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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就要從渤海國的源頭說起了。
首先要說一下渤海國的起源部落,粟末部本是公元7世紀東北地區靺鞨最南方的一個強大部落集團,因生活於粟末江流域因之得名粟末靺鞨。
粟末二字的意思又名為“松花”。粟末江說的就是今天的松花江。粟末靺鞨實際意思就是“松花江流域的山林部落”。當時的靺鞨逐漸從北方遷移到了松花江流域並與當時的高句麗政權因爭奪土地逐漸產生衝突。
到了隋朝初年,由於力量差距懸殊,粟末靺鞨在與高句麗的戰爭中逐漸處於劣勢,因此粟末部人大多臣服於高句麗。到了公元668年唐朝派兵與新羅聯合滅高句麗國,此後為了防止高句麗政權復辟並有效控制高句麗遺民與臨近靺鞨、契丹、奚、等少數民族,唐朝又強行將之前的粟末靺鞨部落遷移到了遼西地區,在這裡面後來的渤海王大祚榮的父親乞乞仲象(當時為部落酋長)就在這部分粟末部人當中。乞乞仲象一家自668年被遷到營州到公元698年大祚榮率部眾從新遷回“粟末故地”期間在營州生活了近30年,乞乞仲象之子大祚榮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生並長大成人。
到後來,由於東北少數民族部落不滿唐朝的壓力,他們逐漸組織起了大軍加入了反唐的行列,武則天非常生氣,便派遣大軍前去討伐,在戰爭之中,大祚榮的父親由於寡不敵眾被殺害,大祚榮迅速組織起了剩餘兵力利用部落對地形的瞭解打敗了唐軍的先遣部隊。大祚榮得以倖存下來。
後來的唐朝跟突厥發麵發生了大戰,大祚榮巧妙的利用了兩國之間的矛盾完全站穩了陣腳,再加上多年的休養生息,大祚榮的勢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此時的他宣佈成立“大震國”。為了拉攏東北地區,武則天親自封大祚榮為渤海郡主,這樣一來,大震國就成為了我們所說的渤海國了。
圍繞渤海國的歷史之爭,中韓兩國學者之間,有過一段公案,即唐末遼東半島的歸屬問題。學術界達成共識,唐朝末年時,遼東半島已為渤海國佔據。但南韓學者錯誤地堅持,這意味著,晚唐時,渤海國以武力佔據了遼東半島。對此,筆者不以為然。那麼唐朝治下的遼東半島怎麼就變成渤海國土了那!欲解此問,我們需先探究一下,唐朝在遼東半島的統治。
總章元年(668年),唐朝滅亡高句麗後,唐高宗在平壤設定安東都護府。安東都護府轄地包括:遼東半島全部、北韓半島北部、吉林西北地區和北韓半島西南部的百濟故地。儀鳳元年(公元676年),唐朝急於集中精力與吐蕃開戰,無暇顧及北韓半島方向,遂將安東都護府從平壤撤至遼東(今遼寧遼陽)。大同江以南,原屬高句麗、百濟的大片土地,被新羅吞併。但作為傳統漢人聚居區的遼東半島,則依舊在唐朝安東都護府的牢牢掌控下。自古以來,東北地區的各支少數民族,就對遼東半島垂涎欲滴。想當年,高句麗為侵奪遼東半島,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艱苦鏖戰百年之久,才從後燕手中奪佔了遼東半島。此舉奠定了高句麗日後壯大的根基,但也因佔據了傳統的漢人疆土,而得罪了隋、唐兩個強大王朝。最後,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的不斷討伐下,曾經稱雄一時的地方強權高句麗落個灰飛煙滅。
渤海國建立時,起於“舊國”(今吉林敦化一帶),該地名為原“高句麗北部”,實系高句麗向北擴張時,征服的粟末靺鞨諸部領地。而且,自立國起,渤海國便將開疆拓土的重點,放在了鴨綠江南境和烏蘇里江流域,而不是南部肥沃的遼東半島。為爭奪北部的黑水靺鞨,渤海王大武藝甚至不惜與唐朝開戰,可包括大武藝在內,歷代渤海王,都沒有試圖去染指遼東半島。渤海國所以不敢覬覦遼東,根本原因在於,若佔領遼東半島,即意味著南部國境線將與唐朝全面接壤,同時,又與唐朝結下不可化解的樑子。一旦唐朝實力恢復,再來發難,難保渤海國不會重蹈高句麗的覆轍。而且,唐朝征討高句麗時,除黑水靺鞨外的靺鞨諸部,幾乎都淪為了唐朝、高句麗雙方的炮灰,飽受池魚之殃。無數靺鞨部民慘遭屠戮,屍橫遍野。曾經慘痛的民族記憶,以及高句麗亡國滅族的前車之鑑。使得渤海國的統治階層,對任何嘗試染指遼東半島的企圖,都極為忌憚,生怕再引發同唐朝的全面戰爭,而引火上身。
