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認為“漢後無史”，因為自大漢後，史官的職責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李唐一改史官”君事必書”和“皇帝不閱史”的規矩，帝王把史官記錄歷史事件當成了歌功頌德的工具，就沒有了正史的客觀性和廣泛性！

史官在漢，漢前分工相當明確，內史負責皇帝起居、朝堂、批閱等一切舉止的記錄。民間流傳帝王幸女，史官就在旁記錄！外史負責地方諸事！史官還有很多作用，比如:大史負責新帝登基策命典禮等。我這裡就不一一說了！

歷史是由成功者書寫的，但是也有不懼皇權忠於職守的史官，比如司馬遷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所以，我們讀史研史不能鑽進正史的死衚衕，要宏觀理解歷史事件對人類進步的政治影響，要客觀分析事件的進步作用！

北宋時期的曾鞏，曾說過銘與史的區別，銘只記述人的好，史則好惡無所不記。記銘與記史，都需要正直有道德修養的人來完成，這樣銘與史的可信度還比較靠譜。春秋以前，崇尚道義，有專職的史官，專門負責記載國君諸侯相往來的大事及生活中的重要言行，國君諸侯不得干預，因此，可信度還比較高。戰國以後，封建專制，君權神授，金口玉言，各級官吏臣民，都要屈從於國君皇權，絕對服從。有些皇帝國君，因為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怕影響自己身後的美好名聲，就逼迫指示史官，什麼該記，什麼不該記，什麼該怎麼記，什麼不該怎麼記。因此，後人就得到了這樣結論：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儘管如此，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朝史書，還是應該認真研讀的，畢竟有限的考古發掘是很難還原當時真實情形的。如椽之筆，需有能拿得動的史官來記述，我們呼籲這樣公正無私的史界巨匠，但面對君王官僚的淫威，為生命生計計，我們又能遇到幾個呢？面對浩繁紛雜的史料，我們也只能帶批判性地去研讀，能辨則辨，能信則信，不能辨別可信的，瞭解一下也沒壞處；但切不可像一些所謂的磚家叫獸那樣，在沒有全面去偽存真的情況下，自己尚且帶有疑惑，為了譁眾取寵，抬高自己名號，竟言之鑿鑿，毀忠臣，護奸佞，混淆是非，貽害眾人。

唐朝以前，史官記錄事件還比較真實，但是畢竟皇權至上的時代，記錄皇帝作行肯定還是比較委婉的。

有的皇帝還是比較在乎自己言行舉止，因為這些都是要載入史冊的，但是應該也有被皇帝牢牢控制的史官，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畢竟是皇帝說了算。

唐朝以後，因為唐太宗李世民給開了個好頭，所以史官記錄的東西就開始變得不怎麼可信了。不過歷史這個東西，本來就是給人議論的，這樣才有意思嘛。

一部《二十四史》就可以讓人對中國古代瞭解個大概，是瞭解歷史的入門書。在這二十四本偉大的史書中，有四本個人私自編寫的，另外二十本都是官修。在古代，什麼官都好做，唯獨史官不好做，帝王那些不光彩的事，你是選擇實事求是還是選擇向皇權低頭，篡改歷史？！！

在五代十國時期，史官崔浩奉命編修北魏《國書》，崔浩歷經十年之久蒐集資料，盡述拓跋部早期歷史，詳盡賅備而無所隱晦，卻因為其中記載了許多拓跋鮮卑早期不光彩的歷史，招來了眾多鮮卑大臣的不滿。

崔浩纂修的《國書》遭到了鮮卑貴族的強烈反對，他們把《國書》看成了漢人對鮮卑人的公然挑釁。甚至是對這個少數民族政權的侮辱。誅殺崔浩和其黨羽，成為眾多鮮卑貴族的共同呼聲。

公元450年7月的一天，因為《國書》揭露北魏拓跋部族國之醜惡，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及和崔浩聯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滿門抄斬。牽連三百多人。這就是北魏一朝震動四方的“國史之獄”。

其實，在歷史上還有很多，都是因為史官如實記載皇室不光彩的事情，被殺的例子，這就不一一解說了。史官有著史官的底線，他們往往都是家族式傳承，把史家的精神傳承下去。

但是我們不否認其中有一些被皇帝的強令，修改史書，畢竟成王敗寇。抹黑敵手，把自己臉上摸金也是正常的心理。所以史書中有一些互相矛盾，有漏洞的地方，這些就是沒有如實記載，或者是用自己主觀去記載的結果導致的！

