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沒有昏庸、賢明的區別，能力上區別也不大，

你如果看歷史，如漢、唐、明、清，就會發現，英明的君主都在前期中期，昏君都在晚期末期，

為什麼有這種巧合？顯然，這不是巧合，只是本末倒置了，

中國這塊土地，在明朝之前，只能養活幾千萬人，再多，就會出亂子了，然後民變四起，過來大亂，群雄四起，逐鹿中原，經過幾十年的內亂戰爭，人口又回到了一千多萬，

新國家建立，百廢待興，政府不隨便役使農民，鼓勵耕織，人民安居樂業，隱匿人口也出來了，戶口增長了，這不就是明君聖賢嗎？

國家強盛個一百五六十年後，王朝就到了中期，經濟開始萎靡，活力降低，國家養了大量的軍隊、官吏，政府財政收入降低，冗官冗員，階級固話，階級矛盾加劇，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裡，人口也飽和，這個時候皇帝就是收成之君，給人感覺就是普普通通的，沒有作為。

到了晚期，自身國力降低，周朝蠻夷勢力抬頭，加大軍費投入，加重商業稅收，最後被轉嫁農民身上，於是邊疆戰亂，民變四起，如李中堂所言，皇帝就是個裱糊匠，到處縫縫補補，卻有沒有辦法，皇帝就都成了昏君。

實際上呢？國家建立，國力上升，八歲的小皇帝一樣可以建立太平盛世，國家要滅亡，誰都無能為力，

這兩個人在不同的時代，天啟皇帝帝是明朝倒數第二位皇帝，咸豐皇帝是清朝實際掌權的最後一位皇帝，兩人都有功過，不過過大於功吧！

天啟皇帝朱由校(1605年-1627年)，即明熹宗(1620年-1627年)，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長子，生母選侍王氏，明思宗朱由檢異母兄。他在位時魏忠賢位高權重，掌握了很乏的權利，但基本還在他的控制範圍中，只是他在朝廷沒有培養起有才能的大人物和魏忠賢對抗，導致朱由檢繼位後斬殺魏忠賢后無人可用，明朝滅亡！

咸豐皇帝愛新覺羅·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是清朝第九位皇帝，定都北京後的第七位皇帝， 清朝以及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有實際統治權的皇帝，也是清朝最後一位透過秘密立儲繼位的皇帝。奕詝是清宣宗道光帝第四嫡子，生於北京圓明園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被立為儲君 。他在位時實際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當時的清政府內憂外患，和外邦簽訂了一些不清等條約！我覺的他在立儲君上有很大的遺憾，皇位沒有正常交接，導致皇權外流，執政弊端增加，為清政府的加速滅亡留下了不可補救的毒瘤！

我這麼說，也許很多明粉要罵我，但是相比而言，天啟的昏庸程度，絕對比咸豐要多得多。

作為清朝最後一位實際掌權的皇帝，咸豐其實並不能算是個昏君，他還是比較勤政的。之所以在他手裡搞得內有太平天國，外有二次鴉片戰爭，其實根子並不在他身上，而是大清帝國這個已經爛到根子的帝國積重難返，不得不有這麼一劫了。

咸豐的天資並不聰慧，不要說和康雍乾三位帝王相比，就連同胞兄弟奕訢，他都比不上。但是他至少還算是個不誤工怠工的皇帝，工作態度還是沒啥問題，而天啟，還是算了吧。作為一個皇帝，他的態度就有問題。

朱由校同志，可能是十七世紀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偉大的木工，他的心靈手巧是得到很多人讚美的。但問題是，世界上可以有很多木匠，但是大明的皇帝只能有一個。他必須保持聰明、警惕，以及足夠的勤勞，這樣國家才能平穩地執行下去。

然而這麼一位大寶貝，別說聰明瞭，連上班都不愛上，對他來說每天最大的任務和愛好就是躲一邊兒拉大鋸。至於朝政嘛，東林黨和魏忠賢你們誰愛管誰管就是了。

這麼個大寶貝，能不昏庸嗎？

這個怎麼比呢，兩個皇帝在位期間都是內憂外患，說明這兩個皇帝水平都差的很，誰更昏庸呢？我們來看看兩個皇帝在位期間都幹啥呢。

天啟皇帝就是歷史中很有名的木工皇帝，天啟皇帝在登基之前沒有經歷過系統化的皇帝培訓，在位期間不理朝政，朝臣結黨營私，宦官欺君專權，內部還有遍佈山東的白蓮教起義，外還有滿人動亂，而天啟皇帝天天就玩木頭，啥事都不問，你講這皇帝昏庸不昏庸？我覺得不止是昏庸，簡直就是智商有問題，你講智商有問題呢，木工還玩的賊六，用現代的觀點去看智商低有特長，就是智力不健全。

