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家思想治國是秦始皇留下的政治遺產。在秦國曆史上的很多重要階段，法家人物和法家思想都起到了關鍵作用，比如商鞅變法、韓非用著作征服秦王、李斯協助嬴政統一六國。可見，秦朝的政治是深受法家影響的。

漢武帝時期的治國理念，可以用「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來概括。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霸王道雜之就是儒法並用。

雖然漢武帝開啟了「獨尊儒術」的政治傳統，非常高調地推崇儒家思想和規範，但在治國實操層面，使用的還是法家的手段。所以，秦國開創的法家思想與手段，在漢朝得到了延續。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這句話，是漢宣帝教育太子的話。這位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漢宣帝認為儒家厚古薄今，名不副實，難成大事；而漢元帝的思想傾向於儒家。這招惹得漢宣帝感慨道：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元帝執政後，倒是沒重用儒生誤國，他重用的是宦官。真正用儒家治國的人，是篡漢的王莽。公元8年，王莽接受劉嬰的禪讓稱帝，建立新朝。王莽認為只有回到孔子提倡的周朝，才能實現政通人和。

所以，他當皇帝后，一心復古。在土地所有權方面，他恢復井田制，改天下田為王田；在官制方面，他按照周制更改官名；在國土資源方面，他按照《尚書•禹貢》更改地名；在經濟方面，他更改貨幣，並把鹽、鐵、酒和山林川澤都收歸國有。結果這些舉措統統失敗，國事一塌糊塗。

王莽在中國歷史上是很有爭議的一個人，有的人說他是野心家，篡奪了漢朝的天下欺世盜名；有人說他是書呆子，為人迂腐，不懂變通；還有的說王莽是從現代穿越回古代的人，他的思想太超前不為當時的人接受。

本回答節選自我自己的文章《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始皇帝的遺產》

西漢初年的時候，漢高祖劉邦就對儒家之說不感興趣。聽說六十多歲的老書生儷食其求見，就故意在洗腳的時候見他。

這種態度，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在漢初幾乎斷絕。

而到了漢武帝時期，經過了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社會思想所呈現出的已經是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的局面。

隨著統治階級力量的不斷強大，為更加強化中央集權制度，政治思想上的統一就成為當務之急。

公元前134年，漢元光元年，漢武帝誠懇的下詔，尋求治國良策，45歲的博士董仲舒上奏一本《舉賢良對策》

就是在這一大篇文章裡，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重要的儒家理論，而且把儒家思想與當時的社會需要相結合，並吸收了諸子百家學派的理論，建立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新的思想體系。

在《舉賢良對策》中，董仲舒旗幟鮮明的提出了；“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對於這一點，漢武帝尤為贊同。

在當時的情況下，儒家思想大大維護了漢朝的集權統治，對社會穩定和諧做出了貢獻。

可是，漢武帝在現實政治生活當中，一方面尊崇儒學，另一方面，也一直“霸王道雜之”。

漢武帝時期層出不窮的酷吏們，就是他治國的利劍，也是法家治國的標誌性彰顯。

比如漢武帝欣賞的大臣汲黯推崇道家，再比如法家的張湯，嚴刑峻法，以至於民怨憤騰，但這些人都得到漢武帝重用。

而為了加強漢朝的一統集權，漢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議，頒佈實行推恩令，即允許諸王將自己的土地分給子弟，建立較小的諸侯國，力促諸侯國解體。

另外，漢朝規定；每年八月舉行飲酌大典,諸侯王和列侯要獻“酌金”助祭。

公元112年,漢武帝就以列侯酌金重量成色不足為名,削奪了106個列侯的爵位,以後又以其他罪名廢掉了一些侯國,從此諸侯王格局的問題得到徹底解決,史稱“酌金奪侯”。

後人概括漢武帝所有這些手段和措施，得出結論，認為漢武帝治國，是“儒為其表，法為其裡，濟之以道”。

漢宣帝小的時候，因為家世關係，也算坎坷得很，出生就是劫難，被掖庭令張賀、太監救下，先是養在宮裡的監獄裡，後來是流落民間，再後來進宮、受儒學教育，曾向東海人澓中翁學習《詩經》。