華人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歷史，有“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名言。中國早在炎黃時期就有了用文字記載歷史的傳統，所以至今為止，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成系統、完整的歷史記載的文明古國，對歷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據說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想要研究佛教的歷史，還得到中國來查閱資料。

而談到史書就不能不提編纂史書的人，我們一般稱這些人為史官，最為人們熟知的就是司馬遷了。司馬遷發憤著史記的故事，至今仍在廣為流傳。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王朝是家天下，史官實際上也是為皇帝打工的，但是史官在唐代以前是獨立存在的，皇帝或其他人是不得過問史官的編纂工作。所以中國的史書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但是因為史官只代表一家之言，在某種程度上，史官編纂的史書也代表著官方的態度，而一些不適合出現在正史上面的歷史就會出現在民間野史史書上。

中國的正史總共有二十五本，合成二十五史，記載了從炎黃時期到明朝崇禎皇帝煤山上吊殉國之間的歷史。中國的正史原本只有二十四史，但是民國時期，柯劭忞編纂的《新元史》被正式列入正史之列，與之前的二十四史合稱為“二十五史”。

（還有一種說法是二十五史中沒有《新元史》，而是將《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中，《清史稿》以“史稿”見諸於世，雖然有許多不足之處，但也是一部完整的紀傳體清史，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在學術界通常將《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或加上《新元史》合成“二十六史”）。在記載帝王的史書中，如果是不利於帝王形象的不光彩的事，史官會記載嗎？

在古代，史官分為兩種，一種是專門對皇帝的飲食起居和宮廷生活進行記載的史官，稱為內史，他們主要是對皇帝的一言一行，私人生活，包括後宮進行記載，範圍較小，但是密辛較多。第二種是史館的史官，稱為外史，這種史官是專門對前朝的歷史進行編纂的史官，記載每個朝代的史書都是有新朝代編修的，所以一開始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本是清朝張廷玉寫的《明史》。

在唐太宗以前，史官都是一個獨立的職位，皇帝是不能干涉，甚至不能去看史官的記載的。所以，史官的筆可以將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進行記載，等到朝代更替後，新王朝的史官會將舊王朝史官的記載編修成冊，這就成為了一個朝代的史書。

所以中國歷史上對史書的編訂是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法的，這樣不僅保證了史官的安全，也保證了史書記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但是唐太宗之後，史官這個職位就發生了變化。從夏朝到唐朝皇帝不能干涉史官記載的傳統被打破了。我們都知道，唐太宗是透過玄武門之變，殺死了太子和齊王還有自己的侄子，然後逼迫李淵將皇位傳給自己才當上皇帝的。

唐太宗登基稱帝的方式從古至今都被認為是來路不正，所以唐太宗怕史官將他的行為不加修飾的全部寫進去，他就打破了皇帝不能干涉史書記載的傳統，以武力脅迫史官對自己的記載加以修飾。唐太宗對中國的貢獻我們不能否認，但是他干涉史官記載的這種行為不僅欲蓋彌彰，而且影響了後來的史書編纂。

有了唐太宗開了頭，後世的皇帝們都怕在歷史上留下汙名，紛紛對史官的記載進行干涉，甚至美化、篡改。清朝時期大興文字獄，篡改明朝的歷史，將明朝批評得一無是處，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史書上的明朝都是被清朝統治者妖魔化了的，歷史上的明朝並不是清朝描繪的那樣。好在歷史自會還明朝一個公道，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容不得半點虛假，篡改歷史只能自欺欺人罷了。

唐太宗之後，中國史書上的記載的真實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但大體上還是遵循了以前史書記載的傳統，前朝的歷史是由新王朝來編修。所以今天我們才能看到中國歷史這一美麗、震撼的長篇畫卷。

在古代，史官是獨立的，不受當權者的干涉，史官編修史書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秉筆直書”。就是說不管好壞，史官的工作就是記載真實的歷史，哪怕把刀架在脖子上，也要堅持“說真話”的原則。比如司馬遷，司馬遷受到迫害被漢武帝施以宮刑。但是司馬遷作為一名優秀的史官，還是秉持著這個原則，給後人留下了一本“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