再看咸豐皇帝，我認為是清朝水平最差的皇帝，比他六弟能力也差幾個臺階，雖然能力差，但他也是經歷過清朝魔鬼式的皇帝培訓課程的，因此綜合能力要比天啟高很多，而且咸豐皇帝在剛繼位時，也是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奈何能力有限，內有太平天國起義，外有英法列強入侵，心有而餘力不足，縷受挫折之後這時候就開始破罐子破摔了，開始墮落了，吸菸享樂，喪權辱國，割地賠款，賣國求榮。清朝最大的一個割地條約就是他同意將外東北割讓給了沙俄，第一個逃跑的皇帝也是他，導致英法火燒圓明園，幸好他死的早，不然中國還不知道要受哪些罪呢。

我認為咸豐比天啟昏庸的多，昏庸不能光看這個皇帝統治的時期天下如何，還要看這個皇帝自身能力如何，自古不忠不孝即為昏庸。天啟本身就是一個身心不健全的人，他的昏庸只能說是正常，你讓他談忠孝，他知道什麼叫忠孝嗎？而咸豐的昏庸對於他來說就是故意昏庸，他想昏庸，他自甘墮落，內保家衛國外不能拒守強敵，此為不忠，對祖宗之言如牛毛，道光明確皇族不能吸食大煙，咸豐吸了，此為不孝，愛新覺羅與葉赫那拉為世仇，咸豐見色忘義，亦為不孝，不忠不孝，智窮智昏，真昏庸也，別看明代皇帝好像昏庸的多，明代皇帝那是智力心裡有問題，而咸豐就不同了，咸豐皇帝在中國曆代皇帝裡論昏庸可以排到前十名，

從他們後面的情況來看，是咸豐！

但是在接班人問題上是天啟！

天啟留魏忠賢給崇禎，他不會用！打破了平衡！大明就亡了！

咸豐留下8大臣，沒有殺慈禧！導致最後慈禧奪權！但是也是慈禧讓清朝的統治延續了幾十年！不是慈禧牛逼，皇族自己腐敗，無能！

不管那個朝代，都會有消亡的一天！在牛逼的人物也挽救不了！

在中國歷史上，天啟皇帝是明末倒數第二任帝王，而咸豐皇帝是清朝第九任帝王，也是最後一任擁有實權的帝王。事實上，兩人所處時期不同，要用昏庸來說二人的話，天啟皇帝肯定比咸豐皇帝更甚。

朱由校在位期間，魏忠賢與客氏專權，製造了“乙丑詔獄”“丙寅詔獄”等冤獄，殘酷迫害企圖改良明朝政治的東林黨人。魏忠賢閹黨對東林黨人的迫害不斷激起民變。

其時，國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主要憂患來自遼東後金對明朝的威脅。朱由校即位後罷免有膽知兵的遼東經略熊廷弼，致使後金攻陷瀋陽、遼陽，遼東局勢日趨嚴峻。

而咸豐帝即位後便勤於政事，大手筆的對朝政改革。為了挽救統治危機，咸豐帝頗思除弊求治。他任賢去邪，企圖重振綱紀。重用漢族官僚曾國藩，依靠其訓練指揮的漢族地主武裝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提拔敢於任事的肅順，支援肅順等革除弊政。同時，罷斥了道光朝軍機大臣穆彰阿、耆英等。

但此時的大清帝國內憂外患不斷，最後以簽定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收場。咸豐朝以後也因企圖重新扭轉對內交外困的局面而開啟洋務運動。

事實上，兩人繼位之初的表現都有所不同，天啟帝本身並不是勤政之人，他在位之時將權利交託與宦官魏忠賢，魏忠賢排除異己，加上東林黨的作為，天啟帝並沒有改變什麼，他不能扭轉明末的頹勢，明朝的滅亡他也應該有一份責任；

而比較勤政的咸豐帝，面對的局面與天啟帝相同，都是內憂外患，既有外國入侵也有太平天國運動，圓明園也被燒壞，清朝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然而這一切咸豐帝並不是造成這一切的罪魁，他也是無能為力而已。

總而言之，兩人作為帝王，要說昏庸肯定是天啟帝更甚，咸豐帝相對來說稍微好點，也只是稍微而已。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白兩個歷史事實，第一，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勤政，是由於明清兩代不同的內閣中樞權力體制而造成的，這絕非是皇帝個人素質的問題，第二，清朝入關以後，為了論證其統治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對明朝皇帝存在的一些個人生活方面的負面問題，進行了誇大和歪曲，下面，我來詳細論述之：

