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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隨我去穿越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鉅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觀書有感二首》

    這是一首讀書後抒發心中感慨的詩句,今天讀起,仍可感受到作者發自內心的喜悅:在苦讀、掩卷、長思之後,他突然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彷彿找到了那一池清水的源頭,之前苦苦思索的一些問題也有了清晰的答案。這首詩的作者正是宋代著名學者朱熹(1130 —1200)。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自孔子後對儒家學說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是宋代以來形成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在學術上的成就,除了他本身的悟性和努力外,還與其所在時代的因緣際會有一定的關聯。

    朱熹的父親朱松也研究理學,是理學家羅從彥的弟子。朱松中進士後在朝中做官,後因與秦檜政見不合被排擠出朝廷,在朱熹十幾歲時就過世了。朱松臨終前,把朱熹託付給友人劉子翬。劉子翬也是一位理學家,同時也喜歡佛學。少年朱熹跟隨劉子翬、胡憲等人學習理學,同時也和當地的僧人一起研習佛學。也許是因為朱熹通佛學,在科考時正對了當時喜歡佛學的考官的“胃口”,他的科考一路順利,19歲時即中進士。這對於朱熹來說意義重大,不僅可由此進入仕途,而且得以擺脫大多數士子為“備戰”科考而終日寒窗苦讀的困擾,可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研究學問上。

    朱熹中進士之後,在著名學者李侗門下問學,李侗非常欣賞這位年輕人,覺得他可以把自己的學問發揚光大。在李侗門下,朱熹進步不俗,他漸漸遠離之前所學的禪學,更精深地研習理學,並開辦書院收徒講學。他修復了白鹿洞書院,親自制定書院學規,指導學生讀書,白鹿洞書院成為當時中國研習理學的重要學府,朱熹也由此逐漸成為理學界的知名代表人物。宋朝有崇文的傳統,有良好的研究氛圍,是一個造就大師的時代。當時學界群星璀璨,常和朱熹互相討論學問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陳亮、葉適等人,都是學問大家,他們之間的互相切磋,也促進了朱熹對理學體系的整合與發展。

    朱熹也曾有過在仕途上施展的機會。因為上奏議論國事,他曾得到宋孝宗的召見,但孝宗並沒有完全採納他的建議。宋寧宗初期,朱熹還曾奉召給皇帝講習經典。朱熹對此十分高興,覺得自己得到施展政治抱負、輔佐君王治國平天下的良機。實際上,在當時宋廷,無論是皇帝還是當權大臣,對朱熹的學問都不怎麼感興趣。宋寧宗很快就厭倦了朱熹的講讀,朱熹進京僅僅46天,就被打發回去了。

    雖然朱熹在政治上未能實現自己的理想,但在學術道路上仍矢志不渝,他繼續收徒講學,致力於理學的研究和傳播。朱熹的晚年生活並不平靜,權臣韓侂冑與右相趙汝愚交惡,趙汝愚受到殘酷打擊,由於趙當年十分欣賞朱熹,這場政治鬥爭也禍及朱熹,理學一度被貶為“偽學”,朝廷甚至頒佈命令,科考中不錄取研修理學的學生。朱熹最後鬱鬱而終,生前也未看到為理學正名的一天。

    雖然朱熹的學說對宋代社會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影響,但在其身後,理學不但得到平反,而且逐漸成為“官學”,被尊為儒學正宗。至明清時期,朱熹的一些著作甚至列入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朱熹漸漸被抬上學術的神壇。但當權者所崇奉的朱子學說和朱熹本來的學術主張並不完全一致,畢竟,他們是有選擇的,只會採納理學中有利於維護其統治的內容。

    朱熹著述豐富,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對儒家經典進行解釋、重構,建立了屬於他自己的理學體系,對中國及東亞地區的政治和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 2 # 李白下山

    【1】朱熹不但全面系統整理宋代理學,而且,將《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稱“四書”,同列為儒學必修。此後千年時間內,朱熹的《四書集註》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指定教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2】朱熹擁有廣博的學問和探究事理的“窮理”精神。他不僅總結了北宋以來各派學說並融會貫通,同時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義思想。

    【3】朱熹對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於封建倫理的觀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對自然科學知識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認為它雖是“小道”,卻不是“異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在理學家中是無人能及的。

    【4】朱熹的學說可以說集理學之大成。他一生著作豐富,對理學的基本問題幾乎都有論述,他是理學的最後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後對儒學貢獻最大的思想家,他創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獨特的理學思想體系,成了元、明、清時代佔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3 # 鑫挺83563181

    非也,朱熹不是宋朝理學集大成者?而是自己都承認的″理學"是″偽學"思想?

    南宋監察御史沈繼祖,以"偽學逆黨"罪,舉報朱熹十大罪狀時,並暴料了其令人不恥的種種骯髒醜聞,朝野上下一片譁然?