在史書的編纂過程中，難免會摻雜一些史官的個人情感，但是歷史是不能改變的，而且歷史的真真假假其實都在人心。就像《三國演義》，可以說這本歷史小說將作者“尊劉貶曹”的思想牢牢的印在了人們心中。可是最後還是不得不尊重歷史，把天下還給了司馬家族。

在編纂《史記》的時候，司馬遷內心的悲憤可想而知，對漢武帝的憤怒也不言而喻。所以史記中只要涉及到漢武帝的記載，司馬遷都融入了極強的個人情緒，但是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司馬遷描寫劉邦“好酒及色”這種明顯對劉邦的聲譽會造成不利影響的詞，漢武帝也沒有讓司馬遷改掉。

董狐是春秋時期晉國的一個史官，晉靈公繼位後，不但在政治方面表現幼稚，而且為人非常驕橫無禮。有一次，因為廚子做出來的熊掌不符合他的口味，他直接殺了廚子。趙盾屢次勸諫，晉靈公非但不聽，還要殺趙盾。趙盾於是逃出了都城，想要出國避難，但是趙盾的同族舉兵殺死了晉靈公，另立晉成公為王，又將趙盾叫回來。董狐認為晉靈公的死，趙盾應該負主要責任，於是他在史書上直言不諱的寫上“趙盾弒其君”，趙盾聽聞，大為吃驚，趕緊去向董狐解釋，可是董狐沒有聽他的解釋，還是在史書上記下了這件事。

那麼，古代有沒有當權者與史官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呢？

當然是有的，沒有誰不願意自己青史留賢名。不管是君主還是大臣，亦或是普通人，都希望在史書上自己是一個忠君愛國的賢德之人，但是有時候自己做的事被史官記載下來了怎麼辦？要麼就像趙盾一樣認命，要麼就像漢武帝一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極端的方法就是與史官發生激烈的衝突。

像司馬遷，雖然對劉邦和漢武帝都有負面的描寫，但是秉承著一位史官的公正心，漢武帝在司馬遷的筆下雖然沒多少讚美的詞彙描寫，但是對漢武帝的功績都做了記載，並加以肯定，所以漢武帝跟司馬遷並沒有發生衝突。

在趙盾事件上，由於董狐的堅決不退讓，加上趙盾是一個賢德的人，只好對董狐的記載發出“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的長嘆，所以有了“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的說法。後世的史官都已董狐為榜樣。但是如果碰見一個殘忍的當權者，史官還要記載他的惡事，那雙反就會不可避免的要產生激烈的衝突了。

春秋時期，崔抒與齊莊公發生了矛盾，崔抒藉機殺了齊莊公，另立齊景公為國君，自己做了宰相。對此，齊國的史官記載：崔抒弒其君。崔抒不想再歷史上留下罵名，於是殺死了齊國的史官。因為古代的史官是世襲的，並不是由君主任命，所以齊國史官的兒子接替了父親，仍舊在史書上記載：崔抒弒其君。崔抒又將他殺了，然後史官的弟弟又記載了崔抒弒君的歷史，又被崔抒殺了。之後史官的小弟弟仍舊在史書上記載崔抒弒君的歷史，崔抒這才明白史官是殺不絕的，歷史也是不能隱瞞的，於是就放棄了。

崔抒當時的權力連國君都可以殺死，卻拿史官毫無辦法，足可見中國的史官有多麼崇高了。正是因為這些史官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捍衛歷史的尊嚴，所以今天中國才有這麼多的公正、真實的史書。就算當權者對自己進行美化修飾，但是別忘了，除了正史，還有別史、雜史和民間的野史。當權者能對史官下手，卻堵不住老百姓的悠悠之口，與其承擔迫害史官、影響歷史真實性的罵名，倒不如坦然地接受史官的記載，反正歷史終究會還自己一個真相，這就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中國的正史、雜史、野史等史書共同組成了中國歷史的燦爛畫卷，讓今天的我們仍然能領略到古代的輝煌。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認真的學習歷史的經驗，深刻的吸取歷史的教訓，我們才會有光輝美好的未來！