第一，天啟皇帝與咸豐皇帝誰更勤政？

天啟皇帝與咸豐皇帝誰更勤政？當然是咸豐皇帝，為什麼這麼說呢？

（天啟皇帝畫像）

自從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以後，明清兩代的皇帝都是自己親理政務，但是，天下需要處理的政務很多很多，皇帝事必躬親，忙不過來，必須要有一個秘書班子協助他，這個秘書班子在明朝是內閣，在清朝則是內閣加南書房，雍正以後，是內閣加軍機處，從行政上來講，明朝的內閣與清朝的軍機處都是皇帝的秘書班子，任何政務都必須要皇帝親自處理，內閣大學士和軍機大臣只能提提意見，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明朝和清朝卻是不一樣的，明朝時期，各地、各衙門送來的奏摺、公文必須先交到內閣，由內閣大學士作出初步的處理意見（即票擬），然後內閣大學士再將他們作出的初步處理意見交由皇帝審閱，皇帝審閱之後，形成諭旨下達，也就是說明朝皇帝雖然需要親自處理政務，但是，內閣大學士已經事先處理好了，皇帝只需點頭同意就可以了，有時候，皇帝懶得動筆，還可交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為批答。

（雍正皇帝畫像）

雍正當了皇帝以後，太勤勞了，他改變了明朝以來形成的票擬製度，他不喜歡看票擬，而是喜歡看大臣們直接送來的奏摺，自雍正皇帝以後，清朝絕大部分的奏摺是先交給皇帝，由皇帝先作出審閱，作出處理意見，再下發到軍機處，軍機處的官員根據皇帝的旨意擬旨，再由皇帝審閱，透過之後，再下發，明朝的太監可以代皇帝批答奏章，而在清朝，太監是絕不能使用皇帝批閱奏章的硃筆的。

由於清朝的奏摺必須先由皇帝審閱，作出處理意見，再交由軍機處擬旨，故而皇帝一旦不理朝政，政務就無法處理了，這就逼得清朝皇帝必須勤政，而明朝的皇帝在處理政務的時候，經常依賴內閣的票擬，故而無需勤政，政務也能處理。

（咸豐皇帝畫像）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咸豐皇帝比天啟皇帝勤政，咸豐幾乎每時每刻都要看奏摺，而天啟皇帝則可以到處玩耍。

第二，天啟皇帝被《明史》抹黑了

《明史》是清朝時期編纂的，參與編纂《明史》的人物大部分是原來的東林黨人和復社的人，他們在天啟年間，與閹黨勢不兩立，天啟皇帝恰恰是重用閹黨，排斥東林黨人，進入清朝以後，編纂《明史》的知識分子在寫《明史》的時候，雖然是秉筆直書，但是，對同樣的歷史事實，可以表達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清朝皇帝在批閱奏章的時候，也經常寫上“知道了”三個字敷衍了事，因為要看的奏摺實在是太多了，對於一些日常的政務和例行的公文，大臣們若是在奏摺中長篇大論，皇帝自然不必細細審閱，批一個“知道了”就行了，這在清朝不算什麼，然而，到了天啟皇帝那裡，似乎成為了不理朝政的典型事件，天啟皇帝喜歡做木工，而且是邊做木工，邊傾耳注聽大臣們上奏的奏摺和文書，他常常說：“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這和清朝皇帝在奏摺中批答“知道了”三個字，完全是一樣的，但是，經過文人的潤筆之後，大家就覺得天啟皇帝似乎更加喜歡做木工，而對朝政則不敢興趣，如果真的對朝政不敢興趣，何必要邊做木工，邊處理政務呢？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說法。

文人對天啟皇帝存有負面評價，這恰恰迎合了清朝皇帝論證其統治的正統性和合法性的需要。

天啟皇帝喜歡做木工，與當時紫禁城的三大殿被毀有關，當時天啟皇帝為了復原三大殿，才特意去鑽研木工的，並不是沉迷於木工而達到幾乎狂熱的地步。

天啟皇帝如果真的昏庸，他不可能在繼承人的問題上表現的那麼明智，天啟皇帝臨死之前，把皇位傳給了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檢，對身後之事，安排的還算妥當，在兄終弟及的情況下，朝局沒有出現大的動盪，也屬不易，反觀，咸豐皇帝在處理繼承人的問題上，則表現出了諸多漏洞，以致釀成了後來的辛酉政變以及慈禧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