繼位之初，政治上基本承襲前朝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特別在前期，霍光輔政，諸事皆可因循，蕭規曹隨。

而自漢地節二年，霍光去世，漢宣帝開始親力親為，首先，搞掉了腐敗的霍氏集團，在國家的治理上，摒棄儒學一些不切合實際的的治國理念，採用道法合一的治國方針。

漢宣帝的太子劉奭，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這是個綜合素質極強的青年人就竭力勸諫漢宣帝，說陛下您怎麼重用酷吏，以至於國家刑罰太重，民怨很大，而不是去重用儒生治理國家呢？

漢宣帝聽後氣的大聲斥責當時的太子劉奭：“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這段話就是說，我們漢家治理國家精髓，既有王道（儒家），也有霸道（法家），怎麼能是純粹施行仁政、恢復周朝那套呢？而且這些迂腐的儒生不合時宜，喜歡動不動厚古薄今，怎麼能重用他們？

漢宣帝知道太子是善良的，但是，這樣執拗、頑固的治國理念更是可怕、不可救藥的！所以漢宣帝看著太子的身影，一聲長嘆：“亂我家者，太子也！”後來，果然被宣帝所言中。

綜上所述，回到問題中來；“漢武帝獨尊儒術、漢宣帝師從儒學泰斗澓中翁、為何都用法家治國？

漢武帝與漢宣帝兩朝，在治國理念上，基本是儒法並用，兼之以道，所謂以儒家為皮相，打造出仁政的皮囊， 用綱常道德，要臣民通力服從，內裡則以法家為骨骼，嚴刑峻法，暴力統治。糅合進道家的無為學說，緩和階級矛盾，麻醉人們的反抗意志。

這些，才是帷幕後面的本來面目。

用一服川牌就可以形象的說明四川人對這個事情的深層次考慮。

控制人們的思想，方法上有巧取和豪奪兩種。

控制人們的行為，方法上有獎勵和懲罰兩種。

華人對此有自己獨特的表述，叫做“陽”和“陰”，正面的巧取和獎勵方式稱之為“陽”，負面的豪奪和懲罰方式稱之為“陰”。

四川人的川牌則把“陽”的解決方案稱之為“紅點子”，把“陰”的解決方案稱之為“黑點子”。

由於儒家以軟的“紅點子”解決問題為主，人們往往把“紅點子”解決問題稱之為儒家解決方式，法家以硬的“黑點子”解決問題為主，人們也常把“黑點子”解決問題稱之為法家解決方式。

其實採用什麼方式解決問題，並不涉及儒家法家之分，只是為了區分情況，適用何種思維解決問題的方案而已。

川牌分三門，正門、黑點子、紅點子。

正門領頭的，叫做天牌，在正門中最大，但不能對抗黑點子和紅點子。

天牌點數最多，有12點，紅黑各半，說明川牌的權威角色，最大最好的牌，暴力和巧力各半，明事和暗事各半，陽謀與陰謀各半，所以完全的紅點子在川牌的設計理念中，是不能擔任最權威的牌的。

天牌相當於川牌的帝王。

地牌點數第二，有紅點子10點（實際常簡化為兩點），但要受天牌黑點子的約束，類似於川牌的丞相。

黑點子的頭稱之為“黑九”，又叫“臭蟲”，可以視為武士以暴力鎮壓為主的代表。

類似於川牌的太尉，掌管軍事。

紅點子的頭稱之為“紅九”，可以視為文士以循循善誘為主的代表。

類似於川牌的御史大夫，掌管監察。

單純憑正門，黑點子都可以和牌，而單憑紅點子卻永遠不能和牌，這正好可以印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民間俗語。