在唐朝以前史官用自己的眼光記錄下大事，放入太廟中，如果王朝破滅，下一個王朝將取出記錄開始編寫上一個朝代的歷史。這真的是中國古人偉大的智慧。史官的記載，可以不被當權者所掌控，當權者理論上也不能看。當權者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史官記錄了自己什麼所以當權者為了自己名聲好聽，做壞事也要想盡辦法。如：晉國趙盾，為了避免弒國君的罵名。在弒君前夕，出走外國，讓手下殺人。但他還沒來得及出國，手下就迫不及待的幹掉國君。史官毫不猶豫的記錄下來：趙盾弒國君。趙盾找到史官，說不是他殺的。史官懟他：人是你的手下，國家領導是你，國君死亡責任在你。趙盾大哭，說遲早趙家會因為這事滅亡。果真趙氏後來滅族。還有很多春秋史官的故事非常精彩。如三代人，為了記載大臣弒君，被殺了2代人，最後一個幾歲小孩記錄了，大臣弒君的故事。

但史官的偉大被一個唐朝皇帝給滅絕了。諷刺的是這個國君在現在電視劇還是非常正面的，他就是李世民。李世民殺死兄弟，逼皇帝退位，霸佔弟妹。他怕史官寫他的這些醜事，強行要求史官開啟太廟，檢視記錄，殺死剛正不阿的史官，另用馬屁小人改寫歷史，放入太廟。從此史官風骨不再，史書被當權者所篡改。

就這一點，李世民就是一個千古罪人。

諷刺的是唐朝以前基本上沒有野史，唐朝以後，正史，野史，滿天飛。忠奸再也分不清楚了。

中國的歷史傳錄者，自古以來就有“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最感人的例證是春秋時對齊國“崔杼弒君”事件的落筆，作為長兄的太史公因此被殺，其弟仍堅持兄長的結論，再被殺，三弟記錄不變。迫使崔杼只能仍之。這種不畏權貴，照實記錄的傳統，是中國史學最可寶貴的優秀品質，由此，給後人留下了一份比較客觀公正的歷史資料，經驗或教訓留給後人以作借鑑。中國著名的《二十四史》中，只有《魏書》被指責是“穢書”，原因正是作者魏收違背了“直書”傳統，出現不少“曲筆”，歪曲了事實真相。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視歷史傳承的民族，其史書的價值，正在於實事求是。事實清楚，是非交給後人評述。以事實為依據的歷史教訓才是可貴的。

為王者諱，為尊者諱。這是所有史官們在記錄帝王將相生平時的金科玉律。因為他們記錄的已經不是歷史了，而是用來維護統治者尊嚴的教科書。

就說《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吧！劉邦的身世就頗為傳奇。劉邦的母親在地裡幹活，一聲炸雷，劉邦的父親扭頭一看，只見一條龍附在劉母身上。

為了讓“真龍天子”的誕生有個根據，司馬遷這個“太史令”也不惜枉顧事實，編造謊言。更不用說那些記錄帝王起居錄的太監了。

以離我們最近的清朝為例:

皇太極自幼即受努爾哈赤鍾愛，“甫三齡，穎悟過人，七齡以後，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煩指示，即能贊理，鉅細悉當；

及長，益加器重。太祖以上為大貝勒，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共理機務，多所贊畫，統軍征討，輒侍太祖偕行，運籌帷幄，奮武戎行，誅攜及叛，所向奏功，諸貝勒皆不能及；

又善撫億眾，體恤將卒，無論疏戚，一皆開誠佈公以待之，自國中暨藩服，莫不欽仰。上凡遇勁敵，輒親冒矢石，而太祖深加愛護，每諭勿前往。

時帝業肇興，大勳將集，聖心默注，人望攸歸。”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去世，嶽託、薩哈廉貝勒告其父代善：“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大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眾皆悅服，當速繼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協，其誰不從”，遂與諸貝勒議定立皇太極為君。(乾隆《清太宗實錄》)

而順治《清太宗實錄》對此卻記為：“三歲時輒能記憶，至七歲，太祖託以內事，不煩太祖規畫，自能料理。”

太祖卒後，姚託、查哈量“告其父大貝勒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此大事，宜早定，今皇太極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眾皆悅服，即可繼立大位。大貝勒雲：吾亦思及於此，汝等之意，正合我意。”遂議立皇太極。

兩相比較，乾隆之《清太宗實錄》確有不少失實之處。另外，由於《清實錄》分量太大，在編寫繕錄過程中，難免有誤書，讀時也需注意。

歷史記載中的水分太多，個人因素太多，帝王的政治需要影響太大。作為愛好者可以一笑了之，但是對於研究學者來說，就要進行甄別，去偽存真了。