大門藝在勸阻渤海王大武藝時,曾言:“唐,大國,兵萬倍我,與之產怨,我且亡。昔高麗盛時,士三十萬,抗唐為敵,可謂雄強,唐兵一臨,掃地盡矣。今我眾比高麗三之一,王將違之,不可”。其實,心懼大唐的,又何止大門藝一人,渤海國的王公大臣,普遍有此情結。總之,唐朝往昔的赫赫天威,令渤海國忌憚不已。再加上,渤海國非常依賴同唐朝的經貿往來,都使得歷代渤海王不敢覬覦遼東半島。即便,渤海國鼎盛時期,其南部國境也只是在扶余府、長嶺府至泊灼口(今丹東鴨綠江口九連城)一線,從來沒有到達過以遼東城(今遼陽)為行政中心的遼東腹地。換言之,當時的遼東半島,依就歸屬唐朝安東都護府管轄。
渤海國從未威脅遼東半島,可唐朝對遼東半島的統治還是數奇不遇、坎坷不平。營州之亂爆發後,契丹人一度肆虐遼西,並嚴重威脅著遼東半島。幸得遼東都督高德武持危扶顛,“以數百之兵”擋“兩萬之寇(契丹叛軍)”,取得了“破逆賊孫萬斬(孫萬榮)十有餘陣,並生獲夷賊一千人”的輝煌戰績。高德武的獲勝,徹底挫敗了契丹進據遼東的企圖,也讓危急的遼東情勢轉危為安。因高德武戰功卓著,並“使國家無東顧之憂”,武周政權特對其予以褒獎。平定營州之亂後,契丹、奚兩蕃又倒向突厥,遼西再成戰場。此後近二十年間,唐朝(武周)只能透過海路溝通遼東。宰相狄仁傑以“省軍費於遠方”為由,一度建議裁撤安東都護府。可女皇武則天認為,正是安東都護府的存在,才使得契丹始終不能東據遼東。故而,武則天沒有裁撤安東都護府,但為了平息朝野議論,便將安東都護府降格為都督府。
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武則天又恢復為安東都護府。只是,長期以來,唐朝只能以海路聯絡遼東半島。交通的受限,削弱了唐朝在遼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同時,唐玄宗繼位後,急於招撫渤海國,以牽制契丹。可渤海國對唐朝在遼東的駐軍,非常畏忌。故而,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在冊封渤海國的同時,再次做出重大讓步。將安東都護府遷出遼東,遷往平州(今河北盧龍)。然而,安東都護府的遷治,並不妨礙其繼續履行管轄遼東的職能。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唐六典》明確記載,安東都護府依舊管轄著遼東地區的十四個羈縻州。況且,渤海國歸附後,唐玄宗又將安東都護府遷回遼西地區。自後,安東都護府便成為邊疆藩鎮下轄的一個軍鎮,接受平盧節度使的節制。
平定安史之亂後,安東都護府改轉由盧龍節度使(或幽州節度使)節制。盧龍節度使為儲存實力,以與外藩及朝廷相抗爭,奉行“擅地自安”的策略,“鄣戍斥候益謹”。也就是不斷強化邊防戍守,並廣佈斥候偵察。其實,相比於盛唐時,唐軍動輒鐵騎出塞,橫掃漠北、蕩除敵寇,盧龍鎮的防邊舉措,太過保守了。幸好,安祿山叛變前,曾大舉征討契丹、奚,兩蕃遭到沉重打擊,無力再威脅唐朝邊庭,而且,直到百年後的唐末,兩番才逐漸恢復元氣。
受益於此,盧龍鎮的謹慎舉措,仍舊取得了“不生事於邊”,“奚、契丹亦鮮入寇”的良好效果。安定邊庭的同時,盧龍節度使繼續履行兼押諸蕃的職責。史載,“歲選酋豪數十入長安朝會,每引見,賜與有秩,其下率數百皆駐館幽州”。又據唐德宗時,地理學家賈耽《道里記》的記載:“營州東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經汝羅守捉,渡遼水至安東都護府五百里……自都護府東北經古蓋牟、新城,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足見,此時的遼東地區,還在盧龍鎮治下的安東都護府管控中。可別看,遼東疆土如故,此時,唐朝卻有意,將遼東地區送予渤海國。唐朝何故要分疆裂土那!原因兩點:藩鎮割據、氣候異常。
