺不可辱”的倫理障礙，為報效祖國而“忍辱負重”、“發憤圖強”！諸如，淮陰侯韓信“忍胯下之辱，拜大將封王”。《史記》：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匍匐）。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圖片來自網路：韓信忍胯下之辱假如，韓信當時超越不過“士可殺不可辱”的倫理障礙，不能忍受“胯下之辱”，而是拔劍擊殺市井流氓，那結果可想而知：市井流氓雖然被殺，韓信也出了惡氣，但恐怕韓信也會因官司纏身而不能自拔，又怎能實現他“安定天下”的偉大抱負呢？劉邦從蕭何諫，拜韓信為大將，韓信不負漢王，為西漢打下了天下，誠如《史記》所云：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圖片來自網路：韓信被拜大將！能忍奇辱者，必有奇才；有奇才者，必有奇智。韓信歸附劉邦，協助劉邦“還定三秦，以奪天下”。楚漢戰爭期間，韓信率兵數萬，開闢北方戰場。破魏，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攻其不備，俘獲魏王豹。井陘之戰，背水為陣，使將士死地求生，奮勇爭先，大破趙軍。淮水之戰，藉助河水，分割楚軍，各個擊滅。參與指揮垓下決戰，擊滅楚軍。熟諳兵法，戰功卓著，韓信為劉邦奪取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司馬光《資治通鑑》中稱：“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西漢建立後，劉邦分析楚漢成敗原因時說：“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號鑲，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功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范增百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所擒也”。 又如，勾踐“嘗便問疾”，忍常人之不能忍，臥薪嚐膽，發憤圖強，最終實現“三千越甲可吞吳”的復國抱負。越王勾踐三年（前494年），越軍被吳軍敗於夫椒，勾踐被迫在吳為奴，為吳王夫差牽馬墜蹬，甚至“嘗便問疾”，麻痺了吳王，贏得吳王的特赦回國……返國後，勾踐臥薪嚐膽，發憤圖強。十五年（前482年），吳王夫差興兵參加黃池之會。越王勾踐抓住機會率兵而起，大敗吳師。夫差倉卒與晉國定盟而返，與勾踐連戰慘敗，不得已與越議和。十九年（前478年），勾踐再度率軍攻打吳國，在笠澤之戰三戰三捷大敗吳軍主力。二十四年（前473年），破吳都，迫使夫差自盡，滅吳稱霸，以兵渡淮，會齊、宋、晉、魯等諸侯于徐州，遷都琅琊，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位霸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圖片來自網路：因其“臥薪嚐膽”的典故，勾踐如今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不懼怕失敗與屈辱，敢於拼搏的楷模形象。因此，“胯下之辱”也好，“嘗便問疾”也罷，均為亙古以來之奇辱，如果按照“士可殺不可辱”的倫理，那韓信、勾踐不知要拔劍自殺多少個千百回……可英雄豪傑、天下之君，又有誰能與之比呢？那可是鳳毛麟角啊！由此可以佐證，像“二桃殺三士”之類的“士可殺不可辱”，那可是狹隘的、偏激的、短視的匹夫之勇！韓信“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以弱勝強，謀取天下，那才是“胸懷天下”、“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英雄本色；勾踐“忍一時之辱，謀萬世天下”，那才是以弱勝強的萬世楷模！正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某一時；不謀全域性者，不足謀一域”。“士可殺不可辱”，鑑古視今，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既要批判，又要繼承！首先，天下並不太平，世界上霸權主義盛行，特別是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那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只不過暫時還“見不到硝煙”……當強權欲欺凌我們中華民族時，我們必須向古人學習，必須有“士可殺不可辱”的英雄氣節，像民族英雄文天祥那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像革命先烈一樣，“頭可斷，血可流”，堅決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其次，在和平時代，大家都是國家的建設者、奉獻者，大家都在辛勤工作，只不過分工不同，但都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添磚加瓦……在這樣的和平環境中，我們一定要和諧相處，同舟共濟；一定要修身養性，切不可為了圖一時之快、爭一時之名、奪一時小利，而上演“二桃殺三士”的悲劇。最後，一定要超越“士可殺不可辱”的倫理障礙，忍辱負重，奮發圖強！像韓信那樣忍“胯下之辱”，建人間奇功；像勾踐那樣，臥薪嚐膽，謀萬世基業。“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士可殺不可辱，首先要為“士”，並不是所有人能稱得上“士”的，所以不能要求所有人能做到“士可殺不可辱。”但是要希望大家做到“士可殺不可辱。”

做任何事情都要從陰陽兩面去看待，做最壞的打算是“陰極”，往最好的方面發展是“陽極”。

這個問題，怎麼說呢！正反也好陰陽也罷！兔子急了也咬人！狗急了跳牆！這是底線尊嚴！每個事物都有底線，平常不容易見到事物底線而已，所以人們常說人們沒有了古人的骨氣！時代變遷朝代更替，人也發生了變化，不能用以前的眼光看待，現在的問題～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