黑點子與正門互不統屬，則正好印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古話。

整副牌，黑點子佔絕大多數，說明在川人的心目中，強勢的黑點子永遠都佔據優勢，全紅點子的就是地牌和人牌，但黑點子全部要接受紅點子的領導，說明儒家屬於“正門”，領導社會潮流，雖然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仍然要接受帝王黑點子和紅點子的領導，所以正門依次是“天牌、地牌、人牌、和牌”，類似於中央、省、市、縣四級行政單位，而這副牌中，全黑點子的正門“中牌”基本類似於鄉級行政單位，最基層的正門是“么牌”，類似於村級行政單位。

國家治理的理念從紛爭戰國以來，身處大爭之世，法家就一直是最為顯著的顯學。漢朝治國的方略也從秦國時期延續併兼收並蓄，吸取其他有用的理念實踐。

變法圖強，提升國力，改革強軍……從魏國李俚變法到秦國商鞅變法，法家的術、勢、道都在不同國家不同階段得到實踐，直至秦始皇時期韓非子其理論成為集大成者。秦國也因此得以一統六國，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法家的威力和效率無疑在當時是先進而具有實效的，作為英明之主的漢武帝和漢宣帝當然不會不知道。

但是由於秦國二世而亡，秦末紛爭戰爭太過慘烈，楚漢爭霸給當時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歷歷在目下，從漢高祖到竇太后，為醫治戰爭創傷，當政者基本以休養生息為主，文景之治也因此名留史書。所以，道家的無為而治成為一種不錯的選擇。

但是這畢竟只是在戰後一段時間的應時選擇，不可能是長久之計。而且，隨著國家強盛和匈奴的步步緊逼，國家和社會需要進取爭鋒，重新利用法家的鋒芒，凝聚國力，應對內政外交的變革就成為適應歷史發展潮流的方向。

而在漢朝穩定統治天下之後，首要解決的是合法性的問題，同時要避免法家的剛烈威猛，此時董仲舒改革儒家，提出天人感應說和一整套儒家尊卑、法理的治理學說，也滿足了漢武帝王朝的需要，於是兩者得到了合作和互利。

由此，“外儒內法”的治理方略開始展露頭角，從漢武帝到漢宣帝都審時度勢，依法而治，並說是“王霸道雜之”，就是既要懷柔又要嚴厲，並教導後世君主不能偏向仁治的儒家，必須用而不能重用，不然就是走向偏頗。但是承平日久的帝王，總是希望被人讚美，並好大喜功，儒家就日益侵入國家的機體，混亂就不知不覺產生其中。

據說董仲舒提出“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果漢武帝採納董仲舒舒的建議，這麼一件大事《史記，孝武帝本紀》卻不見有記載。漢武帝若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必然十分信認董仲舒，然而正相反，漢武帝極不信任董仲舒，並巧妙地利用董仲舒的學生，差點要了董仲舒的腦袋。《史記，儒林列傳》：

“，，。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漢武帝並非獨尊儒術。而是推崇法家思想。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重立秦始皇創立的誹謗之法，夷族連坐之法，告奸之法。這是中國法治史，乃至華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以腹誹罪處死儒家大師顏異。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群臣屠戮殆盡。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江充，以巫蠱之禍誣陷太子。致使陽石公主被滅門，諸邑公主被滅門，太子劉據被滅門，長公主被滅門，皇后衛子夫被滅門。整個皇族被屠戮殆盡。

漢武帝之行，完美的詮釋了法家思想的真諦——刑不避大夫，近愛必誅。

法家之邪惡、反人類可見一斑。

請邀。中國古代所謂獨尊儒術，其實質是外儒內法。如題目所說，漢武帝獨尊儒術，漢宣帝師從儒學泰斗澓中翁，卻都用法家治國，是因為他們真正學了儒學，而且是敢於帶著質疑學儒學，所以學完就明白，儒學可以用於愚民，把人民培養成奴才，但不能用於治國，治國不能只玩虛禮，不講實效。

儒學經不起推敲質疑。比如孔子要求守喪三年，自己首先就沒做到，母親屍骨未寒就想去季氏家吃酒宴，幸好被陽虎攔住了。

比如孔子推崇“樂”，可演奏樂的人卻被蔑稱為戲子，處於社會的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