安史之亂後,地方藩鎮常常恃強,割據一方,無視朝廷。唐朝對這些飛揚跋扈廷的藩鎮,忍無可忍,早欲除之而後快。唐德宗先行削藩,因操之過急、用人不當,削藩功敗垂成。元和年間,唐憲宗再舉削藩,取得了階段性勝利。諸藩鎮或滅、或降,皆臣服於朝廷號令之下,唐朝在名義上,復歸於統一,史稱“元和中興”。可惜,憲宗死後,河朔三鎮再度反叛,不稟朝命,為禍一方。此後,受宦官專權、牛李黨爭的掣肘,歷任唐朝君主,即便有志再清寰宇,也都力有不逮、無可奈何。唐文宗曾慨言,“去河北賊(指河朔三鎮)易,去朝廷朋黨難!”而且,直到唐朝滅亡,朝廷也未能再削平河朔三鎮。但唐朝還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儘可能壓制河朔三鎮,降低其對朝廷的威脅。河朔三鎮中最北的盧龍鎮(即幽州),距離渤海國最近,且盧龍和渤海同屬強藩。如若,將遼東半島劃給渤海國,渤海國便可毗鄰幽州,兩強相鄰,間隙必起,正好可為朝廷所用。起碼,渤海國在側,足以對盧龍鎮起到牽制作用。
偌大遼東半島,本是唐朝直轄疆土,就這麼送予渤海國,未免太可惜了吧!雖說可惜,倒也不失為明智之舉。因為,全國範圍的氣候異常,已讓唐朝對掌控遼東,有心無力了。
自八世紀中葉起,東亞地區氣候逐漸轉冷,某些時段的寒冷特徵,與明清小冰期十分相似。秋季,冷空氣南進的時間提旱,春季,氣溫回升的時間則推遲,各類寒冷事件頻繁地發生。唐代文人的作品,就多次提到長江流域結冰的情況。貶於江州(九江)的白居易曾寫道“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冰鋪湖水銀為面,風捲汀沙玉作堆”。詩人孟郊也曾在《寒江吟》中寫道,“寒江波浪凍,千里無平冰”。詩人杜甫泛舟洞庭湖時,亦寫道,“寒冰爭倚薄,雲月遲微明”。可見,唐代長江流域的冰凍現象,已經非常普遍。而氣候轉冷,必然導致夏季暖溼氣流減弱。這又引發了長期的乾旱少雨,以及天下穀物的連年歉收。
於是,在原本的藩鎮、宦官、黨爭外,惡劣氣候的出現,再次加速了唐朝衰落。受氣候的影響,唐代,中國北方的農牧交界線,開始向南推移。晉北、陝北的農業區,轉變為畜牧區,內蒙古中部,則完全成為了遊牧區。與此同時,氣候異常也在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引發連串效應。開成年間,漠北迴鶻汗國連年大雪,饑荒嚴重,疫病流行。史稱,“會歲飢,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部民“凍餒死”甚多,回鶻遂衰。在飽受自然災害的荼毒後,北方各支少數民族,在氣候異常的驅使下,開始不斷南下或內遷。西北方向,大量的党項、吐谷渾、沙坨突厥,遷徙至內地。而北方,漠北的回鶻汗國,還有契丹、奚兩番,也都不斷南下。
遼東地區原本是農耕文明、遊牧(漁獵)文明的過渡區。受氣候影響,遼東地區,曾占主導地位的農耕經濟逐漸退化,當地的漢人也越來越少。反倒是,進入遼東的遊牧勢力愈發壯大。而農耕與遊牧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加大了唐朝戍守遼東的難度。中唐詩人王建,曾在《遼東行》中寫道,“遼東萬里遼水曲,古戍無城復無屋。黃雲蓋地雪作山,不惜黃金買衣服……年年郡縣送徵人,將與遼東作丘坂。寧為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作品中,作者生動描繪了遼東地區,氣候苦寒、環境艱苦、防務殘破,戍守唐軍唯有在冰天雪地中,啼飢號寒的悽慘之景。而這也是國力窘困、邊庭告警的情況下,唐朝勉力支撐局面的真實寫照。當時,戍守遼東已成唐朝不願承受的沉重負擔,繼續下去,只會透支寶貴且有限的國力。幾經斟酌,唐朝認為,與其讓遼東地區逐漸落於胡虜之手,倒不如劃給渤海國。這樣,即可借渤海國之手,阻止遊牧勢力侵入遼東。又可讓渤海國從背後,牽制桀驁不遜的盧龍鎮,讓朝廷漁利,何樂而不為那!於是,約在九世紀中後葉,唐朝正式將遼東半島劃撥給渤海國。
遼東半島的劃撥,即體現出唐朝對渤海國的莫大信任,又能看出唐朝確實將渤海國視為治下地方,起碼與其它藩鎮無異。在唐朝看來,遼東半島從盧龍鎮劃給忽汗州(渤海國),不過是從右手,傳給了左手,自身並無損失。至於,南韓學者所宣揚,渤海國是憑武力,從唐朝手中侵奪遼東半島之說,更是經不起推敲。如若是真,為何唐朝、渤海國的文獻資料中,從未見到雙方交戰的記載。戰事若起,在長安充作人質的渤海質子必然遭殃,為何不見唐朝處罰入侍渤海質子的記錄。反倒是,唐朝與渤海國繼續友好往來的記載不絕於史冊。由此可見,渤海國武力強奪遼東之說,實屬無稽之談,不過是南韓學者們的又一次集體意淫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