    當時皇帝是宋寧宗,聽了老師朱熹這些罪狀後,勃然大怒,下令撤掉朱熹的一切官職,革掉″大師"之名,朱熹當時一下就慫了,一股腦承認了所有罪狀,甚至為了自保,還承認了自己以前的那些所謂的″理學″思想確實都是蒙人的"偽學",,,

  • 4 # 笑語千年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一的先賢,他是當之無愧的宋代理學集大成者。

    宋代理學是指中國宋朝以後由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一個流派,這個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是善的本性。人在充滿誘惑的世界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本心,偏離了天道,這就是俗人無法成為聖人的原因。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必有"理",“理”是可以透過認真的研究(格物),來認清“理”的本質的。

    (朱熹)

    理學是儒家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影響至深至遠。而理學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便是朱熹。他總結了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在元、明、清三朝,一直是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也是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朱熹對理學的貢獻,是他總結了“理”、“欲”之爭的焦點,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朱熹是儒學之集大成者,在他的哲學體系中,道德倫理學佔重要地位。的道德倫理基本上是圍繞著“天理”與“人慾”這一對範疇展開的。在他看來 “存天理 滅人慾”是道德的理想境界。

    “理”是朱熹哲學邏輯結構的最高範疇,朱熹把它當作最高本體——天地萬物的本源。他說 “熹竊謂天, 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但是光有“理”也不能產生萬物,它需要藉助“氣”來達到這個目標。就是所謂的“理者也,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者也,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二者相結合而成的。人做為萬物的一種,也是理氣的產物。但是人與其他生物不同,因為人的稟氣要高於萬物,所以人的“理”和萬物是不同的。

    就是人與人之間,“理”也不一樣。“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朱熹的這種觀點現在看起來當然是不科學的,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宿命論,但是他強調人與物之間、與其他人之間的雖然存在差異,但天地萬物都是受氣而生,都有共同的一個基礎,這又有一些唯物主義的色彩。

    在朱熹理的理論中,把人的本體之心稱為“道心”;把發用流行之心稱為“人心”。“道心”根源於天理,並體現天理,是純粹至善、不需改變的;“人心”根源於人慾,並體現人慾,是可善可惡的,是需要變惡為善的。

    朱熹的天理論是一種試圖解釋的根源和自然界執行規律的哲學。天理是道德本質、社會倫理規範和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準則,仁義禮都是天理的一種存在形式,是與人倫五常緊密聯絡的。人倫五常又是依靠天理相互貫通,所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互敬,都是符合天理的,是“真”、是“善”的。“人慾”則是與天理相對的,是違背禮義規範的慾望,是對天理的背逆。 “一言、一語、一動、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便是天理,非便是人慾。”

    為什麼宇宙中存在“人慾”這種反天理的東西?那是因為人心被外來的誘惑所遮蔽住了,“一齊昏了”。好在這種“昏了”是可以修復的,修復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什麼是“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窮理,並且要窮究到極限。格物是以致知為目的的,透過格物是可以實現致知的。格物是一條向外求知的方法,致知則是一條向內求和的方法,格物與致知放在一起,便是透過窮客觀事物之理來驗證人心固有之理。

    在格物的過程中,還要時常省察克治,自我反省,檢查天理有沒有因為“人慾”而遭到破壞。人心本明,只是被“私慾”所矇蔽,猶如明亮的鏡子上積滿塵垢,只有經常把塵垢拂拭掉,鏡子才能恢復光亮。省察和克治就是拂拭鏡子上塵垢的功夫。

    古代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比較低,勞動產品有限,在被統治階級剝削之後,社會上的產品並不都能滿足人們的生產生活需要。如果整個社會都無限制的追求物質利益,都充滿著對物質的慾望,那麼社會矛盾將會不可調和。而朱熹“存天理、滅人慾”思想一方面將天理同公,人慾同私聯絡起來,要求人們為了“公”拋卻“私”,減少慾望,其最終目的仍舊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和等級制度,使每個人安於自己的角色定位,把慾望控制在一個一定的範圍,防止因為慾望而產生一些社會問題,動搖封建統治。

    朱熹學說的一個先進方面是他的“存天理、滅人慾”所約束的物件是全體社會成員,也包括統治者本身在內。這就是程朱理學對統治者的一種約束作用。但是它也有它的歷史侷限性和階級侷限性。

    朱熹的理學,將“理”看成宇宙萬物的主宰和根源和衡量事物的標準和認識、修養的目的,要求一切從“理”出發,用“理”去剪裁一切事物,這其實是一種理學的教條主義。它的表現就是政治上要求從封建綱常出發,以封建綱常為衡量事物的尺度和是非的標準;思想上崇拜儒家聖人,迷信儒家經典,以聖人之言做為判斷是非的依據,抹殺了對事物客觀規律性的研究,阻礙人們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探討客觀事物,探索客觀真理。

    另外,天理人慾的標準也是因人而異的,最高統治者的極端奢侈縱慾也是“存天理”,而一個普通勞動者稍微改善一下生活也有可能被指責是背離了天理,這就是朱熹的“天理人慾,同行異情”。這明擺著是一個雙重標準,即可以為統治者的行為辯解,又壓制了人民群眾合理的物質追求,帶有極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程朱理學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等級秩序,他們的“天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綱五常,是要極力維護的。任何違背這個天理的,都是萬惡的“人慾”,是要打倒在地,踩上一萬隻腳的。這就為封建統治對勞動人民的壓迫提供了理論依據。這種專制和壓迫是文化上的,精神上的,是政治專制和文化專制,也是封建社會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最根本的原因。

    正因為朱熹的理學成為了地主階級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工具,所以歷代統治者都把理學當成維護統治的治國之寶,控制了華人將近千年。

    朱熹的理學即使是在封建社會,也受到過很多人的批判,朱熹的同鄉戴震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戴震)

    戴震對朱熹理學的批判雖然符合客觀真理,但明顯不符合統治者的需要。所以他的批判聲音微弱,根本不足以撼動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自元朝開始,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成為科舉取士的標準,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歷代統治者也對朱熹不啻讚美之辭,康熙便稱朱熹為“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歸”的聖人,朱熹的官方評價始終都是“宗孔嗣孟,集諸儒之大成”。因此說他是理學集大成者,一點也沒有問題。

    參考資料:王育濟《天理與人慾》、張立文《朱子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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